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罪
提示：此条目页的主题不是反革命。反革命罪（crimes of counterrevolution）是刑法上最严重的一类犯罪。通常是指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行为。“反革命”一词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的。但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中，一般不使用“反革命罪”，而用内乱罪、外患罪等罪名。
历史
苏联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不久的俄国内战期间，于1917年11月22日（公历12月5日）发布“人民委员会有关法院第一号令”：“为了打击反革命力量，维护革命，与土匪、奸商，以及商人、工业大亨、职员等人的破坏行动与其他敌对行动进行斗争而成立工农革命法庭”。[1][2][3]普通犯罪（窃盗、杀人、民事纠纷）由人民法院负责审理，而反革命罪由革命法庭负责审理，虽然实际上有时人民法院也审理反革命罪。革命法庭的法官由苏维埃选举，未必有法学知识，在1922年之前也无法律可依，只能依政府命令与革命意识判决。[4]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5][6]
| 年份 | 平民革命法庭 | 军事革命法庭 | 运输革命法庭 |
|---|---|---|---|
| 1918 | 12,223 | ||
| 1919 | 17,501 | 25,643 | |
| 1920 | 33,097-41,206 | 167,162 | 9,596 |
| 1921 | 35,111-44,944 | 91,830 | 9,958 |
| 1922 | 36,551-45,811 | 45,540 | 27,200 |
中国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法律中以“反革命”为名或与之有关的法规，以刑事法规为大宗；刑罚中的“反革命”相当于北洋政府时期的“内乱罪”，或所谓的“叛国”、或今日的“间谍”、“泄漏国家机密”。明确将反革命作为一种罪行的法律是1927年2月9日武汉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联席会议”）第22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反革命罪条例》，[7]它规定：“凡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推翻国民革命之权力，而为各种敌对行为者，以及利用外力，或勾结军队，或使用金钱，而破坏国民革命之政策者，均为反革命行为。”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速记录清楚显示，《反革命罪条例》的出台，完全是为审判北洋湖北督军陈嘉谟和武昌守将刘玉春而制订。1927年2月17日《蒋介石日记》记载：“六时半起床，静坐，批阅，会客。下午看书，会客。汉口联席会定反革命罪各则，以及各种宣传，对余与静江兄攻击，几无完肤，名余为独裁制，名静为昏庸，除CP以外，无一非反革命，必欲使我党党员各个击破殆尽。所恨者，本党党员谄奉、卑污、趋炎附势、执迷不悟之徒，其罪恶比敌尤甚也。”1927年2月19日，蒋中正在南昌的民众集会上发表演讲：“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 [8]
1928年3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注 1]，对反革命罪做了更细致的规定，然而各款内容大体延续。[9]
1929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了《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并于同日施行。该法赋予国民党地方党部上诉权，即国民党地方党部对于法院所判之“反革命案件”的第一审判决不服的，可于上诉期间内要求检察官上诉于上级法院。该法第三条规定“发回或发交更审时，得因党部之声请付陪审评议”，由国民党员组成“陪审团”，对该案作出“有罪”“无罪”或“犯罪嫌疑不能证明”的答复，法院必须根据这个答复作出判决。刘恒妏在论文中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在“反革命案件”审理程序中，特别采行了陪审制度，而此“党员陪审制”，限定“25岁以上的中国国民党员”具有陪审员资格，仰赖党员对党的忠诚与对党义的认知，去定义反革命。[10]
中国国民党方面虽然在1931年初废止相关法令，而代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然而，刑事法规中的“反革命”刑罚仍旧存在，并且，由于“危害民国”与“反革命”法规上的延续以及审判案例的便利考量，《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颁行后，《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在司法上照旧有效，虽废犹存。中国共产党沿用了这个做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4年4月8日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1]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1年2月20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十一次会议批准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12]反革命罪是处治最严厉的法律罪名。[13]1950年代初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共捕了262万馀人，其中处决反革命分子71.2万馀人。[14][15]根据《争鸣》杂志引述“内部调查”结果，文革期间“十三万五千馀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为死刑”。[16]
1979年7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把反革命罪规定在分则第一章，并在第90条为反革命罪规定了如下的定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后来，随着政权稳固、社会发展，“反革命”一词已不符合国情；199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取消了该罪名，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取而代之。而199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8条，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2016年3月2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称1983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仍有“反革命”字样，已不符合现时国情，建议删除[17]。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删除了与反革命有关的内容[18]。
注释
- ^ 除此版本外，另有1928年2月29日时先行公布之版本，与1928年3月9日公布、《国民政府公报》上之条文有部分文字不同。该法实际公布日，当以3月9日为准。先行公布之版本见诸：一日、一苇，《反革命治罪法 条文已公布》，《晨报》，北京，1928年3月7日，第3版。
参考文献
- ^ Revolutionary Tribunals. thefreedictionary.com. [2017-09-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03）.（英文）
- ^ Decree establishing the Revolutionary Tribunal (1918). Alpha History. [2017-09-03].（英文）
- ^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Правда и домыслы о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ода в России [1917年的革命。 1917年俄罗斯革命的真相和猜测]. [2017-09-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03）.（俄文）
- ^ 4.0 4.1 Matthew Rendle. Quantifying Counter-Revolution: Legal Statistics and Revolutionary Justice during Russia’s Civil War, 1917–1922. Europe-Asia Studies. 2016, 68 (10): 1672–1692 [2017-09-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17）.（英文）
- ^ 陈奎德; 王康. 歷史歧途：十月革命99年. 自由亚洲电台. 2016-11-11 [2017-09-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03）.
- ^ 罗慰年 （William Luo）. 半资本论 （Semi-Capital）(第五版): 半资本主义与中国 （Semi-Capitalism in China）. 世界华语出版社. 2016-04-25: 194. ISBN 978-1-940266-12-1.
- ^ 《昨日中央联席会通过之反革命罪条例》，《汉口民国日报》，汉口，1927年2月10日，第1张新闻第2页。
- ^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 ^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制定“暂行反革命治罪法”》（1928年3月9日），《国民政府公报》（1929年3月，南京）第39卷第3期，页2-4。
- ^ 刘恒妏，《革命／反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的法律论述》，页290。
- ^ 吴奇英，《中共专政下的反革命份子》（台北：韦柏文化事业出版社，1998年），页381-387。
- ^ 吴奇英，《中共专政下的反革命份子》（台北：韦柏文化事业出版社，1998年），页389-393。
- ^ 高全喜. 政治宪法学纲要. 中央编译局. 2015-06-05: 97. ISBN 9787511720788.
- ^ 镇反毛泽东嫌杀人少 定指标千分之一终超过. 2012-08-17. 中国文化传媒网. [2013-11-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03）.
- ^ 镇反运动各地处决人数有指标. 2013-10-03. 多维新闻. [2013-11-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9-04）.
- ^ 宋永毅. 文革五十年: 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 明镜出版社. 2016年: 79. ISBN 978-1-63032-898-6.
- ^ 这部法里还有“镇压反革命”，代表建议删除. 澎湃新闻网. 2016年3月3日 [2016年3月3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年9月30日）.
- ^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理念、原则与职能. 正义网. 2018-11-03 [2018-11-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