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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号交响曲 (萧士塔高维奇)

g小调第11号交响曲，作品103，是俄国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作品。创作于1957年，作曲家以此乐曲题纪念1905年1月22日（即俄历1月9日）在圣彼得堡发生的“血腥星期日”事件，因此本曲亦附有标题，称作“1905年”。当日数以万计的圣彼堡的工人发动游行，要求沙皇改革，但最后却导致军队武装镇压，射杀示威者的收场。

乐曲于1957年10月30日由纳坦·拉赫林带领苏联国家交响乐团作首演。并得到了成功[1]。亦令作曲家于翌年4月再一次获颁“列宁奖”，一个月后再获中央政府为1948年日丹诺夫对他在内的多位作曲家的谴责作出平反，并恢复了各种待遇及名誉[2]。

背景

肖斯塔科维奇于二战期间曾创作被称为“战争三部曲”之称的第7，8及9号交响曲，战争结束后，他又想到以苏联二十世纪前期所发生的一连串革命事件为交响曲的题栽，最终写出了第11，12及13号交响曲。这三首交响曲后来被称为“革命三部曲”。

肖斯塔科维奇最初希望这首作品能在俄国1905年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时（即1955年）完成，但因为多方面的因素而未能成事，例如1954年他的母亲和第一任妻子丽娜（Nina Varzar）去世，并和第二任妻子玛嘉列堤（Margarita Kainova）结婚，另外，自斯大林去世后，他一些被囚禁于劳改营中的朋友终于都被释放而得以再见面等，都令到这首作品的完成日期一拖再拖。至于1956年苏联派兵干预匈牙利革命一事，亦为作曲家带来了创作上的刺激[3]。

由于在本交响曲中，作曲家把一些苏联革命歌曲的曲调渗进在乐曲中，使听众一听到时产生了共鸣，因此亦可以解释到为何这曲能够得到苏联当局的正面评价。

分析

配器

乐曲结构

 
1905年，示威者向冬宫行进

本曲共分为四个乐章，乐章之间均紧接在一起，没有停顿。演奏时间约为1小时。

  • 第1乐章：慢板（Adagio）－“冬宫广场”16分钟
以寒冷、安静的气氛开始，由冰冷的弦乐和远处传来的三连音定音鼓声引出险恶的动机。而铜管乐的叫声亦加强了这份冰冷感，宁静中似乎埋藏著后来不安的伏线。整个乐章都是保持著弱音声量演奏。
  • 第2乐章：快板（Allegro）－“一月九日”，18分钟
第一部分可以解读为人群向冬宫集中，这一部分音乐素材紧凑，进行迅速，很快筑起了两个高潮，但随即又降入冰冷的安静，只有长笛和短笛的旋律，以及遥远的铜管乐及定音鼓于第1乐章中的三连音节奏型。又一个高潮化为了强烈的进行曲，并有炮火一样的鼓声和弦乐赋格段交织在一起，好像军队向人群聚拢。音乐渐渐变得紧张，塑造出一种互相对恃的气氛。然后直接进入了著名的打击乐独奏，大鼓、小鼓、定音鼓和大锣的声响机械、剧烈，不断重复；突然戛然而止，又转到了起始时的寂静，钢片琴的独奏和远处的小号变成了血腥过后的死寂和对被杀害人民的悼念。定音鼓的三连音节奏型和钢片琴、竖琴的和弦下进入下一个乐章。
 
向示威者射击的士兵
  • 第3乐章：慢板（Adagio）－“永恒的记忆”，11分钟
以一首革命时期的葬礼进行曲《受害的你倒下了》为主旋律，是对第2乐章中于暴力下牺牲的人民的挽歌。先以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的拨弦开始，中提琴奏出主要旋律，两部小提琴变成了伴奏。中段再次由铜管乐吹出不安的旋律，弦乐作出和应。音量渐渐地增大，定音鼓的三连音续奏带出新一个冲突点，是运用了第2乐章的素材。这股高潮很快便重新减弱，在巴松管的独奏下，中提琴新带出乐章开首的旋律，并在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最弱奏拨弦下，直接进入最后的乐章。
  • 第4乐章：不过份的快板（Allegro ma non troppo）－“警钟”，15分钟
急速的铜管乐带出进行曲式的节奏，迅速进入一个暴烈的高潮。这里用上了革命歌曲“激怒吧，暴君！”，并且重新出现第2乐章的多个片段，这股紧张而急燥的节奏维持著颇长的时间，及后在钹和锣的巨响下，弦乐带回第一乐章开始时的宁静，这时英国管吹出一段相当长的独奏，忧伤而带不安的；然而，这份宁静再一次被锣和大鼓所划破。低音单簧管为首又带入狂暴的音乐中，进行曲再次重现，并加入了另一首革命歌曲“华沙进行曲”。乐曲渐渐推向高潮，敲击乐和管钟的g小调和弦，和整体乐队所奏出的G大调和弦互相角力，这种错纵复杂的声色，为后来的1917年革命埋下了另一条伏线。

评价与解读

该作品被称为“没有电影的电影配乐”。其中的音乐形象简单、明显，有强烈的冲击力；作曲家还使用了许多十九世纪起就出现的革命歌曲主题，将原歌曲加工后融入在交响乐的织体中。如一首名为《听！》的歌曲在首末乐章都有使用（旋律对应的歌词分别为“秋夜如恶人的心一般黑”和“诅咒暴君”）。这些歌曲很多是作曲家从小就接触、熟悉的[4]。对民间曲调的改造再利用在肖氏作品中并不常见，但这也使该作品具备了强烈的调性感，也更易为被接受[5]。有评论家将这种使用与电影手法蒙太奇相比，并评价为“黑暗的天空中白色的飞鸟”。

有批评家认为作曲家在终曲所敲响的“警钟”，意指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没有对人民的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最终权力尽失的过程。“警钟”（俄语：Nabat）同时也是十九世纪的一份刊物的名称，其主编曾因其关于革命的惊世骇俗的言论而闻名。

据作者的女婿称，该作品的原稿上写的不是“1905年”而是“1906年”，作曲家的生年。一些评论家据此认为，该作品也是作曲家对自己及同代人所作的“安魂曲”，对充满创伤的苏联历史的总结。肖斯塔科维奇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内战、两次大革命，还有由极权统治造成的恐怖（如大清洗）[6]。然而，这种宿命感和官方的革命主题并不冲突；1905年的血腥星期日并没有像十月革命那样被高度地政治化、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艺术家依然有自己发挥的余地。当时的一些电影和诗歌，也对这一事件作了各种表达[7]。

肖斯塔科维奇自认为这部作品是他最“穆索尔斯基式的”——穆索尔斯基在此象征着民众和循环：民众在压迫下受苦，反抗，被压制。[8]据称肖斯塔科维奇自己说：“我想展示这种循环……人们失去了信仰，因为恶之杯已经倾倒。”[9]这句话在《见证》中也出现，但因为后者的可信度存疑，一些评论家认为这种解释过于牵强附会。但这种循环的主题，也被许多其他俄国知识分子用诗歌或其它艺术形式表现[9]。

参考来源

参照
  1. ^ MacDonald, 214.
  2. ^ MacDonald, 214, 218-19.
  3. ^ MacDonald, 216.
  4. ^ Volkov, 37-38.
  5. ^ New Grove, 17:269.
  6. ^ Volkov, 38.
  7. ^ Volkov, 39.
  8. ^ MacDonald, 214-215.
  9. ^ 9.0 9.1 MacDonald, 215.
相关书籍
  • Figes, Orlando,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Picador, 2002). ISBN 0-312-42195-8.
  • MacDonald, Ian, The New Shostakovich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0),. ISBN 1-55553-089-3.
  • Schwarz, Boris, ed. Stanley Sadie, "Shostakovich, Dmitry (Dmitryevich),"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London: Macmillian, 1980), 20 vols. ISBN 0-333-23111-2.
  • Volkov, Solomon, tr. Antonina W. Bouis, Shostakovich and Stalin: The Extraordi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eat Composer and the Brutal Dictato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4.) ISBN 0-375-41082-1.

参见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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