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事件
四一二事件,或称四一二惨案(中国国民党称东南清党[1],中国共产党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西方被称作上海大屠杀[2]),是中国国民党清党第一期中的标志性事件[3]。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右派党员联同上海青帮帮众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后旋即大规模逮捕、处决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部分国民党左派,并取缔苏联顾问[4][5][6]。
四一二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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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内战和中国国民党清党的一部分 | |||||||
上海街头处决共产党人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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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方 | |||||||
中国国民党右派 上海青帮 |
中国共产党 部分中国国民党左派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蒋介石 白崇禧 杜月笙 |
陈独秀 周恩来 | ||||||
参战单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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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 | |||||||
士兵-5,000名 | 工农民兵数千 | ||||||
伤亡与损失 | |||||||
极少 | 数千人 |
经过
北伐战争后期,国民党内冲突不断。1927年3月6日蒋命驻赣州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枪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7]。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发动第三次工人暴动,组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3月26日蒋到达上海,工人纠察队在闸北枪决拥蒋派。[8]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4月2日,朱德在南昌发动政变,清除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蒋系势力,[9][10]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在上海召开全体会议,参加者包括蔡元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会议中提出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吴稚晖呈文控告中国共产党企图夺取革命政权,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11]。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首先发言赞同。会议订立“清党原则”及组“清党委员会”,进行反共清党准备工作。
4月1日,汪精卫穿越西伯利亚再转苏联邮轮,从欧洲赶回上海。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等向汪投诉中国共产党问题。汪精卫又与陈独秀会晤,陈书面答复汪精卫,并要求他签字,于4月5日以《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在报上发表,强调国共团结。武汉中央联席会议则命蒋介石未得政府命令前,不得发表外交意见,改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解除了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武汉政府下令,突免蒋公职[12]:13。4月6日,汪精卫离开上海赴武汉。
另一个造成紧张的要因,是鲍罗廷曾秘密策动郭松龄将军反对张作霖。蒋张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为代表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4月6日,得到公使团同意,张作霖在北京军警搜查了苏俄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藏身其内多时的58名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查获并向外界公开了苏联和共产国际欲赤化中国之千余文件[13],包括共产国际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纪录、中国共产党文件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详载苏联涉入中共之地下渗透活动,“及近来之街头群众运动的状况”[14]:42,其中有一份苏联共产党给当时革命政府顾问鲍罗廷的电报,指示不能让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苏联的目的是要用北伐牵制帝国主义国家,使他们不能从东方攻打苏联[15]:65。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强烈谴责中国国民党粗暴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认为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工具。
4月9日,蒋命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周凤歧分任正副司令,并颁发“战时戒严条例”12条。同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晖、黄绍竑、张静江、陈果夫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指责武汉国民政府“容共”。4月11日,蒋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根据陈立夫说法,中国国民党并没有和青帮正式订下合作计划,但是“策划、执行清党的一个主要人物是杨虎;他是青帮领袖”。杨虎“把我们的建议传递给杜月笙……青帮就采取行动”[14]:43。
4月12日凌晨1时到5时,亲国民党右派的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成员向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驻地闸北、南市、浦东、吴淞等处,发起攻击。之后,蒋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所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工人内讧”为理由,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没收三千支步枪。”[14]:43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定4月13日上午10时举行总同盟罢工。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等20万人举行罢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工人群众大会[16],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会后工人游行并与军方爆发冲突。关于冲突的详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称: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4]1927年4月14日的《国文周报》则称:闸北工人二千余结队游行,手执铁棍、炸弹,其势汹汹,旋冲入旧俄教堂内,师司令部屋内现炸弹声,军队始开枪,被击毙十余,工人均扯苏俄红色国旗。1927年4月14日的《申报》统计工人死亡共30人,军方死亡12人。冲突爆发后,蒋下令解散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上海总工会和一切共产党组织,搜捕中国共产党员及支持者,逮捕千余人,彻底清除中国共产党份子[12]:13。上海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均被杀死。[16]
4月14日,李济深主持广州陆海空将领开会议决定“清共”。4月15日,广州四一五事件发生,广州全城搜捕,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支持者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长沙(马日事变)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支持者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17日,蒋与一批右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中国共产党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亲共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17]。
4月18日,国民政府奠都南京,蒋发表告民众书[12]:13。蒋等宣布组成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和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是为“宁汉分裂”。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也进行清党,大量处决中国国民党右派人士[来源请求],在武汉联合发动讨蒋。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18]:65。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认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并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4月21日,军事委员会自广东迁南京办公,蒋发表告全体将士书[12]:13。4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17]4月28日,张作霖在北京把20名逮到的中国共产党员,因有事实证据联合苏联密谋颠覆中国政府,执行绞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大钊”[14]:42。
影响
四一二事件使国共反目,两党结下血海深仇;事件原因复杂,其中包括蒋和汪精卫争夺领导权[19],同时亦包括中共中央在北伐期间不断渗透国民党内部使部分右派党员及将领不满,并且中共方面于地方发起暴动、迫害资产阶级并掠夺其拥有财产等[20]:30-31,出现“有土皆豪,凡绅必劣”的路线。据当时《中国周报》记者斯诺估计,被杀害之左倾分子在5,000人以上[21]:101。上海流氓势力反共清党有功,后来杜月笙成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21]:10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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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天凌晨,大批青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借进行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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