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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祸

此条目介绍的是一个偏见用语。关于衍生同名版画，请见“黄祸图”。关于同名政治小说，请见“黄祸 (小说)”。

“黄祸”（英语：Yellow Peril）又称“黄祸论”，是一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隐喻，将东亚人物普遍述为对西洋世界的威胁。[2]批评人士指它是新帝国主义时期伴随诞生的产物，将侵略东方作为合理化的新帝国主义思想的支流。[3]

1899年漫画《黄祸的辉煌》，该种族主义漫画描绘了一个反殖民主义的清国男子站在一个被杀死的白人妇女身边，这个妇女代表了西洋世界。[1]

作为来自东方世界的一种心理文化威胁，对黄祸的恐惧不是针对某一个民族或国家，在有时是种族性地针对整体的黄种人。作为仇外心理的一种形式，黄祸是对东方非白人的莫名恐惧，在美国作家洛斯罗普·斯托达德的作品《反对白人世界霸权的有色人种浪潮》中呈现。[4] 19 世纪后期，俄罗斯社会学家雅克·诺维科夫在文章“Le Péril Jaune”中创造了“黄祸”这个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执笔草稿，然后由画家赫尔曼·克纳克富斯（德语：Hermann Knackfuß）完成了著名版画“欧洲各国家，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以此鼓励各国去入侵、征服和殖民。[5]德皇利用黄祸的种族意识形态，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描绘成亚洲种族对西欧白人的威胁，指中国和日本将结成联盟，然后征服及奴役西洋世界。[6][7]

汉学家梁永辉是这样解释这个词的起源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黄祸（有时是黄色恐怖或黄色幽灵）这个词表达了西方对性的焦虑，对异族他者的恐惧，以及像斯宾格勒那样相信西方将被东方超越和将被其奴役的信念。[8]学者吉娜·马尔凯蒂（Gina Marchetti）认为白人对东亚人的心理恐惧是植根在中世纪时蒙古入侵欧洲所产生的恐惧。黄祸结合了对异族文化的种族主义恐惧、性焦虑，以及相信西方将被东方黑暗的神秘的力量包围，并将不可抗拒地被压倒的信念。[9]因此，西洋为了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将黄祸思想扩大到日本人民。此外，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作家们将黄祸思想发展成种族主义式的叙事主题，特别是在入侵文学、冒险小说和科幻小说等讲述种族冲突的类型中特别常见。[10][11]

起源

黄祸的种族主义和文化刻板印象起源于19世纪后期，当时清国工人大量移民至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纽西兰。由于当时部分华工同意以低于当地白人的工资工作，这激起了部分白人对华人社区的种族主义反弹。[12][13]

德意志帝国

 
版画“欧洲各国家，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自1870年以来，黄祸的恐惧在欧洲和北美盛极一时。[14]在中欧，东方学家兼外交官马克斯·冯·巴兰德建议德皇威廉二世殖民清国。[15]因此，德皇使用黄祸（Die Gelbe Gefahr）这个词来合理化对清国的殖民行为。[16]1895年，德、法、俄三国干涉了马关条约的签订，迫使胜出甲午战争的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这行为成为其后日俄战争的导火线，而当时德皇正是使用种族主义来号召反对黄种人。[17][18]

此外，德皇使用赫尔曼·克纳克富斯的版画“欧洲各国家，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来向其他欧洲君主传达他的地缘政治思想，并将德国描绘为欧洲的领导者。[19][20]在政治上，德皇威廉二世相信即将会在20世纪爆发决定全球霸权的种族战争。[21]

俄罗斯帝国

 
1905年由英国杂志《Punch》所发表的卡通“黄祸”，值得注意的是遭到“黄祸”威胁的俄国被描绘成了野蛮的奴隶者，而英国的盟友日本则是散发正义之光的女神形象。

19世纪后期，清国根据《伊犁条约》收复了东干起义后俄罗斯占领了十年的伊犁河流域东部地区。[22][23]当时，西洋诸国的一些媒体借此宣扬清国是一个崛起的军事强国，并利用黄祸意识形态来激起种族主义恐惧，把清国描绘成会将征服澳大利亚等西方殖民地。[24]

当时俄罗斯帝国的作家们表达了对“拔都入侵”或“蒙古浪潮”的恐惧。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将日本人和中国人结合成“泛蒙古人”，指他们会将征服俄罗斯和欧洲。[25][26][27]俄罗斯象征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也是这样认为。[28][29]探险家弗拉基米尔·阿尔谢尼耶夫的作品也说明了沙皇俄国对“黄祸”的敌意。这种恐惧一直持续到苏联时代，导致苏联集体流配国内的韩国人[30][31]，当地清国人也同时遭池鱼之殃，据资料显示1938年在海参崴的清国人除遭到驱逐外，有人被控非法越境而遭判刑劳改，更有人以间谍罪被处决[32][注 1]。

阿尔谢尼耶夫在1914年的专著《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中，把三个东亚民族（韩国人、清国人和日本人）描述为单一的“黄祸”，批评他们移民到俄罗斯。指他们“猛攻”乌苏里地区。[33]

加拿大

曾有多达17 000名清国工人到达加拿大，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当时工作条件极为恶劣，工资低却从事最危险的建筑工作。[34]许多华工因此死亡。事故的受害者没有得到适当的葬礼。大部分遗体被埋入铁路，遇难华人家属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甚至没有收到死亡通知。许多幸存者没有足够的钱回到他们在清国的家。[35]因为华工人数渐多，加拿大议会在1885年通过1885年华人移民法案，向每个进入加拿大的中国人征收人头税。1923年更通过1923年华人移民法，完全禁止所有来自清国的移民。[36] 直到2006年加拿大才为当年华人受到的待遇正式道歉。[37][38]

美国

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主要以“东亚病夫”、“大国崛起入侵”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发展各自的黄祸论基础，由其以华人分布最多的加州最为兴盛，并因此衍生出了相关的文学叙事，用以具体描述这种对于种族的恐慌症与产物，论述野蛮与文明之间的种族对立战争，创造出想像化的东方社群。[3]

1878年，美国作家阿特威尔‧惠特尼（Atwell Whitney）发表了《杏仁眼：大煽动家；一个当代故事》（Almond-Eyed: The Great Agitator; a Story of the Day），反映的是局部化于加州的恐华症。故事里，一对白人父子—宣教师的父亲认为可以丰收华人的灵魂、儿子则思利用华人的廉价劳力—为一个健康的加州小镇引进大批移民，结果带来了毁灭，位于山丘上的唐人街藏污纳垢，病毒流向白人区，而唐人开的鸦片烟摊则毒害白人儿童。

Robert Wolter于1882年所写的《西元1899年华人攻占俄勒冈与加州简史（A Short and Truthful History of the Taking of Oregon and California by the Chinese in the Year 1899 A.D.），描绘满族为主的八旗军率海军舰队, 与当地的华人移民里应外合地攻打旧金山。有人批评本书作者借此煽动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从而让其产生一种“华人移民都是间谍”的思想。

不过由于1882年排华法案的出现，以至于这种文学叙事在历史的现实效力被削弱了，美国人开始转化成为强势反侵略的一方，将华人和其他黄种人住民进行近乎种族隔离的政策。

1898年，美国的黄祸论作家门铎（Oto Mundo）又抛出了《光复沦陷的大陆：一个中国入侵的故事》（The Recovered Continent:A Tale of the Chinese Invasion），预测至1933年大清帝国被革命政权推翻，新政权先侵夺了英属法属的东南亚、然后进军俄国，决战发生在东欧与地中海，正是蒙古军西征抵达之地，随后欧洲被并吞，最后轮到美国。在此一作品当中，作者认为如果华人也受了外来的人种(如白人或日本人等高级人种的领导进行侵略，华人庞大的人口基数将会使得西洋毫无招架之力。

1949年，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莱因写了一本名为《第六纵队》（Sixth Column），描述美国被中日两国的泛亚势力征服，他们在此之前已并吞了苏联与印度，如今将美国人沦为奴隶，把他们的活动限制于“工作、食物、宗教”三项，出版物禁止用英语印刷，对叛乱采取血腥镇压，美国人有一次起义失败，被屠杀十五万人。黄种征服者以优越种族自居，被征服者在背后则称他们为“扁脸”、“斜眼”、“猴童”。只有一个在洛矶山脉的秘密科研站逃避了占领军的侦察，其人员用磁轨炮进行反击，而且他们能将其调整为只杀死黄种人。[3]

1854年，作为《纽约论坛报》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发表了《华人移民到加州》的社论，支持禁止支持将华人工人和华人进入加州。格里利并没有使用“黄祸”这个词，但是把抵达的苦力与非洲奴隶进行比较。 他赞扬了抵达中国人中为数不多的基督徒，并继续说：

"They are uncivilized, unclean, and filthy beyond all conception, without any of the higher domestic or social relations; lustful and sensual in their dispositions; every female is a prostitute of the basest order; the first words of English that they learn are terms of obscenity or profanity, and beyond this they care to learn no more. "


“他们是超乎想像的不文明、不洁和肮脏，没有任何更高的家庭或社会关系。他们的性情好色和淫欲，每个女人都是最卑鄙的妓女，他们学习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是淫秽或亵渎的术语，除这些词外，他们不会再关心学习。”

——纽约每日论坛报，中国移民加州，1854年9月29日, p. 4.[39]

在187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州，尽管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允许非技术工人从中国移民到美国，但本土白人工人阶级要求美国政府停止那些“肮脏的黄色部落”的移入，因为他们认为华人正在夺取本土白人的工作，这种情绪在经济萧条时期间尤其常见。[40]在洛杉矶，“黄祸”的思想引发了1871年洛杉矶华人大屠杀，其中500名白人男子在唐人街隔都对20名华人实行私刑。[41]在整个1870年代和1880年代，加利福尼亚工人党的领袖丹尼斯·吉尔尼都活用黄祸意识形态，来应对媒体、资本家、政治家和清国工人，[42]并都会以“无论发生什么，中国人都必须走！”来结束他的演讲。[43][44]

与当时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一样，美国的部分大众媒体视亚洲人为具有文化颠覆性，指他们的生活方式纵会削弱美国的共和主义。在种族主义的政治压力下，国政府制定了《美国排华法案》，完全禁止华人移民，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45]而这法律是目前唯一一个完全针对一个特定族群的的美国法案。[46][47]此外，美国的大众媒体仿效德皇威廉二世，大量采用“黄祸”一词，将日本视为军事威胁，并用来描述许多来自亚洲的移民。[48]

义和团暴乱

主条目：义和团运动
 
德皇威廉二世将黄祸意识形态作为德意志帝国和欧洲帝国主义在清国殖民的理由。
 
黄祸仇外心理源于义和团在义和团运动期间（1899 年 8 月至 1901 年 9 月）为将所有西洋人驱逐出清国而发动的武装起义。

1900年，清国境内愈演愈烈的极端排外的义和团运动进一步加深了白人对东亚人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义和团是一个打著所谓“扶清灭洋”的极端组织，他们将当时所有问题归咎于西洋和西洋文明（无论是不是有益处），义和团杀死在清国的外国人和清国基督徒或被西化的人来所谓的“拯救”国家。[49]

西洋诸国的看法

当时声称要为被杀害的西洋人报仇雪恨。[50]对此，英国、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了八国联盟，并派出一支多国联合远征军，以保护驻京使馆及侨民为名，占领北京。[51]

义和团在中国对外国人实施暴行的消息，激起了西洋世界，尤其欧洲和北美的黄祸种族主义。在清国发生的事件，被视为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种族战争。[52]

俄罗斯帝国的媒体以种族主义和宗教术语，将义和团运动描述为：神圣的白种人俄罗斯与异教黄种人清国之间的文化战争。新闻界引用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恐华诗〉，进一步支持黄祸论。[53]俄罗斯贵族要求对亚洲威胁采取行动。亲王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敦促俄罗斯帝国和其他欧洲君主国共同瓜分中国，结束基督教世界的“黄祸”。[54]因此，作为对义和团运动的回应，在1900年7月3日俄罗斯将所有华人驱逐出海兰泡。 7月4日至8日，沙皇警察、哥萨克骑兵和当地自卫队在阿穆尔河杀死了数千名清国人。[55][56]

各国的后续反应

1900年7月27日，德皇威廉二世发表了“匈奴演说”，号召德军在清国展开无情的报复行动，要求像士兵要像“匈奴人”一样行事和对清国人。

"Kommst ihr vor den Feind, so wird derselbe geschlagen! Pardon wird nicht gegeben! Gefangene werden nicht gemacht! Wer euch in die Hände fällt, sei euch verfallen! Wie vor tausend Jahren die Hunnen unter ihrem König Etzel sich einen Namen gemacht, der sie noch jetzt in Überlieferung und Märchen gewaltig erscheinen läßt, so möge der Name Deutscher in China auf 1000 Jahre durch euch in einer Weise bestätigt werden, daß es niemals wieder ein Chinese wagt, einen Deutschen scheel anzusehen!"[57]:14


“走向敌人的前面，然后痛击他们！不饶恕！不收俘！谁落到你手中，就任凭你们处置，就如同千年前，在匈奴王阿提拉领导下为自己赢得了名声，这仍然还在广泛地口耳相传著和成为故事，他们仍然在传统和童话中里看起来很强大，愿德国的名留在中国千年间，从此没有中国人再敢掂量对德国人斜眼以对！”

碍于外交的公众形象，外交部出版的版本中删去了德皇呼吁种族主义的内容。德皇对外交部的审查感到恼火，自己发表了未经删减的匈奴演说，[58]德皇命令远征指挥官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在清国展开报复，因为清国人“生性懦弱，像狗一样，但也很狡猾”。[59]同一时候，德皇最好的朋友菲利普·楚‑奥伊伦堡‑赫特费尔德写信给另一位朋友，说德皇要夷平北京，杀戮民众，为德意志帝国驻华大使克林德报仇。[60]

一位当时在清国的澳大利亚人说︰[61]

“中国人的未来是一个可怕的问题。看看北京街头的可怕景象……看看他们裹在身上的肮脏破烂的破布。 在他们经过时闻一闻。听到他们无名的不道德行为。目睹他们无耻的下流，并在想像如果他们出现在你倒自己的人民中....呃！这让你不寒而栗！”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is a fearful problem. Look at the frightful sights one sees in the streets of Peking ... See the filthy, tattered rags they wrap around them. Smell them as they pass. Hear of their nameless immorality. Witness their shameless indecency, and picture them among your own people — Ugh! It makes you shudder!"

英国海军上将罗杰·凯斯回忆说︰[62]

"Every Chinaman ... was treated as a Boxer, by the Russian and French troops, and the slaughter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in retaliation, was revolting"


“每个中国人……都被俄罗斯和法国军队当成义和团对待，他们为了报复而屠杀男人、女人和儿童，这令人反感。”

美国传教士卢埃拉·迈纳 (Luella Miner)说：[63]

"The conduct of the Russian soldiers is atrocious, the French are not much better, and the Japanese are looting and burning without mercy. Women and girls, by the hundreds, have committed suicide to escape a worse fate at the hands of Russian and Japanese brutes"


“俄罗斯士兵的行为残暴，法国人也好不了多少，日本人肆无忌惮地抢劫和焚烧。数百名妇女和女孩为了逃避落入俄罗斯和日本的手中而自杀。”

当代西洋观察家对德国、俄罗斯和日本军队的批评最为严厉，因为他们冷酷无情，愿意肆意处决不同年龄和背景的清国人，有时甚至烧杀整个村庄的人口。[64]美国人和英国人付钱给袁世凯和他的军队帮助联军镇压义和团。 联军攻占北京后，袁世凯的军队在直隶省和山东省剿灭了数万名义和团成员。

1900年9月27日，德国陆军元帅瓦尔德西远征清国，在八国联盟击败义和团叛乱后，他向清国北方发起了75次惩罚性袭击，搜寻并摧毁了剩馀的义和团。1900年11月1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国会批评德皇对清国的攻击，指这对德国来说是可耻的。

"No, this is no crusade, no holy war; it is a very ordinary war of conquest ... A campaign of revenge as barbaric as has never been seen in the last centuries, and not often at all in History ... not even with the Huns, not even with the Vandals ... That is not a match for what the German and other troops of foreign powers, together with the Japanese troops, have done in China.[58]:97"


“不，这不是十字军东征，也不是圣战； 这是一场非常普通的征服战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从未见过如此野蛮的复仇运动，在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即使是与匈奴人，甚至与汪达尔人也无法与德国和其他列强军队在中国所做的事情相提并论。”

德皇命令远征军指挥官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陆军元帅表现得野蛮，因为清国人生性懦弱，像狗一样，而且很狡诈。德皇最好的朋友，欧伦堡亲王菲利普写信给另一位朋友，称德皇想要夷平北京并屠杀民众，为德意志帝国驻华公使克莱门斯·冯·克特勒男爵被杀报仇。只有八国联军拒绝解决公使馆围困的野蛮行径将北京的清国民众从德意志帝国建议的屠杀中拯救出来。1900年8月，一支由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和美国士兵组成的国际军事力量占领了北京，而德国军队已抵​​达该市。[65][66]

文化上的恐惧

 
在《十九世纪的基础》（1899）一书中，张伯伦为泛日耳曼主义和20 世纪初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了纳粹德国的种族政策[67]。

清国越演越烈的排外民族主义，使到白人种族政治家感到文化上的恐惧，他们呼吁白人团结起来，反对来自“遥远亚洲威胁西洋文明的非白人他者”。

1900年7月，德国知识分子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在评论第二次波耳战争及义和团运动时，给出了一个评论，并且透露出文化上的恐惧，他说︰“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件事，英国人和荷兰人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继续互相残杀是犯罪的行为，因为巨大的黄色危险正笼罩著我们白人，并威胁著毁灭我们白人。”[68]在《十九世纪的基础》（1899）一书中，张伯伦为泛日耳曼主义和 20 世纪初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了纳粹德国的种族政策[67]。

“白人种族灭绝”理论

达尔文主义式的种族威胁

奥地利哲学家克里斯蒂安·冯·厄棱费尔是黄祸论的大力鼓吹者，他提出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正处于达尔文式争夺地球统治的种族斗争中，而黄种人正在赢得这场斗争。他又说中国人是“劣等种族”，他们的东方文化缺乏“所有潜力，包括决心、主动性、生产力、发明和组织才能...而这些都只是西方白人文化才有的。”[69]

不过，尽管厄棱费尔把亚洲人归纳成身体上及精神上都无能的刻板印象，但他还是称赞了当时的日本是一流的帝国军事强国。他认为日本人与“基因优越”的中国女性进行选择性育种会产生“健康、狡猾、苦力”的种族。厄棱费尔的种族主义要点是，如果亚洲征服了西方等于白人种族灭绝，欧洲大陆被基因优势的中日军队征服。[69]

一夫多妻的父权制

他认为，要解决东西方之间的人口数量失衡问题，他提议彻底改变基督教西方的习俗，当中的重点是取消一夫一妻制，而改成一夫多妻制。他认为一夫一妻制是白人至上主义的障碍，因为这限制了“基因优越的白人男性只能与一个女性生育孩子”，而亚洲的一夫多妻制给了黄种人更大的生殖优势。因此，国家通过一夫多妻制来控制人类的性行为，以确保持续繁殖基因和数量上优越的白种人[69]。

在这样一个父权制社会中，只有可靠遗传性的高地位白人男性才有合法的生育权，以及他负担得起的生育妻子的数量，因此要确保只有“社会赢家”在他们的种族种姓内生育。尽管在他的提议中，男性可以一夫多妻制，但白人女性在法律上仍然是一夫一妻制， 她们的生命致力于妻子和母亲的生育功能使命。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将在公共军营中居住和过著日常生活，她们在那里共同抚养许多孩子。 为了履行她对国家的生育义务，每个女人都被分配了一个丈夫，只是为了生育性行为。在他的世界观里，白人至上主义的社会工程将从性行为中消除了浪漫的爱情（婚姻），从而减少了男女性关系，变成机械生产的交易。[69]

种族战争

为了结束黄祸对西洋世界的威胁，冯·埃伦费尔斯提出了西洋各国之间的白人种族团结，以便在种族冲突在军事上变得不可行之前，共同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征服亚洲。然后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种族等级制度，以世袭种姓制度的形式组织起来，以亚洲每个被征服国家的白人种族为首，雅利安白人寡头政治将形成、居住并领导亚洲的种族种姓。统治阶级、军队、知识分子；在每个被征服的国家，黄种人和黑种人都将成为奴隶，这是全球种族等级制度的经济基础。[70]

冯·埃伦费尔斯在20世纪初提出的雅利安社会，将在西洋世界遥远的未来，在击败黄祸和其他种族控制地球后实现，因为雅利安人只会响应命令当蒙古浪潮拍打着他的脖子时，他开始了性改革。冯·埃伦费尔斯将日俄战争（1905年）中日本的军事胜利描述为亚洲人对白人的胜利，基督教的“文化失败”表明为了西洋人类种族的继续存在，绝对有必要进行激进的性改革……（白人种族生存问题）已从讨论的层面上升到科学证明的事实的水平。”[70]

各国的“恐黄”心理

德国和俄国

从1895年开始，威廉皇帝利用黄祸意识形态将德意志帝国描绘成西洋抵御东方征服的捍卫者。在推行旨在将德国建立为主导帝国的世界政治政策时，德皇操纵了自己的政府官员，公众舆论和其他君主。德皇在给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封信中说：“开拓亚洲大陆、保卫欧洲免受黄种人的入侵，显然是俄罗斯未来的重大任务。”

 
欧洲人对黄祸的集体记忆包括蒙古人在莱格尼察展示西里西亚公爵亨利二世的断头。

作为他的表弟，威廉皇帝知道沙皇尼古拉斯也有他的反亚裔主义，并相信他可以说服沙皇废除法俄联盟（1894年），然后组建德俄联盟来对抗英国。在追求德意志帝国世界政治的操纵性追求中威廉二世故意使用黄祸口号不仅仅是个人特质，而且符合他统治下德国外交政策的总体模式，即鼓励俄罗斯的远东冒险，后来又在美国和日本之间挑拨离间。威廉二世的黄祸宣传不是实质，而是形式，扰乱了威廉大街的官方政策。”[71][72]

蒙古人在欧洲

19世纪，黄祸意识形态的种族和文化刻板印象使德国人将俄罗斯视为一个更像亚洲而非欧洲的国家。欧洲民间对13世纪蒙古入侵欧洲的记忆使“蒙古”一词成为 “残酷的亚洲文化和对征服的贪得无厌”的文化同义词，蒙古游牧部落领袖成吉思汗尤其体现了这一点。

英国

虽然所谓的中华文化在18世纪的英国受到一小部分人推崇，但到了19世纪，鸦片战争导致了对清国人的刻板印象，华人视为是具有威胁性的扩张主义敌人以及腐败堕落的人。不过，流行的黄祸种族主义也有例外。1890年5月，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批评澳大利亚的反华移民法惩罚了他们努力工作的美德（勤奋、节俭和正直），而不是惩罚了他们的恶习（赌博和吸食鸦片）。[73]

文化锤炼

1904年，在一次有关日俄战争的会议上，爱德华七世国王听到德皇抱怨黄祸是威胁基督教世界和欧洲文明的最大危险。如果俄罗斯人继续让步，黄种人就会在二十年后占领莫斯科和波森。德皇批评英国与日本一起对抗俄罗斯，并表示其动机是“种族叛国”。爱德华国王说他“看不到这一点。日本人是一个聪明、勇敢和侠义的民族，与欧洲人一样文明，他们与欧洲人的区别仅在于皮肤的色素沉着”。[74]

 
与德国皇帝不同，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并没有将日本视为日俄战争中的黄祸。(1904–05)

英国首次使用“黄祸”一词是在《每日新闻》（1900年7月21日）的报道中，将义和团运动描述为最严重形式的黄祸。当时英国人的恐华症，即对中国人的恐惧，并不包括所有亚洲人，因为英国在日俄战争中站在日本一边，而法国和德国则支持俄罗斯；而威廉船长的报告 帕金纳姆“倾向于将俄罗斯描绘成他的敌人，而不仅仅是日本”。[73][75]

关于西洋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恐华症，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雷林在《黄祸：傅满洲博士与恐华症的崛起》(2014)中指出：[76]

20世纪初期，英国充斥着厌华情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杂志、小报和漫画等都散布着清国摧毁西洋的残酷野心的故事。 这位犯罪头目（他的“狡猾的黄脸被薄唇的笑容扭曲”，梦想着统治世界）已成为儿童出版物的主要内容。1911年，《英格兰的华人：一个日益严重的国家问题》在英国内政部发表了一篇文章，警告称“一场巨大而剧烈的世界末日将决定谁将成为世界的主人，是白人还是黄种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电影院、戏剧、小说和报纸都播放了“黄祸”密谋腐蚀白人社会的景象。1929年3月，伦敦中华民国公使馆临时代办抱怨说，在西区上演的不少于五部戏剧以“恶毒和令人反感的形式”描绘了中国人。

道德恐慌

伦敦莱姆豪斯区（具有大量清国元素）在英国大众的想象中被描绘成道德败坏和罪恶的中心，即卖淫、吸食鸦片和赌博。根据历史学家安妮·威查德的说法，许多伦敦人认为英国华人社区，包括三合会黑帮，“正在绑架年轻的英国妇女，并将其卖为白人奴隶”，这在西洋流行文化中是“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保卫领土法》被修改，将吸食鸦片作为“道德败坏”的证据，应被驱逐出境，这是将华人社区成员驱逐到清国的合法法律。这种道德恐慌部分源于这样的社会现实：英国妇女通过战争生产工作实现了经济独立，这使得她们（除其他外）享有性自由，这是对父权社会的文化威胁。威查德指出，“工薪阶层女孩在莱姆豪斯与中国佬交往”和“新人在苏豪区酒馆带领军官误入歧途”的故事助长了道德恐慌。[77][78]

澳大利亚

 
白澳政策源于反亚裔情绪的增长，这种情绪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达到顶峰。图为：墨尔本潘趣酒（约1888年5月）
 
黄祸被用来证明白澳大利亚政策的合理性，该政策将深色皮肤的美拉尼西亚人排除在移民澳大利亚之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黄祸的恐惧是寻求在澳大利亚大陆建立国家和社会的白人的文化特征。对非白人的种族主义恐惧是入侵文学小说中常见的主题，例如《黄潮：亚洲人入侵澳大利亚的浪漫史》（1895年）、《有色人种的征服》（1904年）、《中国的觉醒》（1909年） 、《愚人的收获》（1939）。这种奇幻文学的特点是亚洲人入侵澳大利亚“空旷的北方”，那里居住着澳大利亚原住民，即非白人、本土的他者，白人移民与他们争夺生存空间。记者兼劳工领袖威廉·莱恩在小说《白还是黄？：公元1908年种族战争的故事》（1887）中说，一群中国人合法抵达澳大利亚，侵占白人社会并垄断产业，剥削白人。 澳大利亚“空旷的北方”的自然资源。[79]

白人民族

作为19世纪的澳大利亚入侵文学，历史小说《白色还是黄色？》（1887）呈现了威廉·莱恩的种族主义和左翼政治，描绘了澳大利亚受到黄祸威胁的情况。在不久的将来，英国资本家操纵澳大利亚法律体系，然后立法让中国工人大规模移民澳大利亚，不顾对澳大利亚白人社会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英国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操纵导致社会冲突（种族、金融、文化、性）升级为争夺澳大利亚控制权的种族战争。

小说《白种人还是黄种人》叙事中的黄祸种族主义？证明澳大利亚白人杀害清国工人是为了控制澳大利亚而采取的防御性、生存性反应。关于白人种族替代的故事引起了人们对劳工和工会领导人利用来反对清国工人合法移民的担忧他们将其解释为对白澳大利亚的种族、经济和道德威胁。亚洲的放荡主义威胁着白人基督教文明，而郎的主题则以混血为代表。对种族替代的恐惧被表现为对澳大利亚人中白人种族团结的非政治呼吁。[80]

在文化上，黄祸入侵小说表达了白人对亚洲男女贪婪性欲的性恐惧主题。这些故事描绘了处于性危险中的西洋少妇，通常是通过吸食鸦片在感官和道德上的释放来诱奸。在入侵文学的父权世界里，跨种族性关系对于白人女性来说是“生不如死的命运”，从此成为白人男性的性贱民。在1890年代，这一道德主题是女权主义者和劳工组织者罗斯·萨默菲尔德的信息，她通过警告社会清国男性对澳大利亚女性美貌的不自然的贪婪目光，表达了白人女性对黄祸的性恐惧。[81]

1901年，澳大利亚采取了由《1901年移民限制法》非正式启动的白澳政策，广泛排除亚洲人，特别是华人和美拉尼西亚人。历史学家说，白澳大利亚政策是“为维持西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高标准而做出的强烈努力（在那个阶段，无论如何伪装，都必须严格排除东方民族）” 1913年，电影《澳大利亚在召唤》（1913）诉诸对黄祸的非理性恐惧，描绘了“蒙古人”对澳大利亚的入侵，最终被普通澳大利亚人通过地下、政治抵抗和游击战击败。[82]

1919年巴黎和会，澳大利亚总理比利·休斯强烈反对日本代表团提出的将种族平等提案纳入《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一条的要求：[83]

民族平等是国际联盟的一项基本原则，缔约各方同意尽快给予国际联盟成员国所有外国国民在各方面平等和公正的待遇，一视同仁。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由于他们的种族或国籍。

休斯在回应该提案时表示，“一百名澳大利亚人中有九十五人拒绝平等的想法”； 他以工会成员的身份进入政坛，像大多数澳大利亚白人一样，强烈反对亚洲人移民到澳大利亚。 休斯认为，接受该条款将意味着白澳大利亚政策的终结，并写道：“如果篡改白澳大利亚，任何政府都无法在澳大利亚生存一天。”尽管英国代表团中的英国官员发现该提案符合英国的立场，即所有英国臣民名义上平等，作为维护帝国统一的原则，他们最终屈服于包括休斯在内的英国领土政治家的压力，并表示反对该条款。[84]

尽管会议主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对该条款无动于衷，但他最终站在了英国代表团一边，并规定该条款需单方面要求国联成员国一致投票才能纳入。1919年4月11日，经过长时间激烈的辩论，进行了最终投票；在法定人数17票中，该提案获得11票赞成，没有任何国家的代表投反对票，但有6票弃权，其中英国和美国代表团全部4票弃权，它没有通过。[85]

法国

 
法国明信片上写着“给黄色让路”，显示日本帝国主义横行欧洲四大国家——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
 
法属印度支那：在东方法兰西帝国，越南的国家和人民更名为法属印度支那。

19世纪末，法国帝国主义政客援引“黄祸”一词来消极比较法国的低出生率和亚洲国家的高出生率。这种种族主义主张在法国民众中引起了一种人为的文化恐惧，担心亚洲移民工人很快就会淹没法国，而这种恐惧只有通过提高法国妇女的生育能力才能成功应对。然后，法国将拥有足够的士兵来阻止最终来自亚洲的移民潮。从种族主义的角度来看，法国媒体在日俄战争（1904-1905）期间站在俄罗斯帝国一边，将俄罗斯人描绘成捍卫白人种族免受日本黄祸的英雄。[86][87]

1904年，法国记者勒内·皮农报道称，黄祸是对西洋世界白人文明的文化、地缘政治和生存威胁：[88]

“黄祸”已经进入人们的想象，正如威廉二世皇帝的名画《欧洲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产，1895年》所体现的那样：在大火和屠杀的背景下，日本，中国的游牧民族遍布整个欧洲，他们的脚下踩碎了我们首都的废墟，摧毁了我们的文明，这些文明因享受奢侈品而变得贫血，并因精神的虚荣而腐化。

因此，渐渐地出现了这样的想法：即使有一天一定会到来（这一天似乎并不临近），欧洲各国人民将不再是自己的敌人，甚至是经济竞争对手，但前方仍将有一场斗争 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危险，即黄种人。

文明世界总是在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时组织起来：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是伊斯兰教；对于明天的世界来说，很可能就是黄种人。因此，我们重新出现了这个必要的概念，没有这个概念，人们就无法认识自己，就像“我”只以自己的良知来对抗“非我”：敌人。

第一次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6—1954）证明了越南的重新殖民化是为了保卫西洋白人免受黄祸——特别是越南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傀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际共产主义阴谋征服世界。因此，法国反共主义利用东方主义将越南人非人化为“非白人他者”；黄祸种族主义允许在“肮脏战争”期间对越盟战俘实施暴行。当时，黄祸种族主义仍然是法​​属印度支那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

当代法国

吉赛尔·卢斯·布斯克特在《竹篱背后：祖国政治对巴黎越南人社区的影响》(1991) 中表示，传统上法国人对亚洲人，尤其是越南人的看法带有“紫红色”的色彩，但它仍然是当代法国的文化偏见；因此，法国人认为法国的越南人是学术上的佼佼者，他们从“法国本土”人那里抢走了工作。[89]

2015年，《Fluide Glacial》杂志一月号的封面刊登了一幅漫画《黄祸：已经太晚了吗？》，描绘了19世纪中国占领下的巴黎，一个悲伤的法国人拉着一辆人力车，载着一名中国男子。法国殖民时期的制​​服，伴随着一位几乎没穿衣服、金发碧眼的法国女人。编辑为杂志封面和主题辩护，认为这是对法国担心中国对法国经济威胁的讽刺和嘲笑。林丁格尔在针对中国政府投诉的社论中表示，“我刚刚订购了额外的十亿册印刷品，并将通过包机寄给你们。这将有助于我们平衡我们的贸易逆差，并让你们开怀大笑”。[90][91]

意大利

在20世纪早期，白人国家主导了世界秩序，当中只有埃塞俄比亚与日本避免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在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1934-1936）前，日本帝国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外交和军事支持，以抵御法西斯意大利的入侵。作为对这种来自亚洲反白人帝国主义恐惧的回应，贝尼托·墨索里尼下令意大利媒体进行黄祸宣传运动，将日本描述成对西方世界的军事、文化和生存的威胁，指“黄种人—黑人”联盟旨在团结亚洲人和非洲人白人，引起公众的恐惧心。[92]1935年墨索里尼警告来自日本的“黄祸”，特别是亚洲和非洲联合起来反对欧洲的种族威胁。[93]1935年夏天，国家法西斯党（1922-43 年）经常在意大利各地举行反日政治抗议活动。[94]尽管双方在文化上的冲突不断，但作为同一阵线的帝国列强，日本和意大利最终务实地相互合作。 为了换取意大利对日本在满洲设法的政权满洲国（1932-45）的外交承认，日本同意不会帮助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的入侵，意大利也因此结束在意大利国家媒体上针对日本的黄祸宣传。[95]

墨西哥

 
在墨西哥革命时期（1910-20），由于对黄祸的恐惧引发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大屠杀（1911年5月11日至15日），一车亚洲人的尸体正被运往一个共同的坟墓，屠杀了308名亚洲人（303名中国人，5名日本人） 位于墨西哥北部科阿韦拉州托雷翁市。

在墨西哥革命（1910-20）期间，墨西哥华人受到种族主义虐待，就像起义之前一样，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罗马天主教徒，不是墨西哥人，也没有在革命中参军和战斗。[96]

科阿韦拉州托雷翁市对墨西哥华人和日本裔墨西哥人的屠杀并不是革命中唯一发生的此类暴行。在其他地方，1913年，立宪军占领圣路易斯波托西州塔马索波市后，士兵和镇民洗劫并焚烧了唐人街，驱逐了华人社区。

墨西哥革命之后，罗马天主教对黄祸意识形态的偏见助长了针对墨西哥华人的种族歧视和暴力行为，通常是为了从墨西哥本土人那里“窃取工作”。

此外，从种族主义的角度来看，除了窃取墨西哥男性的工作外，中国男性还从墨西哥本土男性那里窃取了墨西哥女性，这些墨西哥男性正在为推翻和驱逐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及其外国支持者而进行革命。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官僚机构对墨西哥人口的种族剔除，大约70%的华人和华裔墨西哥人被驱逐出墨西哥合众国。[97][98][99]

土耳其

1908年，奥斯曼帝国末期，青年土耳其党革命让联合与进步委员会掌权。1913年奥斯曼政变通过突袭崇高门强化了这一权力。出于对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实现现代化而不失去日本人民的民族认同的钦佩和效仿，CUP打算将土耳其现代化为“近东的日本”。为此，CUP考虑在地缘政治上与土耳其和日本结盟，以团结东方世界的人民，共同对抗西方白人殖民帝国的种族灭绝战争。在政治上，文化上，土耳其和日本之间的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密切关系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在土耳其文化中，“东方黄金”的“黄色”象征着东方相对于西方的先天道德优越性。

对土耳其华人社区的黄祸恐惧，通常是对中国政府对新疆穆斯林维吾尔人的镇压和侵犯人权行为的政治报复。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抗议活动中，一名韩国女游客面临暴力，尽管她表明自己：“我不是中国人，我是韩国人”。针对土耳其的黄祸种族主义，极右翼民族主义运动党领导人德夫莱特·巴赫切利反问道：“如何区分中国人和韩国人？他们的眼睛都是斜视的。”[100]

南非

1904年，第二次布尔战争结束后，英国联合政府批准约63,000名中国劳工移民南非，在威特沃特斯兰德盆地的金矿工作。

1904年3月26日，大约8万人参加了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反对德兰士瓦使用华工的社会抗议活动，以宣传对南非华人的剥削。工会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101][102]

这次会议由伦敦各阶层公民组成，强烈抗议政府允许在奴隶制条件下进口中国契约劳工到南非的行为，并呼吁他们保护这个新殖民地免受贪婪的侵害。资本家和帝国免遭退化。

清国契约劳工大量移民到南非开采黄金，其工资低于当地白人可接受的水平，导致当时统治南非的财政保守的英国统一党政府在1906年选举中失败。

1910年以后，大多数华人矿工因为南非白人作为“有色人种”的强烈反对而被遣返中国，类似于20世纪初美国的排华法案。尽管南非白人矿工和华人矿工之间存在种族暴力，但第二次布尔战争后，统一政府通过使威特沃特斯兰德盆地的金矿成为世界上产量最高的金矿，实现了南非的经济复苏。

美国

19世纪

美国“恐亚”情绪自十九世纪就已经存在，爆发点是在许多清国移民首次抵达北美后不久。[103]反华情绪和暴力首次在1860年代爆发，当时清国人受雇美国公司，以微薄的薪水去建设世界上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但由于文化冲突及种族歧视，最终引发予多单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黄祸仇外心理最终令到美国国会通过1875年的佩奇法案、1882年的排华法案和1892年的吉里法案，终止中国移民。在当时的美国西部，种族主义者经常暴力对待清国人甚至处以私刑。[104]在亚利桑那州的墓碑镇，警长约翰尼·贝汉[105]和市长约翰·克伦[106]于1880年组织了“反华同盟”[107][108]，1886年改组为“科奇斯县反华秘密会”[109]1880年，黄祸情绪令丹佛出现一单以一名清国人被处以私刑的案件，当地的唐人街也受到破坏。[110]在华盛顿，黄祸的恐惧引发了对在Squak Valley华工的袭击。1885年， 西雅图唐人街发生受种族憎恨驱动的纵火案， 以及1885年的塔科马骚乱，当地白人居民将华人社区驱逐出他们的城镇。[111]在西雅图，劳工骑士团在1886年的西雅图骚乱中驱逐了200名中国人。在俄勒冈州，34名中国金矿工人在地狱峡谷大屠杀（1887 年）中遭到伏击、抢劫和杀害。

20世纪

 
在黄祸情绪下，1917 年的《移民法》设立了亚洲禁区，不允许亚洲移民进入该区，变相的种族隔离。
 
G. G.鲁珀特所著的《黄祸》（1911年，第3版）中的宗教种族主义提出，俄罗斯将联合东方种族来入侵、征服和征服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文明。
 
洛斯罗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在《有色人种对抗白人世界霸权的崛起》（1920）中提出的优生种族主义，认为中国或日本联合东方种族来入侵、征服和征服西方世界的白人文明。

在本土主义的政治压力下，1917 年的《移民法》禁止亚洲移民到美国。1922 年的已婚妇女独立国籍法保证独立女性的公民身份，但若果她们与不符合入籍资格的非白人外国人结婚，则没有公民身份。[112]亚洲男性和女性被排除在美国公民之外，无法取得公民权。[113][114]

法案

为了维护美国同质性的理想，1921年的《紧急配额法》（数量限制）和1924年的《移民法》（减少南欧和东欧人）根据移民的肤色和种族限制进入美国美国。在实践中，《紧急配额法》使用了过时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确定允许进入美国的有色人种移民的数量。为了保护20世纪的种族霸权（社会、经济、政治），1924年的《移民法》使用了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确定进入美国的有色人种移民的数量。1890年的旧人口普查，因为其19世纪的人口群体百分比倾向于更多地接纳来自西欧和北欧的WASP移民，而较少接纳来自亚洲以及南欧和东欧的有色移民。[115]

为了确保有色人种的移民不会改变美国的WASP民族特征，民族起源公式（1921-1965）旨在维持“少数族裔人口”的现状百分比，使其与现有白人人口的比例较小；因此，每年的配额只允许150,000名有色人种进入美国。结果，原国籍公式被1965年的《移民和国籍法》作废并废除。[115]

优生启示录

优生学家利用“黄祸”，通过生物语言（感染、|疾病、腐烂）和白人身体的渗透意象（伤口和溃疡）表达种族主义，将美国歪曲为一个纯粹的WASP国家，受到与亚洲其他种族通婚的威胁。《东方与西方》末世传道者G.G.鲁珀特说，俄罗斯将联合有色人种，以促进东方对西方的入侵、征服和征服；《启示录》第16章12节的基督教末世论中说，白人至上：“第六位天使把他的碗倒在幼发拉底河上，河水就干了，以便东方的国王可以将他们的军队无碍地通向西方”。作为一名旧约基督徒，鲁珀特相信英属以色列主义的种族主义教义，并表示来自清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的黄祸正在袭击英国和美国，但基督教的上帝会亲自阻止亚洲的征服西方世界。[116][117]

优生学家洛思罗普·斯托达德在《有色人种对抗白人世界霸权的浪潮》中指出，清国或日本将团结亚洲有色人种，带领他们摧毁西方世界的白人至上主义，而亚洲征服白人世界始于日本在日俄战争（1905年）中的胜利。作为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斯托达德用圣经语言和灾难性意象来表达他的种族主义，描绘了有色人种崛起的浪潮，意在入侵、征服和征服白人。[88]

政治反对派

在这种文化脉络中，“黄祸”一词是出版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报纸中常见的社论用法。20世纪30年代，赫斯特的报纸对美国共产党伊莱恩·布莱克进行了一场诽谤（个人和政治）运动，他谴责她是浪荡的“虎女”，因为她与日裔美国共产党卡尔·米田异族同居。1931年，跨种族婚姻在加利福尼亚州是非法的，但1935年，布莱克和米田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结婚，在那里这种婚姻是合法的。[118][119]

美国社会对亚洲人的接受

在20世纪30年代，黄祸在美国文化中很常见，电影版的亚洲侦探陈查理（华纳·奥兰饰）和莫托先生（彼得·洛饰）就是例证，他们原本是小说和漫画中的文学侦探。白人演员扮演亚洲男性，使虚构人物在美国主流电影中为社会所接受，尤其是当反派是日本帝国的秘密特工时。[120]

日本黄祸的美国支持者是中国游说团（右翼知识分子、商人、基督教传教士）的军工利益集团，他们主张资助和支持蒋介石，随后卷入国共战争（1927-1937、1946-1950）。1937年日本讨伐中华民国后，中国游说团成功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其援助蒋介石派。新闻媒体对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的报道（印刷品、广播、电影）有利于中国，这在政治上促进了美国对中国国民党派在内战中的资助和装备。[120]

务实种族主义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罗斯福政府正式宣布中华民国为美国的盟友，新闻媒体也改变了对黄祸意识形态的使用，将中华民国纳入西方世界，批评当代的法律对美国的利益适得其反。战时精神和美国政府的地缘政治认为，打败日本帝国之后，战后的中国将在基督教蒋介石的强人领导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121]

在与美国政府及其中国游说支持者的关系中，蒋介石请求废除美国的反华法律；为了实现废除，1943年，1882年的排华法案废除，但由于1924年《民族起源法案》是当代法律，因此废除该法案是美国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征性姿态。[121]

科幻小说作家吴威廉表示，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冒险、犯罪、侦探通俗杂志中有很多黄祸人物，大致都是以傅满洲为原型；尽管“大多数黄祸人物都是华裔”，但当时的地缘政治导致白人将日本视为对美国的威胁。在《黄祸：美国小说中的华裔美国人，1850-1940》（1982）中，对亚洲人的恐惧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可以追溯到13世纪蒙古人入侵欧洲。 大多数欧洲人从未见过亚洲男人或女人，语言、习俗和体格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欧洲人对来自东方世界的非白人的偏执。[122]

21世纪

在美国2010年的选举时，与中国的贸易成为了两党的重要议题。[123]两个主要政党都投放大量负面广告，指控另一方支持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出卖美国的利益。[124]一些负面广告描绘了关于中国的图片，并且通常伴随不祥画外音。特别是一则名为“中国教授”的广告引起巨大的争议，它描述了2030年中国将征服西洋的黄祸恐惧，另外广告又是使用当地亚裔美国人的临时演员扮演中国人，但演员们却并没有被告知拍摄的性质。专栏作家杰夫杨说，在竞选活动中，“华人和华裔美国人之间的界限很模糊”。[125]

美国的右翼份子如斯蒂芬·班农和彼得·泰尔等人不断明示暗示指责中国是美国问题的存源。美国学者吴华扬表示，[史蒂夫·班农和彼得·泰尔等人是把19世纪反亚裔仇恨情绪重新转化成的“新黄祸”，并指这种情绪在白人民粹主义政治中普遍存在，而且他们也无法区分亚裔外国人和亚裔美国公民。[126]评论员钱德兰奈尔指这种情绪是源自美国对中国地缘政治的崛起而生的焦虑感，因为在几个世纪以来，中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视为文化落后和种族劣等的民族，但这个“劣等民族”正来挑战他们的世界主导地位。[127]

作为沃尔夫条款的一部分，许多美国太空研究人员被美国国会禁止与隶属于中国国有企业或实体的中国公民合作。[128]2011年4月，第112届美国国会指“出于来自中国间谍活动的考虑”，禁止NASA使用其资金和设施接待中国人。[129]2010年早些时候，美国代表约翰·卡尔伯森曾敦促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不要允许NASA与中国国家航天局（CNSA）进一步接触。[130][131]在中国航天科学家被禁参加NASA举办的会议后，英国第十五任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爵士称这项禁令是“美国的可悲”[132]。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天文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杰夫·马西（Geoff Marcy）称这项禁令“完全可耻且不道德”[133]。

COVID-19疫情所引起的歧视浪潮中，法国《皮卡尔信使报》以“黄色警报”及“黄祸”形容疫情，引起亚裔不满，其后皮卡尔信使报道歉并承认是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134]而且在疫情期间，针对中国人甚至亚裔的仇恨犯罪激增，旧金山针对亚裔的种族仇恨暴力案增幅达567%。[135]并且多起暴力攻击亚裔的案例层出不穷，更有多宗案件的受害者因此而死亡。[136]联合国也发表了一份报告，详细列出带有种族动机的暴力以及其他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事件，认为已达到“令人警惕的程度”。[137][138]学者尚塔尔·钟表示，这是“深深植根于黄祸意识形态”。[139]

性恐惧

背景

黄祸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白人对东方非白人的恐惧；要么是龙女和莲花刻板印象中的性贪婪，要么是诱惑者的性贪婪。种族主义者对异族通婚（跨种族性交）的厌恶，因为他们害怕混血儿在身体、文化、文化等方面受到影响。在酷儿理论中，东方一词意味着根据国籍而存在矛盾的性关系。一个人可能会被认为是日本人，而且很古怪，也可能被认为是菲律宾人，而且很随和。有时，东方人可能被认为是无性的。[140][141]

诱惑者

 
《骗子》(1915) 中的伊迪丝·哈迪 (范妮·沃德饰) 和鸟居鸟 (早川雪洲饰)

迷人的亚洲男人（富有且有教养）是白人男性对亚洲性“异类”的普遍恐惧。黄祸性威胁是通过成功的性竞争来实现的，通常是诱奸或强奸，这使得女性在性方面成为贱民。在《浪漫与“黄祸”：好莱坞小说中的种族、性和话语策略》（1994年）中，评论家加里·霍本斯坦德 将跨种族性交视为性行为的威胁：[142]

强奸的威胁、白人社会的强奸主导了黄色配方。英国或美国的英雄在对抗黄祸的过程中，克服了无数的陷阱和障碍，以拯救他的文明以及该文明的主要象征：白人妇女。以黄祸为主题的故事是白人纯洁性的论据。当然，东方人和白人的潜在结合，往好里说，意味着一种野兽般的鸡奸，往坏了说，意味着一种撒旦式的婚姻。黄祸的刻板印象很容易融入基督教神话，而东方人则扮演了魔鬼或恶魔的角色。对白人妇女的东方强奸意味着对妇女以及在更大层面上对白人社会的精神诅咒。

  • 在《骗子》（1915）中，Hishuru Tori（早川雪洲饰）是一位日本虐待狂性掠夺者，对美国家庭主妇伊迪丝·哈迪（范妮·沃德饰）感兴趣。虽然表面上西化，但Tori的性施虐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亚洲人的身份。在“残酷和有教养、富有和卑鄙、有教养和野蛮的关系中，托里体现了美国人与日本联系在一起的矛盾品质”。这个故事最初将托里描述为“ 与长岛上流社会交往的“无性恋”男人。一旦伊迪丝进入他装饰有日本艺术品的私人书房，托里就成为了一个“沉思、隐含虐待狂性欲”的男人。在托里试图强奸诱惑伊迪丝之前，故事暗示她符合他的性兴趣。《骗子》（1915）的商业成功得益于当时的男性性感象征早川雪洲。[142]
  • 在《上海快报》（1932）中，张亨利将军（华纳·奥兰饰）是一位欧亚血统的军阀，被描绘成一个无性恋的男人，这将他排除在西洋性道德和种族主义等级制度之外；因此，他对被他扣为人质的西洋人来说是危险的。虽然是欧亚混血儿，但张对自己的中国血统更为自豪，并拒绝他的美国血统，而这种拒绝证实了他的东方身份。1931年，内战使得一群西洋人被困，乘火车穿越中国，从北京到上海，被士兵劫持。这个故事暗示张将军是一个双性恋男人，他想强奸两个人。女主角和男主角上海百合（玛琳·黛德丽饰）和唐纳德“医生”哈维船长（克里夫·布鲁克饰）。在故事的高潮处，惠飞杀死了张将军以拯救哈维免于失明； 她解释说，杀死张恢复了他从她身上夺走的自尊。在整个故事中，叙述表明上海百合和惠菲对彼此的吸引力超过了《哈维船长》，这是一部1932年大胆的戏剧，因为西方习俗认为双性恋是一种不自然的性取向。[143][142]

龙女

主条目：龙女

作为贪婪的亚洲性欲的文化代表，龙女是一位美丽、迷人的女性，可以轻易地主宰男人。 对于白人来说，龙女是性他者，代表着道德上有辱人格的性欲。在西部片类型中，牛仔小镇通常以一个心机深重的亚洲妓女为主角，她利用自己的漂亮、性感和性感 迷惑和统治白人的魅力。在美国电视节目《甜心俏佳人》中，吴令宇的角色是一位龙女，她的中国身份包括白人女性所不具备的性技巧。20世纪末，漫画《特里与海盗》（1936）中引入的这种对黄祸的性描述表明，在西方的想象中，亚洲仍然是性非白人他者的土地。东方的诱惑意味着精神上的威胁和对白人性别认同的潜在危险。[144][145][142]

莲花盛开

西洋“白衣骑士”与东方“莲花”之间的白色救世主爱情故事，呈现出一个变种黄祸妖妇； 每个人都通过相互浪漫的爱情来救赎对方。尽管对白人女性的被动性行为构成威胁，但浪漫的叙事将莲花角色描绘成一个需要白人男性的爱来将她从有缺陷的亚洲文化的物化中解救出来的女性。作为女主角，莲花女是亚洲美貌、社会优雅和文化的极端女性典范，她的人民将她困在一个低等的、由性别决定的社会阶层中。只有白人才能将她从这样的文化僵局中拯救出来。[142]

苏西黄

 
妓女苏西·王（关南施饰）当一名水手以维持生计。（苏丝黄的世界，1960）

在《苏丝黄的世界》中，同名的女主角是一位被居住在香港的美国画家罗伯特·洛马克斯（威廉·霍尔顿饰）的爱所拯救的妓女。洛马克斯可以理解的东西方性别差异，两位受过教育的英国女性凯·奥尼尔，独立且有事业心；贫穷的中国妇女苏西·黄（关南施饰），一个传统上漂亮、女性化且顺从的性妓女。苏西·黄和凯·奥尼尔所代表的文化差异意味着，为了赢得白人男性的爱，西洋女性应该效仿性被动的妓女，而不是独立的职业女性。

金

音乐剧《西贡小姐》（1989）将越南描绘成一个需要白人救世主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西贡市，将青春期妓女Kim（金）呈现为刻板印象 “莲花”的人类身份是通过她对海军陆战队员白人克里斯·斯科伊的爱来定义的。《西贡小姐》的故事将越南女性描绘成两种刻板印象：性欲强的龙女。在泰国，《西贡小姐》将大多数泰国女性误认为是妓女。在梦境妓院，越南女子金是唯一一个不穿比基尼泳装出现在顾客面前的妓女。[146]

文学黄祸

小说

 
傅满洲博士（1958）是儿童黄祸思想的一个例子。（卡尔·布尔戈斯作画）

黄祸是19世纪冒险小说的常见题材，傅满洲博士是其中的代表反派，以小说《黄祸》中的反派形象塑造。在萨克斯·侯麦的十三本小说中，黑帮傅满洲是一位一心想要征服世界的疯狂科学家，但不断被英国警察丹尼斯·内兰·史密斯爵士和他的同伴皮特里博士挫败。[147]

傅满洲是国际犯罪组织“四番”的头目，该组织是一个从“东方最黑暗的地方”招募的泛亚洲杀人团伙。小说情节中反复出现傅满洲派遣刺客（通常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刺杀内兰·史密斯和皮特里博士的场景。在冒险过程中，内兰-史密斯和皮特里周围都是凶残的黑人，侯麦的黄祸比喻西方对东方的入侵。在傅满洲系列的背景以及希尔的影响下。

  • 理查德·雅科马的《黄祸：约翰·韦茅斯·斯迈思爵士历险记》（1978）是傅满洲小说的模仿作品。这个故事以1930年代为背景，是对龙女诱惑者刻板印象和威胁西洋的蒙古人升华。第一人称叙述者是约翰·韦茅斯-斯迈斯爵士，他是一位反英雄，好色又正经，不断在肉欲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正经之间挣扎。故事情节是寻找命运之矛，这是一种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圣物，拥有者可以控制世界。在整个故事中，韦茅斯-斯迈斯花了很多时间与反派周恩书争夺命运之矛的所有权。主题的发展表明，真正的恶棍不过是（纳粹）。韦茅斯-斯迈斯表面上的盟友。纳粹领导人克拉拉·希克萨尔是一位日耳曼金发女郎，她将缅甸男孩献给古代德国诸神，同时给他们口交。后来作为惩罚，韦茅斯-辛特鸡奸了克拉拉。[148][149]
  • 王力雄的小说《黄祸》（1989）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战升级为内部核战争，然后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黄祸》的政治叙事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之后出版，呈现了反共中国的异见政治，因此遭到中国政府的镇压。[150]

短篇小说

 
在《黄色威胁》系列电影中，亚洲恶棍威胁白人女主角。（1916年9月)
  • 《地狱之战》由皮埃尔·吉法德创作，阿尔伯特·罗比达插画，是一个科幻故事，将战争描述为白人帝国之间的战斗。这场战争分散了中国的注意力，从而中国入侵了俄罗斯；而日本则入侵美国，为了支持黄祸种族主义，罗比达的插图描绘了亚洲人对白人施加的残酷和折磨。[151]
  • 在《李舜的禁令》（1916年）和《李舜的致命任务》（1916年）中，H·欧文·汉考克介绍了反派李舜，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有着“圆圆的、月亮般的黄脸” 在“凹陷的眼睛”之上有“凸出的眉毛”。就个人而言，李舜是“邪恶与智慧的惊人复合体”，这使他“对一切邪恶感到惊奇”和“撒旦狡猾的奇迹。”[152]
  • J.艾伦·邓恩的《太平洋危机》(1916) 描述了1920年日本对美国本土的入侵，这是由叛国的日裔美国人与日本帝国海军结盟实现的。叙述中的种族主义语言传达了对加州日裔美国公民的非理性黄祸恐惧，这些日裔公民根据1907 年的协定免于驱逐出境。[153]
  • 杰克·伦敦的《无与伦比的入侵》（1910）以1976年至1987年为背景，展示了中国征服和殖民邻国的故事。为了自卫，西方世界以生物战进行报复。西方陆军和海军在边境屠杀中国难民，在中国征伐并屠杀幸存者。伦敦根据“民主的美国纲领”，将这场灭绝战争描述为白人定居者所必需的。[154]
  • 在H.P.洛夫克拉夫特的《他》（1926）中，主人公白人被允许看到地球的未来，并看到“黄种人”在白人世界的废墟中得意地跳舞。 在《雷德胡克的恐怖》（1927年）中，纽约雷德胡克被描述为“斜眼移民在月光下举行无名仪式以纪念异教诸神的地方。”[155]

电影黄祸

 
《黄祸未来：闪电侠戈登征服宇宙》（1940）、无情的明（查尔斯·米德尔顿饰）和一个妾（卡门·德安东尼奥饰）。

20世纪30年代，美国电影好莱坞呈现了东亚男性的矛盾形象：恶毒的犯罪头目傅满洲博士； 仁慈的侦探大师陈查理。傅满洲是狡猾的亚洲罪恶的混合，对扩散和入侵的非理性恐惧联系在一起：种族主义神话经常被洪水、洪流、移民浪潮、血河等水意象所承载。[156][157]

《傅满洲的面具》（1932）表明，白人的性焦虑是黄祸恐惧的基础之一，尤其是当傅满洲（鲍里斯·卡洛夫饰）敦促他的亚洲军队“杀死白人，夺走他的女人！” 此外，作为亚洲人之间“不自然”性关系的一个例子，父女乱伦是《傅满洲的面具》中反复出现的叙事主题，通过傅满洲和花露诗之间的暧昧关系来传达。[157][158]

1936年，当纳粹德国禁止萨克斯·侯麦的小说时，因为他们认为他是犹太人，侯麦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并发表了一封信，宣称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爱尔兰人”，但对于纳粹禁书的原因并不诚实，因为“我的故事并不违背纳粹的理想。”在科幻电影中，无情的明皇所体现的“未来黄祸”是对傅满洲比喻的重复，他是飞侠哥顿的克星；同样，巴克·罗杰斯也与蒙古红军作战，蒙古红军是一支在25世纪征服美国的黄祸军。[159][156]

漫画书

 
绿色面具 #6 p. 43，1941年8月，福克斯专题辛迪加，Munson Paddock 作画

1937年，出版商DC漫画在《侦探漫画》（1937年3月）的封面和第一期中以“青龙”为特色。多年后，这个角色在《新超人》（2017年6月）中再次出现，他的真实身份被揭露为易经的邪恶孪生兄弟全阳，他故意塑造了易经的黄祸形象，以期达到目的。

20世纪50年代末，阿特拉斯漫画（漫威漫画）出版了模仿傅满洲故事的《黄爪》。在当时不同寻常的是，亚裔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吉米·吴作为他的主要对手，抵消了种族主义形象。[160]

1964年，斯坦·李和唐·赫克在《悬疑故事》中介绍了满大人，一个受黄祸启发的超级反派，也是漫威漫画超级英雄钢铁侠的宿敌。在以漫威电影宇宙为背景的《钢铁侠3》中，满大人以十环恐怖组织的头目身份出现。英雄托尼·斯塔克（小罗伯特·唐尼饰）发现满大人是英国演员特雷弗·斯拉特里（本·金斯利饰），他被奥尔德里奇·基利安（盖·皮尔斯饰）雇佣作为自己犯罪活动的掩护。根据导演肖恩·布莱克和编剧德鲁·皮尔斯的说法，将满大人塑造成冒名顶替者避免了黄祸的刻板印象，同时通过关于军事工业复合体利用恐惧的信息使其现代化。[161]

20世纪70年代，DC漫画公司在由丹尼斯·奥尼尔、尼尔·亚当斯和朱利叶斯·施瓦茨创作的超级反派《拉斯艾尔·古尔》中引入了与傅满洲明显相似的形象。在保持一定程度的种族模糊性的同时，该角色标志性的傅满洲胡须和中国人服装使他成为黄祸刻板印象的一个例子。在改编《蝙蝠侠：侠影之谜》中的角色时，编剧大卫·科普和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让渡边谦扮演冒名顶替的拉斯·艾尔·古尔，以分散人们对连姆·尼森饰演的真实角色的注意力。与《钢铁侠3》一样，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角色的起源问题，使它们成为故意的伪造品，而不是不同文化阴险设计的真实写照。

漫威漫画将傅满洲视为他的儿子功夫大师尚气的主要敌人。由于漫威漫画后来失去了傅满洲这个名字的权利，他后来的出现给了他真实的名字郑祖。漫威电影宇宙电影《上气与十环传奇》（2021年）用徐文武（梁朝伟饰）取代了傅满洲，这是一个部分受郑祖和满大人启发的原创角色；因此，淡化了黄祸的含义，因为文武的反对者是亚洲超级英雄，他的儿子上气（刘思慕饰），而不是托尼·斯塔克，同时省略了对傅满洲这个角色的提及。[160][162][163]

相关条目

备注

  1. ^ 在最后一批约1.9万名中国人于1938年被驱逐后，时中国人数量便不及当地人口的1%。参见П. Коровяковский, ( 科罗维亚科夫斯基 )“Китайцы жертвы сталин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 中国人─史达林镇压的牺牲品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远东问题 ) No.2 (1991), 142-145，以及John J. Stephan, The Russian Far East: A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96),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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