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权

俄罗斯的人权状况经常受到国际组织和国内独立媒体的批评。一些最常见的侵权行为包括拘留期间死亡、安全部队和狱警普遍和系统地使用酷刑，俄罗斯军队中的欺凌仪式（被称为dedovshchina，意为“祖父统治”）、普遍侵犯儿童权利，对少数民族的暴力和歧视，以及杀害记者。

作为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联邦仍然受其前身签署和批准的相同人权协定的约束，例如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1990年代后期，俄罗斯还批准了《欧洲人权公约》（有保留），从1998年起，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成为俄罗斯公民从其国家司法系统中上诉的最后一个上诉法院。根据1993年宪法第1章第15条，这些国际法的体现优先于国家联邦立法。然而，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2004-2008年）开始，关于侵犯人权的报导越来越多。

自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和普京于2012年春季恢复总统职位以来，许多国际和宪法权利受到立法冲击，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集会和结社自由），具体体现在《俄罗斯联邦宪法》（1993年）第30条和第31条中，2015年12月通过了一项法律，赋予俄罗斯宪法法院决定俄罗斯是否可以执行或无视欧洲人权法院等政府间机构的决议的权利。

作为欧洲委员会的前成员和《欧洲人权公约》的签署国，俄罗斯负有与人权问题相关的国际义务。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在2004年俄罗斯局势报告的导言中指出，“不可否认，自苏联解体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历史

参见：苏联人权

评分

在普京担任总统的第一个任期（2000-2004年）期间，自由之家将俄罗斯评为“部分自由”，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得分都很低（1分最自由，7分最不自由）。 2005年至2008年期间，自由之家根据其“世界自由”报告将俄罗斯评为“不自由”，政治权利得分为6分，公民自由得分为5分。

2006 年，《经济学人》发表了一项民主评级，将俄罗斯列为167个国家中的第102位，并将其定义为“具有限制媒体和其他公民自由趋势的混合政权”。

根据人权观察2016年报告，俄罗斯联邦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

到2016年，也就是普京第三次担任总统四年后，俄罗斯联邦的自由之家评级进一步下降：

[T] 克里姆林宫继续镇压民间社会，加大对国内非政府组织 (NGO) 的压力，并将总部位于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和亿万富翁慈善家乔治索罗斯支持的两个团体称为“不受欢迎的组织”。 该政权还加强了对媒体的严密控制，在信息领域充斥著民族主义宣传，同时压制最流行的另类声音。

据报导，2019年，随著法国和德国不断努力挽救俄罗斯免于被欧洲人权监管机构驱逐出境，如果恢复缴纳会费，俄罗斯可能会保留其席位。

对生命权的侵犯

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0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但死刑废除前可适用于特别严重的罪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允许使用死刑，但对死刑的使用规定了一些限制。作为赦免，可以改为无期徒刑或25年有期徒刑。俄罗斯虽然在2001年批准了《欧洲人权公约》，但并未加入其所有附加议定书。特别是规定在和平时期废除死刑的第6号议定书尚未获得批准，尽管它于1997年签署。但事实上，自1996年以来，俄罗斯就没有实施过死刑。此外，1999年，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在全国设立陪审团之前暂停执行死刑。随后，在2009年，他无限期地延长了这一暂停期限。

然而，人权中心纪念馆和禁止酷刑委员会以及《新公报》报导了2017年格罗兹尼法外处决27人的事件。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发表报导称，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车臣当局恢复了针对被认为是LGBTI社区成员的个人的暴力运动，据报导其中两人在拘留期间死于酷刑。

2006年，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莫斯科遇害。她的谋杀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尽管随后有五名参与谋杀的人被定罪，但欧洲人权法院在2018年裁定该州在调查这起谋杀案时犯下了多项违规行为。

2009年，人权活动家娜塔莉亚·埃斯特米洛娃在格罗兹尼被绑架杀害，民权活动人士扎雷玛·萨杜拉耶娃和阿里克·扎布拉洛夫也遭到绑架和杀害。这些罪行仍未解决。

2015年反对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遇害案引起了巨大反响。人权活动人士和涅姆佐夫家族仍然认为，当局故意无视谁下令和组织了谋杀的问题，并指出这些人仍然逍遥法外。

有许多报导称，在一些流放地，政府官员系统地折磨囚犯，在某些情况下导致死亡，2019年，布良斯克地区第6惩教所前副所长伊万·马沙尔科被判处12年徒刑，他于2018年将一名58岁的犯人戴手铐钉在一张双人床上，之后他用抹布堵住他的嘴，几个小时后，囚犯死了。 2019年3月12日，车臣前总统阿赫马特·卡德罗夫的前保镖阿尤布·通图耶夫被发现死于弗拉基米尔地区的第6号惩教所。在殖民地逗留期间，通图耶夫不断抱怨殖民地工作人员的暴力行为，包括毒打和电击酷刑。 2016年，他向ECtHR提出了虐待的投诉。尽管殖民地当局声称通图耶夫是自杀身亡，但他的亲属报告说，死者的尸体上布满了瘀伤，肺和肾脏也被切除了。然而，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殴打通图耶夫的迹象。

有报导称警察殴打人们或对他们采取其他暴力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受害者死亡。因此，2019年4月11日，在奥列霍沃-祖埃沃，警察残忍地殴打了苏利尤努斯劳，后者在殴打一周后因受伤在医院死亡。 2017年10月3日，此前因涉嫌盗窃被拘留的斯坦尼斯拉夫·戈洛夫科在下塔吉尔的一家医院去世。警察对他造成25处重伤。 2018年，三名警察分别因此被判处3.5年、3年4个月、3年2个月有期徒刑。早在2019年，这三名警察都被假释。

2007 年，“为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人权”运动的负责人伊尔达尔·伊桑古洛娃表示，巴什科尔托斯坦没有调查数十起刑事案件，其中涉及被杀嫌疑警察的受害者或亲属.其中包括谋杀17岁的斯维特拉娜·卡拉莫娃和15岁的埃琳娜·亚历山德罗娃。

根据官方数据，2015年俄罗斯有3977人死于剥夺自由的场所，其中87%死于各种疾病，包括医疗质量低下。治疗感染艾滋病毒的囚犯出现了一个特别困难的局面，根据俄罗斯总检察长 2016 年的数据，感染艾滋病毒的囚犯人数超过6.2万人。就囚犯死亡率而言，俄罗斯在欧洲居于领先地位之一。在欧洲委员会国家中，俄罗斯在每10万人中的囚犯人数方面排名第一—— 2013年每10万人中有467名囚犯（对于欧洲委员会国家来说，这个数字平均当时是每10万人中有124名囚犯）。 2014年，俄罗斯的囚犯死亡率在欧洲委员会国家中也位居前列（2013年，欧洲委员会国家平均死亡率为每万人61.6人）这个数字是每10,000名囚犯中有28人），以及囚犯中的自杀人数（2013年有461人自杀死亡）。

外国人和移徙者

2002年10月，俄罗斯联邦出台了关于外国人合法权利的新立法，旨在控制移民并明确外国人的权利。尽管取得了这一法律成就，但截至2004年，俄罗斯的许多外国社区在实践中面临困难（根据吉尔·罗伯斯的说法）。

截至2007年，近800万移民在俄罗斯正式登记，而大约500-700万移民没有合法身份。

大多数抵达俄罗斯的外国人都在寻找工作。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与当地雇主没有初步合同或其他协议。一个典型的问题是许多外国人的非法身份（即，他们没有登记，也没有身份证件），这剥夺了他们的任何社会援助（截至 2004 年），并经常导致他们被雇主剥削。尽管如此，外国工人仍然受益，而地方当局似乎不愿解决问题，这形成了一种权宜之计。正如吉尔·罗伯斯所指出的，不难想像，许多外国人的非法身份为腐败创造了​​土壤。非法移民，即使他们在俄罗斯待了几年，也可能随时被捕，并被安置在非法移民拘留中心，以进一步驱逐出境。截至2004年，拘留中心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驱逐程序缺乏资金，可能会将移民拘留延长数月甚至数年。与此同时，吉尔·罗伯斯发现了在与他交谈的当局中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的坚定政治承诺。

有一个前苏联公民（现为俄罗斯联邦国民）的特殊情况。随著苏联的解体，俄罗斯联邦宣布自己是苏联的延续，甚至占据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因此，1991 年国籍法承认所有在俄罗斯联邦永久居住的前苏联公民为俄罗斯公民。然而，在法律生效时出生在俄罗斯但不在俄罗斯领土上的人，以及一些在苏联出生但居住在俄罗斯但没有在俄罗斯正式定居的人，都没有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当 2003年12 月 31 日前苏联护照失效时，这些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外国人，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俄罗斯是他们的家。大多数人被剥夺了事实上的俄罗斯联邦国民身份，他们失去了留在俄罗斯联邦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退休福利和医疗援助。由于他们感到被拒绝，他们的士气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另一个特例是梅斯赫特土耳其人。斯大林从南乔治亚州驱逐出境和1989年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河谷大屠杀的受害者，其中一些人最终分散在俄罗斯。虽然在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梅斯赫特土耳其人自动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但自1991年以来，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约有15,000名梅斯赫特土耳其人被剥夺了任何合法地位。不幸的是，即使是阿尔瓦罗·吉尔-罗伯斯在2004年采取的措施也没有使克拉斯诺达尔当局做出改变他们的立场；弗拉基米尔·卢金在2005年的报告中称其为“地方当局发起的针对某些族群的运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大量梅斯赫特土耳其人的出路变成了在美国重新定居。正如弗拉基米尔·卢金在2005年指出的那样，在苏联解体之前，有5500名雅兹迪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他们从亚美尼亚搬到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其中只有一千人获得了公民身份，其他人无法合法化。

2006年，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倡议后，俄罗斯联邦通过了立法，以“保护俄罗斯本土居民的利益”，对外国人在俄罗斯批发和零售市场的存在提供了重大限制。

作为2006年格鲁吉亚-俄罗斯间谍活动争议的一部分，2006年曾以违反签证的罪名频繁任意和非法拘留和驱逐格鲁吉亚族人，并镇压格鲁吉亚拥有或以格鲁吉亚为主题的企业和组织。

新闻周刊报导说：“2005年仅在莫斯科就有大约300,000人因违反移民规定而被罚款。2006年，根据民事援助，这个数字要高出很多倍。”

残疾人与儿童权利

目前，估计有200万儿童住在俄罗斯的各地孤儿院，另有400万儿童流落街头。根据1998年人权观察的报告，“在过去两年中，俄罗斯儿童以每年113,000人的速度被遗弃到国家，比1992年的67,286人大幅增加。在被归类为‘没有父母照料”，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机构中，而其馀的则被安置在各种监护人那里。从国家承担照料的那一刻起，俄罗斯的孤儿——其中95%仍有在世的父母——暴露在到令人震惊的残忍和忽视程度。”一旦被正式标记为智障，俄罗斯孤儿就会“在心理神经机构中终生被关押。除了在这些机构中几乎没有接受过教育外，这些孤儿可能会被束缚在布袋中，用四肢拴在家具上，拒绝刺激，有时甚至5至17岁卧床不起的儿童被关在人手不足的卧房里，就像在婴儿房里一样，在某些情况下被忽视到死亡的地步。”作家鲁本·加列戈描述了国家机构中残疾儿童的生死。尽管人数众多且护理质量差，但最近的法律使外国人收养俄罗斯儿童变得更加困难。

行动自由

根据2014年发布的规定，超过400万与军事和安全部门有关的雇员被禁止出国旅行。

司法系统

据国际特赦组织称，俄罗斯的司法机构受到政治当局的操纵。根据俄罗斯宪法，最高法官由俄罗斯总统提名后由联邦委员会任命。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她的《普京的俄罗斯》一书中描述了法官不遵守“上级命令”而遭到袭击或被免职的故事。在2005年写的一封公开信中，前法官奥尔加·库德什基纳批评莫斯科市法院主席奥·埃戈罗娃“建议法官做出正确的决定”，据称这导致莫斯科80多名法官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退休。

在1990年代，俄罗斯的监狱系统被媒体和人权组织广泛报导为陷入困境。大量案件积压和审判延误，导致审前拘留时间过长。监狱条件被认为远低于国际标准。结核病是一个严重的普遍问题。人权组织估计，每年约有11,000名囚犯和监狱被拘留者死亡，其中大部分是由于过度拥挤、疾病和缺乏医疗服务。一份日期为2006年的媒体报导指出，一场监狱改革运动导致条件明显改善。自1997年以来，瑞士发展与合作署一直致力于改革俄罗斯的监狱，配合中央政府的改革努力。

自苏联时代以来，法治在刑事司法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特别是在深部省份。法院通常遵循不宣判无罪的政策； 2004年，无罪判决仅占所有判决的0.7%。法官依赖行政人员，依次竞标检察机关。检察官的工作从贫乏到惨淡。律师大多是法院任命的，而且报酬很低。近年来，在政治敏感案件中滥用刑事程序、骚扰和迫害辩护律师的情况迅速恶化。没有遵守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对抗性和平等原则。

1996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暂停执行死刑。然而，俄罗斯政府仍然违反了它在加入欧洲委员会时做出的许多承诺。根据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说法，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上诉的公民经常受到俄罗斯当局的起诉。

法院系统已被广泛用于镇压政治反对派，例如Pussy Riot、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扎雷玛·巴格乌迪诺娃和维亚切斯拉夫·马尔采夫的案件，并阻止克里姆林宫政敌的候选人资格。

非政府组织Zona Prava在2019年的一份题为“安全部队的暴力：没有惩罚的犯罪”的报告强调，与俄罗斯法院的总体无罪释放率相比，针对执法人员的无罪释放和撤销案件数量不成比例。后者仅为0.43%，而在执法和军事官员被指控暴力滥用职权，包括以嫌疑人死亡告终的情况下，这一比例接近4%。与此同时，那些被定罪的人也受到了不成比例的从宽定罪——其中几乎一半被缓刑或罚款。

2021年，非政府组织Gulagu.net发布了大量来自俄罗斯监狱和流放地的视频，其中包含数千小时的第一手记录，记录了监狱官员对囚犯的酷刑，包括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侵犯，例如用棍子插入。这些视频涵盖了2015年至2020年，由一名前囚犯谢尔盖·萨维利耶夫泄露，他作为一名IT专家负责视频记录系统监狱当局。俄罗斯当局解雇了在这些视频中被指控的几名监狱官员，并将萨维利耶夫 列入“非法获取敏感信息”的通缉名单。 FSB和执法部门将这种滥用行为描述为系统性和全国性勒索金钱和虚假证人陈述的技术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