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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目讲述重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史。

前期

重庆市委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批准，于1966年6月21日将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定性为“黑帮”，责令其“停职检查”，并在6月22日在《重庆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同时，还派出由副市长余跃泽为组长，五十四军副政委钟池为政委，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崔成礼为副组长的300人的庞大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领导“抓郑思群黑帮”，让校、系两级领导干部90%以上“靠边站”，发动师生员工揭发批判。

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彭真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不久，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不经过任何组织手续，采用在文章的注释里点名的手法，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任白戈。

重庆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询问市委：被中央点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庆的领导人任白戈，市委无法回答。7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赶到重庆，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召开市委会议，传达由陶铸通报的、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30年代的问题，60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随即，任白戈以“请假检查”名义离开工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就被迫在重庆市大专院校师生代表会议上，代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宣布了将任白戈“罢官”的决定。

1966年8月2日凌晨，郑思群被发现在工作组的“监护”的重庆大学松林坡专家招待所用剃须刀片割破颈动脉自杀身亡。按当时“自杀等于叛党”的习惯认识，重庆市委匆忙宣布开除郑思群党籍。郑思群平时工作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与学生关系很好。重庆大学许多师生感到震惊和悲愤不平。8月3日，重庆市委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北京新市委于7月29日召开的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精神和毛泽东有关撤销工作组的指示。大会尚未结束，重大学生就已闻讯在校内写出大标语：“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当晚，重大校园里出现了《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等要求重新审查郑思群死亡事件的大字报，对市委工作组表示公开抗议。

8月13日，重庆大学学生周孜仁起草《致全市大专院校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向重庆市委造反，得到重大全校数千人的签名响应。

      因对工作组评价上的分歧，与重庆大学同在沙坪坝区的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现重庆师范大学）学生中出现两派对立，反工作组一派处于劣势。
      鉴于此，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轻骑”、“排炮”两个小组派出代表，向反工作组观点占绝对优势的重庆大学师生求援。
      8月15日，重庆大学数千师生，顶着烈日，前往师专声援。他们被保工作组一派群众围在暑气逼人的师专操场上，双方召开激烈辩论，引来师专附近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居民上千人围观，他们也带着不同观点前来加入辩论或看热闹。这样，出现了文革爆发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在双方坚持的过程中，重大师生和师专文革筹都不断派出代表，到重庆市委反映情况，要求市委领导到场解决问题，但市委一直不予答复。直到傍晚，重大师生派出的代表向市委提出三点强硬要求：一、如果你们认为我们的行动符合毛泽东思想，那么就请你们到师专去；如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不去；二、我们的通知挨饿、晒太阳，如果出了问题，完全由你们负责；三、如果你们实在不去，我们的4000革命师生全部到市委来。

在这样的“最后通牒”特别是后两条的要挟下，市委书记处不得不派出书记处书记、副市长辛易之前往师专现场处理情况。辛易之到师专后，重大师生要他回答“今天发生的事件是不是革命事件？”、“市委抽调大批学生下乡劳动、搞四清运动，是不是错误的？”等问题，并要求对师专的一些人用“不受欢迎”四个字与毛主席像争高低的“反革命行为”作出严肃处理。

      辛易之当然既不能回答这些，又不可能对所谓“反革命行为”作什么处理。他含含糊糊，环顾左右而言他，并说如果大家心中有气，可以对他撒等等。讲完之后，就准备离开。
      辛易之不得要领的讲话，让参会群众非常不满。当他钻进专车后，被激怒的群众，便围住专车不让走。这就形成了重庆第一次造反派师生与市委领导当面争执、对峙，或者说“围攻市委书记处书记”、“向市委造反”的局面。
      事后，重庆造反派便将这一天视为造反开始纪念日，造反派亦被称作“八一五派”。重庆大学造反派师生成立的组织就取名为“八一五战斗团”。

党委求“炮轰”

      1966年8月17日，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全国县、团级单位领导层。
      8月20日，重庆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
      8月25日，中共重庆市委为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各大专院校文革筹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炮轰市委”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代表西南局到会讲话，号召“集中火力，炮轰市委”。地方干部都发出“炮轰”、“炮打”的号召，早已习惯于“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青年学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自1966年8月中下旬以来，重庆群众便因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认识而分裂成为两大派，一派是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与之相对立的另一派即当时所谓的“保皇派”或“保守派”。他们同广大领导下部一样，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加上运动初期批判“三家村”时的许多做法及舆论导向使他们误认为这是又一场类似于反右派那样的政治运动，便旗帜鲜明地站到了造反派的对立面。

8月28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一部分红卫兵到江北区宣传鼓动，遭到群众和当地政府的对立。为了稳住重庆，李井泉带了挂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等坐镇重庆，协助市委工作，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是以反右派运动时的认识和经验来对待这场运动的；为了防止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打乱工厂生产秩序，影响生产，在9月初，李井泉向中共重庆市委领导提议，可以仿照革命历史上的传统工人组织，建立工人纠察队，以搞好生产、搞好“文化大革命”。并要求先试点。重庆市委部署给工交、兵工、基建三个政治部，并在中梁山煤矿试点，工交政治部发了试点经验介绍。这样自上而下地在全市工矿企业中很快建立起了工人纠察队。

1966年9月中旬，重庆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总部已建立起来。由于是通过尚在正常运转的各级中共组织和各地各单位公安保卫部门发起，工人纠察队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无可匹敌的力量，其人数之多，组织机构之健全，乃至旗帜、袖章、宣传品之精美，都是当时其他自发性的群众造反组织无法相比的。而且工人纠察队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生产骨干多，在群众中的影响大。他们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与造反派尖锐对立。

然而，工人纠察队很快便发现文化大革命并非反右派运动，处境日益被动。造反派的政治地位却不断得到提高。更使工人纠察队气馁的是，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基本精神的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炮打司令部”，支持造反派，已是大势所趋。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群众纷纷获得平反，而各级党委则纷纷检讨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也被红卫兵印成了传单，到处散发。工人纠察队陷人了困境。

一二·四事件

11月28日，重庆城内各交通要道、车站码头，到处张贴出了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定于12月4日在重庆市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的海报。这一海报却引起各方关注，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工人纠察队总部决定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接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同时更新组织名称，重整旗鼓，以利再战。而重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外地驻渝红卫兵都认定这个大会是“阴谋”、是“假批判、真包庇”，决定要对大会造反。

中共重庆市委对“一二四”大会可能导致群众冲突担忧。11月30日在潘家坪，12月1日在小温泉召开的干部会上，市委领导就谈到一定要说服工人战斗军不开这个大会，如果他们一定要开，就通知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去参加。12月2日上午，市委两位领导人在重庆钢铁招待所约见工人战斗军司令部负责人，劝告他们，目前少数派与多数派有对立情绪。如开大会，少数派来冲会场，则很可能发生冲突，所以12月4日的大会切不要召开。但工人战斗军负责人表示大会非开不可，只是保证绝对不发生冲突。当天下午，市委即在电话上通知各部委和各区委，一定通知所属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参加12月4日大会。但是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仍多次劝说工人战斗军负责人不开大会，结果无效。

而在中共重庆市委劝说工人纠察队停开大会的同时，造反派则加紧了对大会造反的策划。12月3日上午，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厂八一五派（即重庆造反派）联席会议，制定了对大会造反的方案，并决定如果到主席台发言造反不成，则将队伍拉到市中心解放碑另行召开真批判大会，与工人纠察队的假批判形成对比，争取中间群众。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这一计划太“温良恭俭让”。当天下午和晚上，工人造反军总部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组织的少数领导又制定了另外两套强行冲击会场的造反方案，还特别安排了要在主席台后边马路上先停放三辆救护车以运送伤员。

12月4日，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涌向重庆市体育场。到会者除了来自各地区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外，还有他们请来的同样反对造反、同样是由“官方”组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文艺兵等，当时这些组织被造反派统称为“保皇四军”、他们都已听说造反派要来冲会场的传言，早已是义愤填膺，严阵以待，为防止造反派的破坏，工人战斗军司令部还组织起了数千入的大会纠察队伍，层层设防。

大会刚刚开始，发言尚未进行，还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说明这次大会是“假批判真包庇”，造反派就借口“主席团成员未介绍家庭出身”开始造反了。本来，无论大会发言还是街头辩论，首先自报家庭出身，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血统论”流行时的一个不成文规矩，若是“出身不好”，马上便会被轰下台去。先期进入会场的造反派人数虽少，但却是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他们摇旗呐喊，拼命向主席台冲击。被阻隔在会场外的造反派大队人马，闻知场内已经起事，便也奋力向场内发起冲击。

为了尽量制止冲突，中共重庆市委事前已派了市“文革”办公室干部到会场了解情况，打听了体育场各侧门出口是否畅通。为了及时掌握情况，市委“文革”办公室还架设了专线电话。冲突发生后，被派到会场观察的“文革”办公室下部——方面竭力劝说双方停止斗殴，一方面打电话向市委反映。市委当即派了一位书记处书记和“文革”办公室负责人赶到现场做劝解工作，并要求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迅速疏散群众。由于重庆市委的干预，这场持续两小时左右的大规模流血冲突总算平息下来。但是会场外的武斗却又蔓延。两派群众都被“惨案”所激怒，或出于报复，或为厂抓“凶手”，掀起了打、砸、抢、抄、抓的狂潮。至此，局面完全失控。

当天下午，造反派就举行了抗议集会和游行，第二天又在体育场召开了控诉大会，重庆大学八一五代表在大会上说：“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阴谋策划其御用工具——重庆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赤膊上阵，拳打足踢，挥戈扬矛，大打出手：他们用钢钎、木棍、铁锤、铁矛、旗杆、主席语录牌……等等，打死打伤造反派二百余人，造成世所罕见的流血惨案。”有关“工纠打死造反派”的所谓“目击者”的揭发、控诉也大量出现在传单、小报和大字报上。

此时造反派也力图以“一二·四事件”为突破口一举搞垮保守派，并进而搞垮市委。于是，造反派便——心要证实“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说法，到处搜寻证据。有人传出重庆市市委要毁尸灭迹”的谣言，造反派便马上派人到市郊石桥铺火葬场去将正待火化的14具尸体“查封”。一些造反组织还在交通要道口设下检查站，检查是否有人转移尸体。造反派组织了庞大的调查团，从数十人发展到近300人，大部分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人，相信了“工纠打死造反派”的传言才来参加调查的，但是却一无所获。

这时，一批造反派与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外地驻渝红卫兵一起，采取了一个在造反派内部也遭到不少人反对的极端作法：于12月6日下午从火葬场强行抢走了4具尸体，连同当晚从一家医院抢出的1具尸体一起，作为“叮疑尸体”，开始在体育场展出。但因造反派内部分歧，体育场的尸体展览草草结束，一些造反派又将5具尸体强行抬进中共重庆市委院内，抬到市委办公厅楼上机要室屋里，陈放于办公桌和值班床上，以此进行要挟，要市委交出所谓“黑材料”。后来通过一些红卫兵出面工作，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将尸体抬走。一二四事件发生后，外地赴渝红卫兵兵早巳将舆论散到全国。参加了此次造反派运动的学生群众，并在1966年12月17日，汇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去宣传。

到1967年1月，保守派在重庆基本上分崩离析，造反派组织占据了文革舞台。

1967年1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武斗

主条目：重庆大武斗

埋葬有重庆大武斗死难者的重庆文革墓群

1967年6月5日至8日，“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两派数千人参加西南师范学院武斗，被视为重庆大武斗的序幕。7月7日，两派武斗在嘉陵江大桥南桥头打响了“第一枪”。7月8日，两派在红岩柴油机厂武斗，死9人，抓走近200人。7月25日，两派在重庆工业学校武斗，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攻占了重庆工业学校，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得知后，决定下发枪支。由于局面不利，有五十四军支持的八一五派开始从军队“抢”枪。

8月5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死亡22人，伤者多人。8月8日，望江机器厂的反到底派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伤129人，沉船3艘，重创12艘，长江航运因此中断。当时被称为“重庆八八海战”。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械厂大规模武斗，直接参战人员上千名，支援人员上万。动用枪炮、坦克、战车，死亡数十人，伤600余人。8月13日，望江机械厂武斗，打死4人。8月14日，两派在嘉陵大桥武斗，打死11人，伤多人，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及重庆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和部分设备被烧毁。8月18日至8月20日，两派在沙坪坎潘家坪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死亡128人，伤者无数。8月22日，两派在南岸区上新街武斗，死22人，伤数十人。同日，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被武斗组织伏击，打死1名处长，打伤5人。8月23日，北碚区歇马场武斗，打死40人。8月28日，北碚区3000余人在歇马场424部队驻地发生大规模武斗，死亡40人。8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4000多人。经过一周武斗，杨家坪半数房屋被毁，死亡200余人。9月上旬，《九五命令》发布后，武斗有所缓和。10月27日，解放军通讯兵工程学院警卫连驻地武斗，打死32名学院成员及群众，受伤53人。

1968年3月中旬，长寿县云台处的川东北石油处本部武斗，持续六天七夜，打死40人。4月28日，长安机器厂因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坦克、大炮等）大火，重庆市消防大队救火途中被枪击，打死9人，打伤30余人，3辆消防车受损。7月，江陵机械厂武斗，大批人员伤亡。5月2日，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发出通告，重申《九五命令》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4月份的两次指示，严令各派全部上缴武器弹药，解散武斗组织，否则就强制取缔。由此，两派的专业武斗队陆续解散。10月15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宣告自即日起撤销两派各自的总部。 重庆大武斗由此结束。

据官方资料记载，1967年夏至1968年夏，重庆地区武斗31次，使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24次，导致645人死亡。据曾钟、陈晓文估计，仅重庆文革墓群一处就埋葬有武斗死难者四百余人。据《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记载，全市共发生较大武斗杀人事件22起，被抓后杀死的有1737人。有资料称直接死亡人数3000人以上，受伤1万人以上。据何蜀估计，武斗激烈时期全市约有1700人死亡。

重庆市1967年7、8、9月三个月完成工业总产值2.4亿元，相当于1967年3月的四分之三。1967年重庆市工农业产值25.65亿元，较1966年的31.96亿元下降19%。从1968年元旦起，因武斗导致的煤炭生产下降、交通运输瘫痪，全市被迫实行煤炭凭证定量供应。

外部链接

•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献：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

扩展阅读

资料

• 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
•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钟修文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1年，ISBN 7-5366-5527-4/K·288。
•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重庆市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
•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重庆出版社，2016年，ISBN 978-7-229-10497-9。

传记和回忆录

• 徐勍，《口舌人生》，重庆出版社，1998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重庆市曲艺团评书演员，因反对造反而卷入两派冲突，曾被武斗队绑架关押险遭不测。）
• 王成林，《重庆“砸烂公检法”亲历记》，自印书，2003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重庆市公安局干部。）
• 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年。（作者是《八一五战报》主编，曾写作《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
• 龙实，《往事（增订本）》，自印书，2008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在重庆建工学院监督劳动的“摘帽右派”。）
• 王开泰，《我当右派22年》，自印书，2010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在重庆五一技工学校监督劳动的“摘帽右派”。）
• 谭松采写，《长寿湖——一九五七年重庆长寿湖右派采访录》，自印书，2011年。（书中有近百名原在重庆长寿湖“劳动改造”的“右派”老人的口述。）
• 周孜仁，《一个红卫兵小报主编的文革记忆》，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周孜仁，《岁月回望录 红卫兵小报主编的家族追忆》，（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 黄荣华回忆、何蜀整理，《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原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八一五派代表黄荣华自述》，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重庆长江电工厂工人，曾任厂八一五联合指挥部常委、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 阳增泰回忆，何蜀整理、注释，《写给历史的交待——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重庆朝阳电机厂调度员，曾任重庆八一兵团总部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常委、八一五派工总部主要负责人、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
• 黄肇炎，《嘉陵旧梦——一个大学生造反派的成长记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6月。（作者曾任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报编辑。）
• 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注释，《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重庆江陵机器厂助理技术员，曾任重庆反到底派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 李正权，《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6月。李正权是重庆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