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悖论
预防悖论（英语：Prevention Paradox）由流行病学家杰弗里·罗斯首次提出，是公共卫生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悖论阐明，针对低风险或中等风险群体采取的预防措施，尽管在整体人口层面上能够带来显著健康效益，但在个体层面上却可能显得效果微小甚至难以察觉。这一观点挑战了人类对预防措施效益的传统理解，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悖论本身
预防悖论的核心在于，针对低风险或中等风险群体采取的预防措施，通常比针对高风险个体的措施更能有效改善整体人口的健康状况。这一观点基于“预防医学的基本公理”，即“暴露于小风险的大量人群可能比暴露于高风险的小量人群产生更多的疾病病例”。[1]这意味著，为了在群体健康上取得最大的影响，必须找到降低大量人群风险的方法，即使这些人群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会直接从中受益。[1]
在杰弗里·罗斯的《预防医学的策略》一书中，他指出，“大多数暴露于小风险的人群可能会比少数暴露于高风险的人群产生更多的疾病病例”。[1]这意味著，针对整体人口的预防策略，通常比针对高风险个体的策略更能有效改善公共健康状况。
历史
希波克拉底与涂尔干
预防悖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认为，一个人口的健康状况取决于空气、水源和居住地。[2]这一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休眠状态，直到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重新提出。他引入了“集体意识”的概念，强调群体层面的健康状况，而不是仅仅关注个体。[2]
杰弗里·罗斯
杰弗里·罗斯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预防悖论的概念。他在1985年的文章《病人和病人群体》（英语：Sick individuals and sick populations）中，首次阐述了这一悖论。[1][2]罗斯认为，公共卫生策略应该著眼于控制整体人口的疾病发生率，而不是仅仅关注高风险个体。[1][2]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公共卫生学者的认同，并成为现代预防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例子
降低盐摄入量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降低盐摄入量的公共卫生策略。研究表明，降低整个人口的盐摄入量可以显著降低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即使对于低风险个体，这一改变的直接效益较小。[3]然而，这种策略在整体上可以带来显著的公共健康收益。
降低总胆固醇水平
另一个例子是降低总胆固醇水平的策略。美国生理学家安塞尔·凯斯的研究显示，日本和芬兰的总胆固醇水平分布显著不同，这反映了群体层面的健康状况差异。[1]通过降低整体胆固醇水平，可以显著改善心血管健康，即使对于许多个体来说，这一变化的效益并不明显。[1]
批评
个体权利与自主性
预防悖论的主要批评来自于其对个体权利和自主性的忽视。批评者认为，将整个人口视为需要干预的对象，可能会忽视个体的健康状况和需求。有学者指出，这种视角可能导致对人类生活的过度医疗化，使得“健康”这一概念变得空洞，甚至成为政治口号。[4][5]
分配正义
此外，预防悖论也引发了关于分配正义的讨论。针对低风险人群的预防措施往往需要这些人承担一定的不便或成本，而实际受益者却是少数高风险个体。这种情况下，如何激励低风险人群接受这些措施，成为公共卫生策略的一大挑战。[1]
哲学观点
结果论与契约论
从哲学角度看，预防悖论涉及对公共卫生政策效益的不同理解。斯蒂芬·约翰在其论文中提出了两种理解方式：“实际结果”和“事前风险”[3]。在实际结果的理解下，大多数人不会从预防措施中直接受益，这导致了分配正义的问题。而在事前风险的理解下，每个人都能从风险的微小减少中受益，这使得预防措施在整体上更为合理。[3]
约翰主张，应该结合这两种理解方式，并采用契约论的道德框架来补充结果论，以更好地解决预防悖论。他认为，公共卫生政策应该考虑每个个体的立场和诉求，而不仅仅是追求整体效益。[3]
从契约论看预防悖论
契约论的观点认为，政策只有在没有任何一个受影响的个体能够“合理拒绝”这些政策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3]这意味著，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每个个体的立场和诉求，特别是那些受政策影响最大的个体。[3]
这种观点下，预防悖论的解决方案可能涉及调整政策，使其更能被受影响的个体接受。例如，针对高风险个体的策略，尽管可能在整体上收益较低，但更能被这些个体接受，因为他们从中获得的收益更大。[3]
实际应用中的困难
尽管契约论提供了解决预防悖论的理论框架，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公共卫生政策往往需要在多个目标之间进行平衡，并且需要考虑政策的可行性和成本效益。[3]
例如，在降低盐摄入量的策略中，尽管降低整体盐摄入量可以带来显著的健康收益，但如何激励低风险个体接受这一改变仍然是一大挑战。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如宣传教育、经济激励等，以提高政策的接受度。[3]
COVID-19 疫情期间的预防悖论
特别是在2020年的COVID-19大流行期间，“预防悖论”一词被用来描述一种显而易见的悖论：即人们质疑预防措施的必要性，因为预期中的大流行并未如预测般扩散。[6]然而，这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否定的预言[7]，或称为准备悖论。[6]在德国，有病毒学家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这一悖论，他指出，尽管德国的医院并未被压垮，但这是因为早期采取了广泛的诊断和控制措施，将病毒的传播速率控制在低水平。[6]这些措施的成功导致了一些人认为反应过度，并制造了恢复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压力。[6]
病毒学家担心，如果过早解除封锁措施，可能会引发第二波疫情。[6]他认为，这种情况是“预防悖论”（其实是准备悖论）的典型例子，人们未能认识到预防措施的有效性，因为这些措施成功地避免了最坏的情况。[6]
参见
参考文献
-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Rose G. 《预防医学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Preventive Medicine)。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 ^ 2.0 2.1 2.2 2.3 Rose G. 《病人和病人群体》(Sick individuals and sick populations)。国际流行病学杂志( Int J Epidemiol)。1985年；14(1):32-38。
- ^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John S. 《为何预防悖论是一个悖论，为何我们应该解决它：哲学观点》。预防医学。2011年；53(4-5):250-252。
- ^ Charlton BG. 《对杰弗里·罗斯“人口策略”预防医学的批判》(A critique of Geoffrey Rose's "population strategy" for preventive medicine)。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1995年；49(4):312-319。
- ^ Skrabanek P. 《人道医学的死亡》(The Death of Humane Medicine)。社会事务单位( Social Affairs Unit)；1994年。
- ^ 6.0 6.1 6.2 6.3 6.4 6.5 Spinney L. 《德国的COVID-19专家：'对许多人来说，我是那个瘫痪经济的恶人'》。卫报。2020年4月26日。检索自：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apr/26/virologist-christian-drosten-germany-coronavirus-expert-interview
- ^ Boudry M. 《一个奇怪的悖论：我们越成功地控制冠状病毒大流行，我们从中学到的就越少》。The Conversation。2020年4月2日。检索自：https://theconversation.com/a-strange-paradox-the-better-we-manage-to-contain-the-coronavirus-pandemic-the-less-we-will-learn-from-it-135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