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党争
新旧党争是自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围绕在王安石变法的执行上所引发的一场党争。
宋神宗力图改革宋仁宗庆历新政以来遗下的弊端，拜王安石为宰相，开以新政，是为王安石变法。新政虽切中时弊，实行上有些问题，且得罪朝中保守派大臣的既得利益，遭到旧党极力反对。旧党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王安石唯有晋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予以抗衡。
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后来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新党支持王安石的新政，旧党反对新政。两派官吏互相攻击，一得势就贬斥另一派士大夫，最终新党因皇帝的支持推行而获胜，但造成北宋政局的不稳定，对北宋的政治影响颇大。新旧之争先后持续五十余年，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经过
最初争论只是书生之间的意气之争，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是南人不可当政，曾轻言：“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1]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在位十八年的宋神宗病逝，宋哲宗即位，在宣仁太后主导下，以司马光专权，但因带有个人情绪的报复，致力于尽罢新法，所谓“元祐更化”，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迫害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今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病逝，守旧派继续掌握大权，党争仍无止息，朝廷分裂成正反两党，得势旧党又分成三派：
不久后苏轼回朝报告浙西灾情潦苦，洛党的朱光庭、贾易等人借故指控他对先帝不敬，这时吕陶、上官均挺身而出为苏轼辩护，史称蜀洛党争。至此党争仅沦为意气之争，终使朝纲不振，政风日坏。
元祐九年（1094年），宣仁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章惇入汴京，拜尚书省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绍述”，意为继承父业，除曾布为翰林学士，晋张商英为右正言。
章惇当政期间，对元祐诸臣大肆清洗，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赠官谥号，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流放或罢黜，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又企图追废宣仁太后，为哲宗所止。但在公家事务上，章惇甚为正派，未曾以官爵私其亲信。
宋徽宗即位后，临朝听政的钦圣太后将章惇则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宰相，试图化解党争，但党争已是无可化解。徽宗亲政后，起用蔡京，恢复新法，但蔡京奸险不堪，与宦官童贯等勾结，立“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等309人定为奸党，碑上有名者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名单上诸臣后代通婚；结果忠良尽去，国事不堪闻问，加速北宋覆亡。
影响
余英时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2]，又说“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