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若瑟修院及圣堂
圣若瑟修院及圣堂（葡萄牙语：Seminário e Igreja de São José），是一座位于澳门风顺堂区的天主教修院大楼，以及属于修院一部分的巴洛克风格圣堂，前者由耶稣会会士于1728年创办，而圣若瑟修院圣堂则建成于1746至1758年之间。圣若瑟修院成立之初是同为耶稣会创办的圣保禄学院（现大三巴牌坊前身）的分院，专门用以培训往赴中国内地传教的传教士。该修院自1784年起数度易名，计有“北京主教管辖御修院”、“修士团体之家”、“皇家教育进修所”、“澳门圣若瑟利宵修院”以至现称，又因圣若瑟圣堂的规模仅次于耶稣会士兴建的圣保禄教堂（大三巴），故有“三巴仔”或“小三巴”之称[1]。
| 圣若瑟修院及圣堂 | |
|---|---|
| Igreja e Seminário de S. José | |
| 小三巴、三巴仔 | |
 | |
| 类型 | 天主教修院和教堂 |
| 位置 | 澳门风顺堂区岗顶前地及三巴仔横街 |
| 建成时间 | 修院：始建于1727年 圣堂：1746年兴建，1758年落成 |
| 建筑风格 | 巴洛克风格 |
| 建造用途 | 天主教教堂及修院 |
| 类型 | 文化遗产 |
| 标准 | 文化遗产(ii) (iii) (iv) (vi) |
| 评定时间 | 2005年 |
| 隶属 | 澳门历史城区 |
| 特别行政区 |  澳门 |
| 地区 |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
| 官方名称 | 圣若瑟修院及圣堂 |
圣若瑟修院虽自1728年创办起屡遭停办，但在澳门历史上仍是当地最主要的教育中心之一，该修院除了是一个主要向中国内地传播天主教的重要的人材培训基地，亦是促进澳门科技教育与世俗教育重要的贡献者；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该修院培养了一批双语精英，编写出一批汉语教材和创新的教学方法，以及主编了多种具权威性的中外字典，在清朝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显著的影响。由于圣若瑟修院人才辈出，故被称为澳门天主教的“少林寺”[2][3]。
2001年，圣若瑟修院及圣堂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物古迹保护奖[4]；2005年，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组成部分，圣若瑟修院和圣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2010年，澳门文献信息学会在天主教澳门教区和澳门基金会支持下，以提名人身分选出具有历史意义和具有影响的澳门教区主教公署的档案及圣若瑟修院所藏古籍，并以《天主教澳门教区档案文献（十六至十九世纪）》为项目名称，成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列入亚太区《世界记忆名录》[5][6]。
历史
修院创办初期
1722年，一名商人于澳门半岛岗顶前地现圣若瑟修院及圣堂旧址建造了两所房子。1728年商人去世后，房子被赠送给耶稣会会士，耶稣会会士将之用以开办神学课程，在同年正式创办修院。1732年，该修院被命名为“圣若瑟”，以鼓励学生效法圣若瑟“少说话多做事”的典范，作为学习修己治事的准则[7]。
1746年，修院毗连开始兴建圣堂，至1758年落成。由于圣若瑟圣堂的规模仅次于同为耶稣会会士兴建的圣保禄学院的天主之母教堂（现大三巴牌坊遗址前身），因此当地人惯称之为“三巴仔”或“小三巴”[3]。此外，圣若瑟修院成立之初是同为耶稣会创办的圣保禄学院的分院，专门用以培训往赴中国内地传教的传教士，而圣保禄学院则专门培养赴安南、东南半岛以及朝鲜半岛的传教士[8]。
1723年，中国礼仪之争激烈化，清朝雍正皇帝即位后颁布禁教措施，下令：严惩不愿放弃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人；限西洋传教士在半年内离境并逐往澳门；充公及关闭全国300多座教堂，将300多传教士逐往广州后遣返欧洲。中方又命令澳门拆毁当地的华人教堂“唐人庙”，将潜逃到澳门的中国教徒交还，以及必须全数送回遣到澳门的传教士回欧洲。中方的举动让澳门全城上下大为紧张，为免中国当局关闭关闸大门切断物资供应，圣若瑟修院提议澳葡当局提前储存米粮，让圣若瑟修院一度充作一座用以储存粮食的临时谷仓，直到后来危机解除[8]。
1758年，葡萄牙王国国王若泽一世遭暗杀未逐。1759年，葡萄牙首相蓬巴尔侯爵借口耶稣会参与暗杀行动，宣布将之取缔，充公其所有财产。1762年，澳葡政府在收到葡王指令后随即查封圣保禄学院和圣若瑟修院，逮捕了共24名耶稣会士并将他们监禁在葡萄牙圣祖利昂达巴拉城堡，在押解途中，圣若瑟修院修院院长因悲愤难抑加上身体虚弱而中途逝世[8]。耶稣会在澳门拥有的财产被交予澳门主教处理，部分家具和服装被拍卖。圣保禄学院则先交给澳门市政厅管理，后来被用作军官宿舍和兵营，学院里的设备和物品被分配给市政厅和国王财产处，部分无法搬走的物件则被弃置在校舍里，为驻军部队所占为己用，亦有一些珍贵书籍和历史文献被破坏或抢掠[9]。
遣使会管理时期
耶稣会被驱逐后，圣若瑟修院一度沦为孤儿院，后来罗马传信部委派遣使会赴澳接替耶稣会的传教和办学事务。到了1784年9月9日，北京教区主教汤士选（D. Alexandre de Gouveia）重新创办圣若瑟修院，培养赴中国大陆传教的传教士，并由从果阿拉撒路到澳门的曼努埃尔·科雷亚·瓦伦特（Manuel Correia Valente）神父担任院长。当时有6名从欧洲来的葡萄牙人神父，而在学人士中一度有12名中国大陆人；修院的学生一般至少需花十年时间学习，期间须学习中文、英文、法文、葡文、拉丁语、哲学、神学、算术等学科，也有一些不以神父为目标的当地人也能在修院就读。到了1815年，修院内有8名中国学生，2名马来学生，16名澳门本地学生；1831年有7名中国学生，两名马尼拉学生，13名澳门本地生。1823年，遣使会会士因与当时的主教意见不合而被迫离去，修院流失大量教职人员；1850年，院内只馀下一名年近90岁的神父教授拉丁文[3][8]。
耶稣会重返时期
1857年，耶稣会士重回修院，在往后的七八十年间是修院最兴盛的时期。耶稣会士回归后就读的修生和学生人数大增，一度有41名寄宿生（修士）和150名走读生。1870年，学生人数翻了一倍。1870年9月20日，因葡萄牙下令禁止外籍人士在澳门任职，在该院任职的所有外国教师全部离去。1914年，在修院就读的学生需要学习近30门课程，包括神学、哲学、法律、教会史、宗教仪式、额我略圣歌、基督教义、算术、地理、打字簿记、商业书信、数学、物理、化学、自然史、文学、葡文、法文、拉丁文、中文（包括粤语）、古汉语、英文、教育学、体育、绘画、钢琴、交响乐、军乐、歌咏等，当时毕业生的水准达到可考入当时的香港大学的标准[3]。
1910年，葡萄牙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耶稣会敎士再次从修院中被驱逐，修院后来由葡萄牙天主敎会管理[10]。
近现代
1938年，时任教宗下令圣若瑟修院只许开放予以担任神职人员为目标的修生，修院的学生人数因而大幅下跌。1966年，中国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修院的修士们陆续避走葡萄牙，后来修院只开办一些短期班，以训练澳门、香港、帝汶、新加坡等地的神职人员。到了1990年代，修院暂停一切神职人员的培训工作，而教堂则仍然坚持每月举行一次弥撒[8]。
1953年，时任天主教澳门教区主教罗若望主持策划圣若瑟教堂的一次较大型修葺，并一度将教堂外立面改为石米饰面。1999年，教堂穹顶从中间裂开，后来经文化司署（现澳门文化局）维修，于同年12月3日完工，由澳督韦奇立将军主持揭幕和由林家骏主教主持祝圣礼后开始对外开放[1][11]。
2001年，圣若瑟修院及圣堂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物古迹保护奖；2005年，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组成部分，圣若瑟修院和圣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2010年，澳门文献信息学会在天主教澳门教区和澳门基金会支持下，以提名人身分选出具有历史意义和具有影响的澳门教区主教公署的档案及圣若瑟修院所藏古籍，并以《天主教澳门教区档案文献（十六至十九世纪）》为项目名称，成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列入亚太区《世界记忆名录》，澳门文献信息学会理事长杨开荆说，圣若瑟修院保存了自16世纪以来欧洲及远东来澳传教士学习的资料，如古籍、期刊、照片等，涉及神学、中国文化及语言、西方学术知识、科技、哲学等领域。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埃蒙森指出，澳门的天主教文献遗产在时间地点等各方面也相当广泛，其文献保存完整且理想，印证了澳门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色，对世界有重要意义，因此有资格获选[5][6]。
建筑风格
修院大楼
圣若瑟修院建成于1758年，设有与圣堂相通的通道，现不对外开放。修院的设计以纯朴和简单灵活为主，附有少量装饰线条，大楼外墙以黄色为主色，正门外墙则以绿色为主色。修道院分主楼和辅楼，主楼属老建筑，原为两层建筑，后加建为三层，其结构以拱卷支撑，带有罗马风建筑的古朴风格，屋顶形式为坡屋顶、中式瓦顶；辅楼为两层高的于1953年修院重修时重建的新建筑，其结构为钢筋混凝土，屋顶形式为平顶。修院大楼内外设有花园，院内各层房间一般由既长且宽的走廊贯连，房间的门窗均为半圆拱状，地面层铺有麻石或大阶砖，其馀各层则铺有柚木地板，并设有木天花[1][2][12]。
修院圣堂
圣若瑟圣堂从由入口铁闸至堂内的柱饰均大量使用曲线，是澳门巴洛克风格最强烈的教堂。教堂正立面宽24.6米，高19米，可分为上下、左右各三部份，顶层两边为对称的钟塔，塔顶为琉璃瓦顶，左钟塔3个小门内放有大铜钟，右边钟塔正面亦有一个有近200年的历史、由意大利著名铸造家卑他利华建造的铜钟。教堂的正面有三个入口，主堂平面成拉丁十字型，长轴长27米，短轴长16米，长轴两端分别为入口前厅及主祭坛。祭坛供放教堂的主保圣人圣若瑟像。与修院相比，圣堂比较华丽且装饰较多，其中较具特色的是主祭坛上两组四枝腰缠金叶的旋柱，柱头以破山花形式收结，以及入口前厅中四枝支撑二楼唱诗台，来自原圣方济各修道院的木制盘旋柱。四个拱顶形成一四边内弯的正方形空间，其上以一罗马式穹窿封顶，穹窿直径为12.5米，顶部高度为19米，开有三环各16个窗户，其中最高一环为假窗，另外两环具透风及采光功能，穹顶内刻有耶稣会会徽[1][2]。
中西交流
培养入华传教士
圣若瑟修院在天主教入华传播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昔日修院是一所为中国天主教教区输送人才的重要基地，修院培训了大批前往中国内地传教的人才，受培养的除了有澳门本地人，亦有中国内地人，也包括从欧洲远赴圣若瑟修院学习中文后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传教士如法国人骆尼阁、孟振生、董文学等，当中孟振生在1835年接替薛玛窦主持蒙古西湾子教务后，积极为圣若瑟修院推荐学生；此外，在江南有5名华籍司铎是受训于圣若瑟修院[3]。
发展教育事业
在澳门教育史上，圣若瑟修院除了开启了澳门世俗教育的历史，也是澳门科技教育的重要开端，在一定程度下促进予中国科技教育的发展。为了以先进的科技知识取得清朝统治者的好感与重用以有效地在中国传教，故除了拉丁语、神学和数理科目外，修院也相当科技教育；此外，修院倡导平民教育，除了培养教徒外也招收非教徒学生，为了应对澳门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修院也开设了商科和海员训练班，培养当地政界和商贸人才[3]。
中西语言交流
在中西语言交流上，圣若瑟修院培养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双语精英，其中包括学术成就闻名于欧洲、当时被称为最伟大的汉学家的葡萄牙籍遣使会传教士江沙维神父（Padre 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他于1814年开始在圣若瑟修院任教拉丁语、英语、汉语和音乐等课程，培养了一批双语人才；此外，他编写了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汉语教材和主编了多种权威性的中外大字典，如《拉丁语法》、《葡汉字典》、《汉葡字典》、《洋汉合字汇》、《拉汉小字典》、《拉汉大字典》等，以及撰写的《中国艺术》；也包括编写了《外国地理备考》一书的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Jose Martinho Marques），此外，一些修院学生也在远赴印度和欧洲留学成名，当中有于1814年至1820年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深造的土生葡人吉列梅·若泽·安东尼奥·迪亚斯·彼加多，他后来成长为一名著名的学者；早年就读修院、后来成为一代名的莱奥卡迪也曾前往印度果阿攻读医学[3]。
参见
参考来源
- ^ 1.0 1.1 1.2 1.3 吕志鹏; 黄健威. 《澳門天主教堂》. 香港: 三联书店. 2009-10: 74-80. ISBN 9789620428760.
- ^ 2.0 2.1 2.2 2.3 2.4 2.5 聖若瑟修院大樓及聖堂. 澳门文化局. [2019-11-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7）.
- ^ 3.0 3.1 3.2 3.3 3.4 3.5 3.6 夏泉. 清代中國傳教士培訓基地－－澳門聖若瑟修院 (PDF). 《文化杂志》. 2005-03-01, (54): 137–144 [2019-11-07].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9-11-07）.
- ^ 聖若瑟修院聖堂進行保養暫停開放. 澳门文化局. [2019-11-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7）.
- ^ 5.0 5.1 城大與文獻學會辦聖若瑟修院老照展 李斌生主教冀各界合力推動澳門教會史工作. 号角报. 2019-05-31 [2020-01-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1-24）.
- ^ 6.0 6.1 天主教澳門教區檔案文獻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正报. 2011-02-21 [2020-01-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1-24）.
- ^ 浩然. 澳門「大三巴」之外有「三巴仔」. 基督教周报. 2005-10-30 [2019-11-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15）.
- ^ 8.0 8.1 8.2 8.3 8.4 邓思平. 《澳門世界遺產》. 香港: 三联书店. 2012-11-01: 57-73. ISBN 9789620430312.
- ^ 李向玉. 澳門聖保祿學院關閉時間之辨析. 《行政》. 2000-09-01, 13 (49): 789–797 [2019-10-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16）.
- ^ 聖若瑟敎堂. [2019-11-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12）.
- ^ 澳门文化司署，《圣若瑟修道院教堂修复工程》，《文化讯息》，第20期，1999-12
- ^ 刘先觉，陈泽成 (编). 《澳門建築文化遺產》.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01: 52–53. ISBN 9787810897860.
- ^ 管風琴啟用演奏會. 华侨报. 2009-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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