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原外交
币原外交，指在战间期，币原喜重郎所推动对华不动用武力外交。1920年代至1930年代间，币原喜重郎，在宪政会（后来的立宪民政党）执政内阁中，担任外务大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新秩序：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在凡尔赛体系中，以英美为首各国倡导对华不干涉的门户开放政策。另一方面，日本却主张自身在华利权的正当性，希冀在经济上扩大中国市场，维持满洲的特殊权益。
第一次币原外交
1924年（大正13年）到1927年（昭和2年）间，因第二次护宪运动，加藤高明内阁成立。币原在加藤内阁中担任外务大臣。虽然，加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大隈内阁的外务大臣，提出对华21条要求而知名，但是，加藤仍借由护宪三派运动转换成了协调外交路线。此外，币原和加藤都是岩崎弥太郎的女婿。
币原在就职演说中宣布尊重华盛顿体制，还决定与各国的合作，推行不干涉政策。不久之后，在中国爆发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内阁的大部分成员倾向支持张作霖，但是币原坚决贯彻不干涉方针，赢得了国际的信任。
1925年（大正14年），中国为恢复关税自主权，向各国提议召开国际会议的时候，币原亦积极协助促成。虽然因为中国方面的内讧，导致会议流产，但是币原却从中国方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信任。另一方面，同年签署《日苏基本条约》 ，与苏联重建外交关系，成功恢复了朴茨茅斯和约所获得的日方利益。
1926年（大正15年），中国方面，再度向各国提议废除治外法权的国际会议，而币原再度积极配合。但由于中方的内政不稳定，再度失败。同年，中国发生日本、英国船舶遭到攻击的万县事件时，英国选择以武力对抗，但日本外交只停留在抗议上。[1]
然而，币原的外交立场受到了来自军部与枢密院的过于“软弱”的批评。另外，在1925年11月郭松龄事件时，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批判币原外交：“鉴于帝国在满洲的特殊地位，我认为在我国的势力范内，应采取适当的行动，明确地禁止势力范围内的军阀混战。”
1926年，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在华日人亦受到波及。1927年南京事件时，英美决定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并要求日本采取相同行动，但是币原却反过来说服了英美大使放弃这一要求。然而，由于在南京事件中没有采取强硬的态度，币原受到了国内舆论的批评。英国外交部长奥斯丁·张伯伦批评说：“币原男爵的乐观主义是无可救药的。”这也被认为是影响日本的分歧点。[2]
在对北伐的回应中，受到加藤内阁影响的第一次若槻礼次郎内阁 ，因为昭和金融恐慌问题，不得不与枢密院对立，最终被迫总辞。承接若槻内阁成立立宪正友会执政的田中义一内阁，采取了批评币原外交的积极外交路线（田中外交）。然而，因为1928年的济南事件，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最终，因皇姑屯事件，田中内阁集体总辞。而币原，则在这段时间，以贵族院议员的身分，批评田中外交。
第二次币原外交
1929年（昭和4年），政党轮替，立宪民政党的滨口雄幸内阁中，币原再次担任外相。据闻滨口和币原是密友。虽然币原的回归可以缓和中国的抗日情绪，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抬头和恢复国权运动的热情已经影响了满州。因此，与满蒙领有论的国内势力之间，币原成为了左右为难的中间人。
币原缔结了久而未决的日中关税协定。1930年（昭和5年），币原赞成签署伦敦海军条约。但是，伦敦海军条约的签署受到了日本国内在野党立宪政友会等统帅权干犯的攻击。随后滨口遭到暗杀。币原在这段期间担任临时首相代理，但滨口身体状况并未回复。内阁最终总辞。
滨口内阁垮台后，立宪民政党的若槻再次组阁（第二次若槻内阁） 。币原的外交方针依旧继续。不过，大陆形势和日本国内舆论年年恶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币原采取了“不扩大方针”，但遭到了军部的强烈反对。关东军强行攻占锦州，破坏了币原的国际信用。由于立宪民政党的内讧，内阁被迫集体辞职，币原外交也迎来了末日。
在此之前，作为币原左右手的中国公使佐分利贞男离奇死亡。随著军部的力量增强，出渊胜次、吉田茂等币原派的外务官被挤出日本外交主流，而非币原派的广田弘毅崛起。广田在斋藤实内阁与冈田启介内阁中，担任外相。在外务省领导下，广田推动外交一元化和与中国合作（广田三原则、协和外交），但未能控制陆军的华北分离工作（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其成果只限于把中国公使提升为大使，令中国的亲日派感到失望。随着日本国内支持战争的舆论抬头，与二二六事件之后更加强大的军部的进一步的压力，使得日本外交陷入迷失，而此时币原的存在逐渐被人们遗忘。在终战，币原就任总理的时候，有人说：“币原居然还活着吗？”此外，从吉田茂那里听到“下任首相是币原”的麦克阿瑟则说：“他那么老了，会说英语吗？”让吉田苦笑。
评价
币原外交有透过自主外交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的评价 [3]。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对中协调外交导致英日同盟无法继续维持。[4][5]此外，币原外交也被批评无法阻止军方的对外扩张政策。 [6]虽有自主外交的评价，但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中，美方对日本抱持不信任的态度，币原被迫接受了美方废弃英日同盟的强硬要求。币原在四国公约中废止英日同盟，便积极地推动九国公约的缔结。
对于币原外交的批评，主要是针在对华贸易、1927年南京事件等问题上，日本未与英美采取一致行动，从而错失同盟机会 [7]。
脚注
- ^ 日本外交文書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大正15年（1926年）第2冊下巻. [2018-1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15）.
- ^ 日本とシナ: 一五〇〇年の真実, p.144 渡部昇一,2013年
- ^ 冈崎久彦‘币原喜重郎とその时代’314页
- ^ F.S.G. Piggott, Broken thread : an autobiography, Gale and Polden, 1950
- ^ John Van Antwerp McMurray, How the Peace Was Lost: The 1935 Memorandum "Developments Affecting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 Hoover Archival Documentaries
- ^ Frederick Moore, With Japan's Leaders: An Intimate Record of Fourteen Years as Counsellor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nding December 7, 1941, Scribner, 1942
- ^ 日本とシナ: 一五〇〇年の真実p144 渡部昇一，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