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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重建

批判性重建（德语：kritischer Rekonstruktion）是一种建筑和城市规划理论，最初由柏林建筑师约瑟夫·保罗·克莱休斯（英语：Josef Paul Kleihues）提出。[1]它于1980年代首次应用于柏林的国际建筑展览会，随后在1991年由柏林参议院建筑总监汉斯·史提曼（德语：Hans Stimmann）的领导则应用于柏林墙倒塌后的城市重建。批判性重建鼓励回归传统（二战前）的建筑风格和类型[2]，并试图通过修复柏林内城原有的巴洛克时代街道，重现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大都市，以行人为中心的城市街道生活计划。[3][4]

德国国会大厦，批判性重建于柏林的标志性案例。

柏林的批判性重建与一种称为“新简单性”的建筑方法密切相关，该方法由维托里奥·马格纳戈·兰帕格纳尼（英语：Vittorio Magnago Lampugnani）提出理论，并由建筑师汉斯·科尔霍夫（英语：Hans Kollhoff）倡导，史提曼还以批判性重建作为他的城市规划的基础，以有利于拆除世纪中叶的建筑，并用密度更密集的混合用途建筑填充都是空地。[5]

柏林批判性重建的主要例子包括波茨坦广场、弗里德里希施塔特通道和亚历山大广场。最具争议的项目之一是重建柏林宫的巴洛克式立面。

概要

 
仍在施工的波茨坦广场，旧计划构成了新建筑设计的基础。
 
联邦总理府

克莱休斯从词源上解释了批判性重建：“批判（kritisch）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动词“krinein” ，意思为分离、决定和判断。源自这个动词的名词“krisis”因此具有重大变化或是决定之意。重建（Rekonstruktion）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德国，当时对旧有建筑的修复开始遵循欧洲传统的数量、尺寸和比例规则。

批判性重建也可定义为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对于柏林所进行建筑和城市变革过程名称，并构成日后德国城市发展的监管及一系列规定。该运动鼓励回归传统建筑类型学，并力求为唤醒历史记忆做出隐藏在街道和公共空间的结构中的贡献，并非复制这些元素，而是通过重新诠释它们基于将19世纪旧城的标准和审美准则纳入当前的城市规划。[6]

德国官方引用此一策略的理由有两种：首先，不仅要修复二战期间大轰炸于柏林造成的破坏，还要修复规划者在随后几年的重建过程中造成的破坏；其次，不仅是建筑物，整个城市需要重建。当柏林围墙倒塌后，城内只剩一片未建的区域，这条伤疤从市中心划过而改变了柏林的格局，因此批判性重建这种情况以统一东柏林与西柏林双城市的都市结构成为可能。 因此在重建中，必须要以旧建筑的复制品、基于当代解释的批判性重建、或与过去的彻底决裂之间做出决定。便此，1990年代和2000年代，柏林成为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并通过转型再次履行其作为德国首都的地位。

讨论

在柏林墙倒塌之时，西柏林的城市规划才达到一个新型阶段，针对城市的修复（或“恢复”相对）已成为官方政府对于都市规划的主要政策，起初于1990年开始，新政府与柏林东西两部分统一城市规划的想法一直保持距离。因此，重建柏林的过程伴随著不同的思路，特别关注是否以批判性重建和软性城市更新概念的演变等问题。起初对于都市规划的冲突发生在一方面发生于新传统主义者，另一方面是一些前卫主义者身上，但批判性重建学说主导了这场辩论，因此，该理论并不仅是一个学术名称，还成为政治决策的标准。

批判性重建被视为具有重建过去帝国建筑，也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于后现代主义发展的反映，因此也被批评者视为重建城市的保守方法。然而其理论支持者则认为，它不在于对历史名城的怀旧重建，而是在于按照21世纪柏林的城市和建筑模型重建现代城市。该理论便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而发展，即重建应该与其历史遗产有关，通过对过去城市的规模和比例的分析。

最引人注目的辩论发生在柏林宫上，该建筑在战争期间遭到轰炸，战后东德政府决定将其拆除。一直只用作停车场，直到1970年代共和国宫建成，该地区成为东德人民议院的所在地。正如东柏林消灭了普鲁士宫殿一样，东德宫殿的拆除被其批评者解释为第二次试图排挤一个不利的政权。对于该项目是否是恢复普鲁士军国主义记忆的运动一部分讨论也存在著争议性的分歧。[7]

措施

 
1989年11月21日的波茨坦广场

从柏林的历史条件出发，史提曼和迪特·霍夫曼-艾斯特姆（Dieter Hoffman-Axthelm）有责任以后现代建筑的标准重新统一这座城市。两人在参议院城市发展管理办公室柏林市政厅监督该项目。 该市的建筑主管部门对除联邦建筑以外的所有建筑的大小和外观实施了严格的指导方针。这种相对敌对的气氛也从导致在规划上，需要提供相对同质的城市景观重建市中心，使表明这座城市的历史未有一定的中断。

为了将柏林重建为传统的“欧洲城市”，该办公室试图避免兴建前卫的建筑，而优先考虑历史及市中心的和谐。他们制定了一套规则，而参议院办公室具有可以否决任何项目的权利[8]。这些措施包括：


  • 都市规划政策的主要目标将指向未来，而不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包括卫生、社会基础设施、交通。其次，考虑到城市管理在控制城市进程能力方面的局限性，柏林则寻求政治与市场融合，以为城市化服务的范例。
  • 新建筑仅能符合传统高度（建檐22公尺、屋脊30公尺）以上在在立面上包含一定比例的砖石。除了最大高度外，禁止建造幕墙立面。[9]
  • 尊重和重建城市地理学的规律性：如历史街道网络、景观轴线和历史广场。
  • 为了获得施工许可，必须保证20%的建筑面积用于住房。
  • 新建筑的目标是只占用一个地块的城市住宅。

此外，史提曼在现有的关键重建特征中增加了其他规则，例如：

  • 天然石材立面在水平度的强调。
  • 用于商店的基座区域、办公室所在的主要区域和阁楼区域的建筑具有经典组合特色，阁楼区域两层用于住宅。
  • 这些建筑物必须围绕具有不同功能的中央庭院进行分组。
  • 这座宫殿是柏林批判性重建运动的一部分，旨在纠正二战后城市，尤其是其东半部做出的更为激进的城市现代主义决定。


同样，根据史提曼表示，这些规定应该将理解为“对制造混乱局面恐惧的反应”，从私人投资者、建筑师的雄心壮志，以及私营部门和政府公共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的结果。

背景

自1991年德国统一以来，柏林经历了一段都市扩张时期，类似于普法战争(1870-1871)之后的扩张时期，当时在经济繁荣的影响下导致了柏林扩张的浪潮，这一浪潮被称为奠基时代，在城市工业化的过程中。柏林开始建造约五层楼高的的公寓楼。扩大了街道，建造了政府所需的主要公共建筑物。[10]

在这两种情况下，建筑业的快速增长都伴随著大量的房地产投机活动。然而，与奠基时代不同的是，20世纪末柏林的扩张以市中心人口减少为特征。此外，过去的工业区只剩下一小部分，柏林正在成为金融、通讯、服务业的中心。[11]

约瑟夫·保罗·克莱休斯（英语：Josef Paul Kleihues）曾在斯图加特大学、柏林大学以及巴黎美术学院学习建筑。然而，他的职业首先是在柏林开始，早在1962年，他便于柏林开设了一家建筑工作室。他的第一个主要项目是1973年在工薪阶层社区建造的住宅区，该建筑受到约克大街室内庭院（1881年-1889年兴建）[12]，将建筑物的高度限制在22米，这 是德国首都自此以来普遍存在的建筑高度。该住宅区采用了约19世纪的风格，并结合了经典的室内庭院。宣示对于“欧洲城市”的回归，此后，他的作品也也受到其他建筑师的推动，​​例如阿尔多·罗西等人。


国际城市规划展（IBA）

 
世界文化宫
 
阿尔瓦罗·西塞·维埃拉所设计的柏林的西里西亚门住宅，别名“日安忧郁”。

1957年，柏林国际展览会（德语：Interbau）首先提出了“昨日之城”的概念。二十年后，克莱休斯在1980年代国际城市规划展（IBA）的计划中提出了这一概念[13]。他首先提到了将欧洲传统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城市重建（恢复），并作为一个居住和生活的聚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办公城市。[14] 1979年至1987年期间，IBA曾举办了28场建筑竞赛，旨在将柏林的城市中心转变为住宅区。IBA的诞生，是因为担心西柏林的商业和社会中心正在向西远离隔离围墙。因此以克莱休斯为首的建筑师们，对于东柏林和西柏林的城市规划者通过建造宽阔的林荫大道和远离工作场所的住房来“解构”所谓的“欧洲城市”表示震惊。他们认为现代主义走得太远了，因此他们赞成对柏林进行所谓的“批判性重建”

当时，欧洲委员会为在欧洲推行城市发展原则做出了贡献，例如保护历史遗迹、精心改造城市结构和旧建筑的再利用，以及重建被毁的建筑。此外也提倡限制机动交通和提倡行人交通，还提倡恢复公共空间、土地用途的混合。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结果也而从导致批判性重建的出现。

IBA 87

因此在1987年，IBA所提倡的目标，是按照关键重建的概念开发和振兴西柏林选定的“示范区” ，新建筑将基于各自位置的历史原址重新兴建，批判性重建的概念是最重要的特征。其中各种建筑师也先行于西柏林的部分街道兴建各种建筑风格的建筑，包括阿尔瓦罗·西塞·维埃拉、矶崎新、雷姆·库哈斯和奥斯瓦尔德·马蒂亚斯·翁格尔斯等人。[15]

其中，IBA'87是随后由西柏林参议院提出的一项城市和建筑规划，旨在恢复市中心的住宅用途。由两部分组成：

发展

 
汉斯·斯蒂曼在1989年的东德柏林模型前。

批判性重建的假设不仅在城市重新统一后被保留下来，而且还被公共行政部门采纳为官方学说，德国建筑专家沃利斯·米勒 (Wallis Miller) 表示，“关于“批判性重建”的新建筑部分，通常以设计各种街区的邀请竞赛开始，并以建筑客座建筑师的指派结束。批判性重建应该通过当代建筑在城市规划中以保守主义的方式进行，而不是通过重复拆除的建筑。而后在汉斯·史提曼（德语：Hans Stimmann）的规划下，直到被问及市中心的布局后，批判性的重建才转向历史重建。市政府选择的目标是重建一个更早的时代，以消除对最近过去时代的提及。只要有可能，他们都想恢复战前的街道格局和建筑。

1991年，由于史提曼被任命为该市的公共工程总监，翻新步伐加快了，他将谨慎城市更新的理念扩展到整个城市，并使用“批判性重建”一词来描述他修复受损建筑的方法。在 1980年代，斯蒂曼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并且是IBA内讨论东柏林西柏林问题的专家。当柏林围墙倒塌后，他成为了一个重要人物，并被他的政党召集来承担为统一的柏林发明新规划的任务。

如何发展一个统一柏林的问题，是由史提曼作为城市参议院建筑总监提出的城市规划框架指导的。因此，批判性重建的概念被重新引入腓特烈施塔特、波茨坦广场、莱柏林火车总站和施普雷岛。斯蒂曼召集了著名的建筑师为这座城市工作，同时给他们严格的规定指导方针，他要求他们遵守这些规定。直到2006年，史提曼一直负责柏林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

在他自己的建筑中，克莱休斯也服从了批判性重建的规定。在他去世前不久，他仍然决心在柏林建筑学院建立一个建筑档案馆。

1990年至2000年间，用于重建首都的投资总额达1500亿欧元。

莱比锡和波茨坦广场

波茨坦广场是1920年代柏林最时尚和国际化的广场和交通枢纽。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完全摧毁，2004年，该广场完成了复兴计划。波茨坦广场共在此次规划成为五个区的区域，以品牌或跨国商业集团命名。这一地区重建的基石是在梅赛德斯-宾士集团奠定的，这家公司在柏林围墙倒塌前不久从波茨坦广场的市政厅购买了一块土地。[16]

伦佐·皮亚诺、拉斐尔·莫内欧和矶崎新等著名建筑师参与了重建。包括以奥托贝森管理研究院命名的办公和公寓大楼奥托贝森中心、丽思卡尔顿酒店等设施，波茨坦广场的全面恢复也是21世纪后，再次转变为柏林的经济中枢之一。[17]

政府区

在决定将联邦首都从波恩迁至柏林后，各种项目开始建造新建筑以容纳德国主要机构的总部。最具标志性的地标是对历史悠久的德国国会大厦内部进行全面改造[18]，修复其外墙并建造一个采用全新现代设计的圆顶，与原来的设计截然不同。该建筑有一个30公尺高的主厅，通透且功能齐全。游客可以直接前往露台欣赏到邻近建筑物的全景，考虑到对国会大厦历史的敏感性。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设计的国会大厦新圆顶旨在体现透明民主的理念。[19]

在附近的北侧则竖立了三座互补的建筑物，则所谓的议会大楼。其中，保罗洛贝故居设有议事室和代表办公室。另一座建筑雅各布·凯撒大楼拥有历史悠久的德国国会主席宫殿、议会服务设施和联邦议院办公室。施普雷河东岸则矗立玛丽-伊丽莎白·吕德斯大楼，并通过一座人行天桥与雅各布·凯撒大楼之相连。它的圆形大厅内设有与欧盟事务委员会的房间。这座建筑也设有联邦议院图书馆，该图书馆拥有150万册书目收藏。43

在保罗洛贝故居对面，建筑师阿塞·舒尔兹（Axel Schultes）于2001年设计约七层楼的柏林联邦总理府。约140平方公尺的政府首脑办公室可以直接在此看到议会大楼。建筑在一块70,000平方公尺的土地上，拥有400个办公室和绿地。并设有一条地下走廊连接著周围的政府机构。

中央车站

2006年5月，柏林中央车站落成，这将成为首都柏林最重要的铁路枢纽，其车站的计划将与周遭之办公室、酒店、商店、家庭和绿色建筑之间保持平衡。另外四个在柏林的南北和东西轴线的车站上落成，并通过所谓的“蘑菇方案（德语：Pilz Konzept）”对柏林的铁路客运业务实现了彻底的调整与重组。尽管该建筑不符合批判性重建的原则，但是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斯蒂曼曾告诉他：“如果他早一个月上台，该建筑将永远不会获得建筑许可”。[20][21]

  •  
    波茨坦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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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政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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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普雷河上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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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车站

从布兰登堡门到老柏林

国会大厦东南方数公尺处是布兰登堡门，该建筑标志著从柏林到哈弗尔河畔布兰登堡的道路起点。也从巴黎广场和亚历山大广场之间标出了一条轴线，那里建造了几座著名的建筑。

巴黎广场

巴黎广场是柏林历史上的标志性区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巴黎广场是柏林最宏伟的广场，周边包括美国和法国大使馆、德隆大酒店）、艺术学院、以及一些公寓和写字楼。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全被毁，直到1990年代，法国开始在此处建造其新大使馆，由克里斯蒂安·德波宗巴克设计的大使馆则于2003年落成。广场的同一侧是马克思・利伯曼的故居，它是在历史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重建的。

广场的另一边是2005年5月落成的柏林艺术学院。经过多年的争论后，该机构又回到过去所在的历史位置。其建筑物的外观也忠实于批判性重建的原则。设计成本约为6000万欧元，由建筑师甘特·拜尼施负责。学院旁边是阿德龙饭店，最初于1904年开业。是该市最负盛名的酒店之一。虽然它在二战中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但在 1984 年被拆除。新建筑于 1997 年完工，保留了立面的原始设计。

菩提树下大街

继续沿著菩提树下大街前行，该接到共有许多经过修复的重要建筑，例如2007年《柏林宣言》发表地德国历史博物馆，以及其他完全重建的建筑，例如尽管遭受了轻微的战争破坏的旧司令部，原建筑1960年代被拆除，东德外交部在其土地上建造的新建筑最后于1995年也被拆除。1999年2月，时任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下令寻找投资者以进行该建筑物的重建，在2005年重建立面后，该建筑成为贝塔斯曼集团的非主要总部[22]。在这座建筑前方则设有柏林建筑学院，这是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的杰作，他设计了柏林19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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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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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老指挥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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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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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林匹克体育场

施普雷岛

面向施普雷河的大道更名为卡尔·李卜克内西大街，能够使居民通往施普雷岛，施普雷岛的南岸则设有重建的柏林宫，由于两德统一后，开始了长达20年的关于王宫是否应该重建，是部分还是整体的争论。支持重建的游说团体认为，城市宫的重建将恢复柏林历史中心的统一和完整性，由于德国政府削减预算，新王宫的名称“洪堡论坛”的建设被推迟。奠基石最终由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在2013年6月12日的仪式上奠基，这预示著一项耗资5.9亿欧元的重建项目的启动。[24]，最终柏林宫于2020年竣工，馆内有一座收藏非洲和其他非欧洲艺术的博物馆，以及两座餐厅、一座歌剧院、一座电影院和一座礼堂。[25]

在岛的北侧，德国的统一开启了统一东西德收藏品的机会。因此，博物馆岛改造的总体规划也影响了它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地位。1999年，借由规划将五座历史建筑视为一个整体，以尊重它们的建筑自主性后，博物馆岛经历大格局的更新，当前岛上面积近一平方公里，除了博物馆外，也提供咖啡厅、博物馆商店、媒体室、礼堂和临时展览室等核心服务功能。[26] 岛上的几座建筑从 50 年代开始由共产党政府重建，在这群博物馆中，国家美术馆在1997年开始翻修后于2001年重新开放[27]，耗资超过5000万欧元。博德博物馆在经过多年修复后重新开放[28]，展示其雕塑藏品和钱币柜。收藏品的营运和修复成本总计超过1.6亿欧元。

老柏林

施普雷岛向东则为旧柏林的所在地。水穹顶则建于柏林丽笙酒店大厅内，于2003年12月落成，这是一个融入酒店的水族馆[29]，是一个25公尺高的透明玻璃圆柱水族箱，以其庞大的体量占据了整个建筑内部。在里面，共有1,500 条热带鱼在100万升的盐水中栖息。其内置透明电梯。 2022年12月16日，水穹顶发生破裂，缸体的水全部泄漏，从而导致水族箱内的鱼类全数死亡。[30][31]

周遭设施则包括亚历山大广场，该广场最相关的工程之一是该国最大的购物中心米特购物中心的建设，该购物中心于 2007 年 9 月落成。根据其建筑师汉斯·科尔霍夫确立的发展理念，该中心建旨在建立传统建筑形式与当代设计之间的联系。[32]

其他设施

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

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是为举办193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建造的，在二战期间并未遭受重大破坏。为了举办200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而进行全面修复和改建。共耗资超过2亿欧元，除了增加了一个屋顶，并为设施配备了现代化的配件。据当局称，这个想法是将这座建筑的过去融入到当代中，以在铭记历史的同时宣传德国。 在柏特区，伯瑙尔大街设有和解教堂，该建筑物位于旧和解教堂的旧址上，由于靠近柏林围墙，该建筑与其教区曾于1985年被拆除。再往西是柏林犹太博物馆，其设计在柏林围墙倒塌前就获得批准另一边，在腓特烈大街和法兰西大街的拐角处，老佛爷百货公司采用玻璃幕墙建造。

在商业基础设施方面，创建于1991年的科技园阿德勒斯霍夫拥有600多家新公司，雇用了约 10,000 名员工。

致谢

在第一届 CEU 的城市发展成就奖中，汉斯·史提曼被授予柏林城市发展总监，他以秉持批判性重建原则的坚定捍卫者，成功使重新统一的柏林城市转型的关键推动。授予该奖项不仅意味著对柏林变革的积极评价，而且最重要的是将其作为欧洲城市化的典范加以区分。

参考资料

注释和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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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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