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开埠四百周年纪念事件

澳门开埠四百周年纪念事件发生于1955年。当年葡属澳门原本计划举行庆祝活动纪念澳门开埠四百周年，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压力下被取消。

1955年10月12日，澳葡政府公布了一份庆祝澳门 “开埠四百年庆典”的活动计划书，庆祝程序包括在澳门举行隆重的仪式、展览、出版、授勋，音乐会以及举办一场邀请众多官员参加的舞会，整个活动计划于同年11月进行。该计划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密切关注，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私下与香港总督、英国驻华大使馆代办接触，通过港英当局向葡方传达中国坚持葡方需要取消庆祝活动的消息。葡萄牙政府及澳葡政府在了解到中国政府高层意向后，于10月21日以“缺乏财政资源”为由取消活动，将近建毕的18米高“中葡友谊四百周年纪念碑”也被拆除。尽管纪念日被取消，澳门仍然在删减规模和不张扬的条件下举办了一些庆祝活动。

该事件是葡萄牙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在争夺澳门的控制权上进行的一场角力，也代表着权力正统性陷入危机的澳葡政府在澳门的行政权力和话语权上再次向中方让步。由于当时两国未有建立外交关系，故在双方谈判期间须依赖澳门的华人精英如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作为沟通桥梁，确立了何贤作为中葡之间的灵魂人物以及澳门亲北京华人社团的重要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亦透过当地亲共华人精英贯彻其在澳门的利益。

事件经过

1639年的澳门地图。葡萄牙人从1553年至1557年开始筑屋居留澳门，并逐渐兴建了这座城市

倡议计划

澳门土生葡人教师、记者及历史学者白乐嘉（葡萄牙语：Santos e Arrimar）是活动最早的倡议者。1951年11月，白乐嘉在葡萄牙渡假期间告知海外部部长罗瑟文（葡萄牙语：Sarmento Rodrigues），他在香港与中国银行董事局成员、中华工商总会副会长章乃器的交谈中，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与澳门发展良好的贸易关系”，中方希望维持澳门的现状。1952年4月30日，白乐嘉在里斯本地理学会发表题为“葡萄牙通过澳门在远东的施展”的演讲中回顾19和20世纪的杰出土生葡人，并提出在1955年11月20日纪念“提及澳门名字的第一份文献——平托的一封信以及澳门开埠四百周年”。白乐嘉的演讲受到里斯本地理学会主席科雷亚的赞扬，科雷亚建议学会主动庆祝葡萄牙人创建澳门城四百周年。1953年7月28日，科雷亚正式向罗瑟文建议并获得接受，罗瑟文及后指示里斯本地理学会成立筹备委员，联络澳门政府以便协调里斯本和澳门的计划。

筹备活动及争取支持

1955年1月14日，澳门总督史伯泰为活动筹备委员会举行就职仪式，委员会由佩德罗·罗保博士任主席，成员包括白乐嘉及亲北京华人工商界领导人何贤等。3月12日，史伯泰向罗瑟文发出机密函件，罗列了21本再版和12本拟新版的书籍清单，建议由白乐嘉撰写一部澳门官方历史书，以及早上及晚间举行的庆祝活动计划草案，该机密函件于4月1日由海外部副国务秘书文杜拉于转送海外总局局长和里斯本地理学会主席。

为了获得土生葡人和华人的支持，史伯泰建议海外部长向58人授勋并向市政厅授旗，对澳门贡献良多的罗保和何贤均在授勋名单中，而颁授仪式则计划预定于11月24日在澳门总督府举行。史伯泰亦提请海外部长批准在1955年10月4日举办一场舞会的计划，并将邀请香港总督葛量洪以及英国殖民地各领事及其他重要官员参加。

1955年7月，英国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在得知葡方正在筹备庆祝计划后，表示：“以澳门的经济政治状况，没有什么值得欣喜的，但是当局也许可以思考一下在食不果腹的时局中，制造一点热闹的气氛或许可以缓解情势。”英方又列举了一系列历史和政治理由以阻止筹备活动进行，其中批评指出“中国人从未承认葡萄牙对澳门的主权”以及“中方仅承认了葡萄牙在澳门半岛的治权（不包括氹仔和路环岛等）”。

中方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澳门及香港两个殖民地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不急于收回。得知葡方的庆祝计划后，北京政府反应强烈，1955年10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向葛量洪会面时问及事件，葛量洪向他证实葡方确有相关计划，又指葡萄牙中央政府的一名部长将前来澳门，并可能宣示澳门是 “葡萄牙的神圣土地”，周恩来听后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会同意举行庆祝活动，澳门和香港华人也不会同意他们这样做。”葛量洪将此理解为是一个暗含的威胁，认为对港澳是严重的问题，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官员也视该表态为一种警告。在中方透过港英政府向葡萄牙传达中方坚持葡方取消庆祝活动的立场后，澳葡政府于10月21日以“缺乏财政资源”为由宣告取消庆祝活动。

10月25日，中方开始发动舆论攻势，中方先通过广州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由于中国人民和澳门中国居民的强烈反对，葡萄牙政府取消了庆祝活动，并作出告诫：“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有权要求从葡萄牙殖民者手中收回其领土的这部分。”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以《警告澳门葡萄牙当局》为题、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参与其中的评论员文章：“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澳门，也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有权利要求从葡萄牙手中收回自己的这块领土。……澳门至今还没有归还中国，并不等于说中国人民容忍澳门遭受侵占的情况长期继续下去。” 10月27日，《印度时报》报导有广东省官员强调中国人民要“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他们自己的疆土”，“中国应该积极支援印度人民收回果阿”。10月28日，由新华社总社刊登了一则关于葡萄牙人从古至今占领澳门的长篇消息，并对将其正式名称从“殖民地”改变为“省”表示遗憾，又强调：“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法容忍澳门持续被侵占。”10月26日，香港亲北京中文媒体《大公报》和《文汇报》使用言辞激烈的社论来抨击澳葡政府。此外，一些澳门亲北京社团也对中国大陆表示支持，杯葛葡方的庆祝活动，由于当时中葡尚未建交，故澳门的华人精英便成为了中国和澳葡政府双方沟通的桥梁，当中的代表人物包括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他曾赴广州沟通有关庆祝活动的事宜。1956年他当上中国政协委员，同时获任澳葡政府议政会成员。

外界反应

当时敌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泰国和大韩民国均表示不认为中国大陆会冒险侵占澳门，泰方认为虽然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中国大陆在其对外市场未稳固前不会下手，又认为北京的举动是为了增加对外贸易的筹码；大韩民国外交部则表示中共政权在谈收回澳门之前，应该先将中国大陆还给国民党 。

企图收回果亚的印度联邦政府就事件声援北京政府，双方共同站在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阵营。印尼的立场则基本上保持与中印一致，时印尼副总统哈达表示：“澳门与果阿是殖民主义的残留，印度尼西亚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为了说服印尼领导人不要再对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地发表看法，葡方表示会在将举行的世界粮农组织会议上对接纳印尼一事投赞成票。

美国则明确地表示支持葡萄牙的海外政策，美国国务卿与葡萄牙外交部秘书长库尼亚在华盛顿发表了一项葡萄牙在亚洲“各省”的声明，表达了美国政府对葡萄牙海外政策的支持。1956年1月4日，美国空军国务秘书跨而勒斯在香港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对台湾的攻击将是对美国的侵犯”，在被问及如果澳门和香港受到入侵的情况下美国将采取什么态度时，他表示：“美国是英国和葡萄牙政府的盟友，我们会与他们一道采取适当的在他们受侵略情况下的措施。”中方对美方的言论及态度感到不满，称呼美方为“美国侵略集团”。

缩小规模的庆祝活动

“中葡友谊四百周年纪念碑”的建造地点位于玛利二世皇后眺望台一带

1955年11月5日至6日，本为庆祝活动内容之一的澳门第二届格兰披治大赛车如期进行，赛事的1万名观众几乎全部来自香港，期间澳门的酒店房间也被订满。11月19日至25日．澳门庆祝了有“葡萄牙战神”之称的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的百年诞辰。11月28至29日，香港英国皇家海军司令乌文正式访问澳门，在政治上声援澳门。

在出版专著方面，原本计划由白乐嘉编写的澳门历史著作及由其主笔的《澳门邮政史》未曾动笔，而澳门官印局（现印务局）只出版了一本篇幅不长的《欧维治到华》，此外亦有一些撰写“海外省历史”如《澳门史稿》的书出版。

原本准备于1955年11月29日庆祝活动闭幕式上揭幕的“中葡友谊四百周年纪念碑”则在即将完工前拆毁。葡萄牙海外部长曾命令澳门总督史伯泰找借口停止拆毁，史伯泰亦原打算保留纪念碑的基座，并在上面另立一座由新加坡传教会会长、澳门历史学家文德泉神父所赠送的耶稣君王纪念碑，但最终基座也被拆除。

相关论述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费茂实（葡萄牙语：Moisés Silva Fernandes）指出，中共政府的舆论攻势并没有涉及解决澳门领土或地区现状的目的，中方的意图是为了在亚洲新出现的独立国家以及其所支持的共产党或者解放运动面前恢复“革命”信誉。

文德泉神父1993年在报章上撰文，指“中葡友谊四百周年纪念碑”在马交石炮台一带动工，根基已建好而纪念柱也有一定的高度，澳葡也已经从葡萄牙买来烟花火箭和请来火箭伕，他自己也特意从新加坡来到澳门开座谈会，然而“毛泽东竖一竖手指就整个没了”。一名澳门土生葡人回忆当时的情境时作出如此描述：

“ “葡人来澳四百周年的时候造了一个纪念像……那里曾经有一个宏伟、漂亮、庆祝葡人来澳四百周年的纪念像。华人们不作声，由葡人造去；还有三日就是开幕典礼……拣好了在城市日当天。一切就绪，请柬经已发出等等。然后，华人说限在48小时之内把它拆除。48小时！造的时候花了不少时间，现在就只有48小时去拆掉。结果呢？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索性用炸药把它炸掉。完蛋了！节日完蛋了、四百年完蛋了、一切完蛋！” ”

影响

事件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澳门的势力，以及作为中葡之间的沟通桥梁的澳门亲共华人精英的地位更加巩固。

澳葡政府在与中国大陆政府的角力上失势，在一定程度下削弱了强烈认同葡国殖民政权的土生葡人的地方优势，使他们在当时葡华族群矛盾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感到缺乏安全感。1966年，澳门发生彻底影响了澳门的政治格局的一二·三暴动，而暴动的产生原因之一是葡华族群矛盾。

参见

• 关闸事件 (1952年)
• 一二·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