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钊域 (香港辅政司)
史钊域（英语：Frederick Stewart，1836年10月17日—1889年9月29日），教育家，英国殖民地官员，被誉为“香港公立教育之父”。[1]
| 史钊域 Frederick Stewar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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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书院掌院（现皇仁书院校长） | |
| 任期 1862年3月10日—1881年 | |
| 前任 | 首任 |
| 继任 | 胡礼 |
| 教育司监督学院 | |
| 任期 1865年6月24日—1878年3月6日 | |
| 前任 | 理雅各（教育局主席） |
| 继任 | 欧德理 |
| 总登记官兼抚华道 | |
| 任期 1883年4月2日—1887年10月10日 | |
| 前任 | 罗素 |
| 继任 | 骆克 |
| 香港辅政司 | |
| 任期 1887年10月6日—1889年9月29日 | |
| 前任 | 马师 |
| 继任 | 菲林明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836年10月17日 英国苏格兰阿伯丁 |
| 逝世 | 1889年9月29日（52岁） 英属香港 |
| 国籍 | 英国 |
史钊域于1862年来港，担任中央书院掌院一职。任内主张中英双语教育，学生应该同时学习中文和英文；并于1873年推出补助学校计划，志在提供补助资金予西方教会在香港办学。但是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主张宗教从教育分离的“世俗教育”，条款对教会学校的传道活动非常严苛，所以补助计划受到基督教会办学团体的反对。此外，史钊域为乡村学校制定规例，确保学校有合乎规格的师资、设施；又提供津贴予乡村学校。
1883年，史钊域转任总登记官。总登记官任内，史钊域见证总登记署效能被提升，又和保良局对涉以保护受拐妇孺。此外，他应对中法战争所带来的华工罢工，与华人领袖磋商以寻求解决方案，虽然史钊域拒绝华人领袖将英军从东华医院撤退和以东华医院名义发布告示的建议，但他最后允许华人领袖以个人名义自行发布告示。
1887年，史钊域升任辅政司。任内，他被推举为西医书院掌院。此外，他主持中央书院新校舍的兴建工程，并协助建立中央女书院。1889年，史钊域在一场宴会中着凉，后演变成肺炎逝世，终年52岁。身后被葬于香港坟场。
早年生涯
史钊域1836年10月17日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雷森（Rathen），是詹姆斯·史钊域（James Stewart，1810年-1896年）和珍妮·布朗（Jane Brown）所生的长子[2]:46。史钊域另有妹妹凯瑟琳·里昂·史钊域（Katherine Lyon Stewart，1838年－1896年）[2]:108，以及弟弟威廉·戈登·史钊域（William Gordon Stewart，1840年－1855年）[2]:3。
史钊域早年就学于雷森教区学校（Rathen Parish School）[3]以及阿伯丁文法学校（Aberdeen Grammar School）[3]，及后升读阿伯丁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3]。在大学他除了担任学生代表[4]:40，亦是辩论好手[4]:36。史钊域获得伦理哲学一等奖，并以知识和道德科学一级荣誉毕业[5]:87。毕业后旋即进入阿伯丁大学神学院修读神学[4]:38。在学期间，他曾于斯塔冰顿预备学校任代课老师[6]。
1861年，史钊域应香港政府广告应征香港中央书院掌院暨视学官[4]:47。阿伯丁大学校长彼得·甘贝尔（Peter Colin Campbell）批准史钊域以香港教育督察员身份前往香港[4]:52，而史钊域最终亦被圣公会会督施美夫和香港总督罗便臣挑选，成为香港中央书院掌院暨视学官[7]。
殖民地生涯
教育生涯
中央书院
史钊域到港时，香港公立教育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他为中央书院建立一套制度。史钊域仿效英国文法学校，将学生分为八年班（约小学五年班）至一年班（约中学六年班）[8]；又规定孩童须透过入学试才能入读中央书院[9]:136。进而到1869年，中央书院开始有毕业礼和公开考试，大众可以到访学校，查阅学生试题[10]:29。
史钊域又从英国等地引入教科书。1865年，他购买一批爱尔兰学校用书以作基础英语课程用[10]:24。
1865年，史钊域欲开设化学，自然哲学等课程，但中文教材欠奉，大多教材均用英文写成，他担心学生的英文程度不足以应付这些科目的内容，故没有开办相关科目[11]。直至1869年，港督麦克唐纳爵士促请史钊域开办科学课程，中央书院始开办化学和几何等科目，并引入实验器材[10]:26。
1874年，史钊域察觉到学校校舍过于狭窄，缺乏活动空间，令学生小息时只能到课室休息。两间课室挤满了学生，课室数量供过于求[10]:21。课室分布亦显得杂乱无章，有些课室甚至远离主教学大楼[10]:21。校舍甚至在该年9月的一场台风中损毁[10]:21。；而且学校没办法扩建－校舍周围没有足够土地作扩展，校舍地基也不足以支撑第二层[10]:21。故此他要求政府拨地作兴建新校舍之用。本来肯尼迪已经拨一笔钱于中央书院作兴建新校舍之用，但继任总督轩尼诗将资金扣留，令兴建新校舍工程无法展开，直至1883年才能重新展开[4]:243。
双语教育
史钊域又于1864年订定学校宗旨，采取中英并重的理念，指学校只收有意收读英文者，又规定学生在中文考试合格后，方可进入英文班[9]:136。中央书院中文班主要教授尺牍，古文，四书五经；英文班主要教授英文基础知识，例如阅读、拼音、文法等[9]:141。学生经初级英语训练后，往往能于政府或私人企业谋得一份美差，因而受华人欢迎，史钊域亦承认中央书院成功之处在于英语可以换成钞票[9]:111。
针对英语教育，史钊域认为应该注重英语文法多于英语会话能力[4]:161。后来，殖民地大臣迈克尔·希格斯·比治支持史钊域的看法，反驳轩尼诗英语会话能力至上的观点，认为英语文法和词汇为学生学习英语打好基础，又认为英语文法和词汇只有在学校才能学到。[4]:191。在一个教育委员会上面对商人赖里（Phineas Ryrie）的质问时，史钊域又认为学校不是一个英语训练所，其最终目的是要教育人才[4]:105。因此教育应该要达到更高的境界[4]:111。
主张英语教学的港督轩尼诗曾经询问史钊域中央书院有多少学生能说英文，史钊域回答只有十分一人能说英文[12]；轩尼诗又曾到访乡村学校，发觉学校老师连一句英文也不会说[13]，故他对史钊域的双语政策甚不满意，要求他制作一份关于合资格教授英语的教师名单[13]。史钊域亦如实表示乡村学校老师只接受很少英语训练[13]，而且自中央书院成立之后，乡村学校就停止教授英文，令乡村学校整体英语水平低落[13]。轩尼诗之后又和史钊域会面，向他传达商界领袖、定例局非官守议员等持份者对于中央书院未能培养出英语人才的不满[13]，故轩尼诗认为应增加中央书院英语教学时间。史钊域为此提出反驳，认为四小时的英语课对学生来说已是极限。他又表示学校应透过扩建校舍为学生营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亦应聘请更多有质素的教师，来给予学生一个理想的地方学习英语[13]。轩尼诗提出增加英语教学时间，减少中文教学时间[14]之提案。该提案最终于1878年2月25日的教育会议中获得通过[14]。史钊域却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无法达到本来中西文化接轨的目的[12]。
世俗教育
史钊域曾于1868年明言，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应并存[15]。他亦于1872年表示现今政府推行的世俗教育政策不是恒久的。社会上不同人士对史钊域世俗教育政策有不同意见。柯尔福主教批评其为“无神”的教育[10]:31。但港督肯尼迪则认为世俗教育是无可奈何的[10]:31。有一位士蔑报读者于1877年撰文，指出中央书院学生已因为世俗教育而失去道德规范[10]:35。
史钊域曾经于中央书院引入圣经课程，但后来这项计划被中止[10]:25，因为史钊域认为老师对圣经的认识不深，无法向孩童传达正确的圣经知识，从而达不到传播福音的目的[4]:108。他又指出当他感觉到学生对学习圣经有责任感的时候，才会开办圣经课程，而政府无权强迫学生阅读圣经[10]:25。此外，随着越来越多不同国籍的孩童入读中央书院，这些孩童当中有不少信仰其他宗教，向学生灌输基督教教义是十分困难的[10]:28。
1873年，史钊域基于福斯特法案推出《书馆补助条例》[9]:112。法案于1873年4月24日通过[16]:45。补助条例规定学校必须为公共初级书馆，卫生条件良好，有合资格的老师和学生出勤率达到一定水平[17]；教授世俗科目时间每日不少于四小时[18]。最初计划欲将补助费给予不开宗教课程的学校，又以书馆学童学习世俗科目考成绩作为发放费用的标准[18]，变相令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分离[9]:112。天主教教会和欧德理批评史钊域奉行“唯实主义”，又谓社会有信仰自由，不能贸然遏止宗教教育[9]:113。此外，他们指出受资助的书室教导学生儒家、道教学说，同样有宗教成分，但没有被禁止，对教会并不公平[16]:39。史钊域后来建议，不干预学校向学生传教[17]，准许在课余时间教授宗教科目。基督教会欢迎此建议，但天主教会继续表示反对[16]:40。1877年，港督轩尼诗修订《书馆补助条例》，将世俗科目教学时数由每日不少于4小时，改为每周不少于若干时数[9]:171。另外史钊域亦曾和迈克尔·希格斯·比治讨论修改补助法条件，令教会学校能够获得政府资助[19]。此建议获得天主教会支持，天主教教会书馆纷纷加入补助书馆行列[20]:504。1878年，轩尼诗在圣保罗书院颁奖礼上曾表示补助学校应获得更多资源[4]:149。史钊域坦言补助学校津助不足，需要作出调整[4]:149。政府后来增拨500元予补助计划参与学校[4]:157。
乡村学校
史钊域甫到任，便骑着小马到偏远乡村视察学校[4]:84。从1865年起，史钊域亦制定政策改善乡村学校质素[21]。他给予乡村学校5元资助[22]，但规定当地居民必需提供校舍和负责聘请教师[20]:453。尽管部分乡村学校老师仍然对村民履行协议的方式感到不满，但大多数人都对此感到满意[18]。史钊域又为乡村学校举办年度考试，以及每月视察乡村学校，检视学校教学水平，确保学校教育质素达到要求。尽管如此，史钊域认为华人对于“教育”的观念仍然薄弱。[4]:86[23]。此外，他为学校班级编排、教科书等制定规例，又鼓励家长送孩童到学校读书[5]:86。史钊域甚至认为政府应该设立一所男女共学的学校[5]:86。 史钊域亦设计了一套制度，令中央书院和乡村学校得以连结起来[4]:124。首先，他容许乡村学校的学生参加中央书院入学考试，以令学生更有动力追求学术成就，提升学校教学水平[4]:124。此外，中央书院学生若在考试中获得优秀成绩，便可以成为乡村学校教师，亦有助提升学校教学水平[4]:125。 1873年，《书馆补助条例》推行，乡村学校被视为世俗补助学校而纳入此条例监管[9]:168。
卸下教育工作，转任其他岗位
史钊域于1879年调任至助理辅政司一职[24]，他于1880年5月至1881年7月再度担任此职[25]。助理辅政司任内，史钊域曾统筹夏威夷国王访港事宜[26]。1881年，夏威夷国王加拉嘉华访港。史钊域负责统筹正式晚宴、招待会、茶会等活动[4]:204。同年，史钊域辞任助理辅政司一职[27]。社会上对他辞去职务一事充满怀疑，士蔑报记者认为史钊域辞职是因为他和港督轩尼诗意见不合[27]。
警察裁判官
1881年，史钊域辞去中央书院校长一职，转任警察裁判官[4]:208。史钊域需要处理同一族裔的人、同一种族但不同族裔的人、以及不同种族的人之间的纷争[28]:75。尽管如此，史钊域判刑时力求公正，不偏袒任何族群[28]:76。中国文化和西方法律有时候会有冲突，故史钊域经常会遇上一些嫌疑人遵守仪式性做法却触犯了法例的个案[28]:78。史钊域处理的案件中，大多涉及盗窃、伤人罪等轻微罪案，并多以判监了事[28]:88-89。遇上财产的所有者不为人所知的案件时，史钊域有时会向嫌疑人提出游荡的指控[28]:148。不过，警方需要证明嫌疑人有犯罪记录及缺乏固定住宿，再证实被告生活潦倒，令其控罪成立[28]:126。史钊域有时会提交审判程序予高等法院，让高等法院开始刑事诉讼[28]:90-91。然后，高等法院法官将审理已经进行过一些事先审查的刑事案件，史钊域亦将成为陪审团一员[28]:90-91。
总登记官
1883年，总登记官一职出现空缺，史钊域被轩尼诗推举为总登记官[29]。轩尼诗看中史钊域的能力、丰富行政经验、中文能力，又广受华人敬重，故推荐他出任此职[30]。士蔑报形容他是明了殖民地需要和行事独立的官员[31]。任内，史钊域成为洁净局会议一员，负责殖民地卫生事宜[31]。史钊域亦尝利用团防局团练监管学校[32]。
史钊域与副总登记官骆克合作，积极保护妇孺。当时受保良局庇护的妇女大多是妓女或被丈夫抛弃[33]:162。1884年，他们发现受保良局庇护的妇女出嫁用的花轿被被换成普通街轿。保良局总理认为受保良局庇护的妇女有一段不光彩的过去，所以她们不配有花轿[33]:162。
史钊域坚信这些妇女为社会所保护，故应和其他妇女一视同仁，有使用花轿的权利以及承认其妻子身份[33]:163。在史钊域和骆克的坚持下，政府最终规定租借花轿必须呈报总登记署，让总登记署得悉使用花轿情况[33]:163。
同年，他以总登记官的身份成为议政和定例两局当然官守议员，助理总登记官的设立亦有助政府和华人沟通[34]。同年，中法战争爆发，有部分工人发起罢工抵制法国。史钊域因而负责斡旋工作。东华医院主席李德昌要求会见史钊域，但史钊域认为骆克已经会见了船工人而予以拒绝[35]，并建议李德昌、骆克以及一众东华医院总理和南北行代表一同商议办法[35]。一位南北行商人促请政府和华人贤绅共同解决问题，史钊域予以赞成，并批准华人代表张贴告示，指示华工复工[36]。
辅政司
史钊域于1887年被委任为辅政司。殖民地部官员卢卡斯（Charles Prestwood Lucas）认为史钊域实至名归[4]:237；港督德辅亦盛赞史钊域是辅政司的最佳人选，认为他为社会各界所尊重[37]。
辅政司任内，史钊域仍然关心教育事务。他协助筹划兴建中央书院新校舍，新校舍建筑师图则于1883年完成，奠基石于1884年立成[4]:243。但是，原定于1884年开展的校舍工程却因为史钊域、中央书院校长胡礼和工务司裴乐士于校舍设计上的分歧而未能展开，新校舍于1889年才建成[4]:243。
1889年，政府欲为女子建立一间官立中学，欧德理被委托撰写计划书。他指出中央女书院以中央书院为蓝本，以英语授课[38]，并反驳社会认为女子学习英文无用，或是女子学习英文只会令自己成为妾侍的论点[38]。史钊域支持欧德理的建议，但他指出并无足够硬件教授华人女性西方学科[4]:250，加上只有少数洋籍女教师通晓中文，需要从其他地方聘请女教师。因应教师需要花上一段时间学习中文，中央女书院应该是英语作为教学媒介[4]:250。中央女书院终在1890年开办。
此外，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成立，史钊域亦被推举成为掌院[39]。
辅政司任内，史钊域亦成为香港内政主要规划者。面对大量人口从中国迁入香港，他指出政府必须从港岛内陆觅地兴建房屋以安顿这些人口，亦要兴建电车[4]:244。
1889年8月至9月，德辅暂时离港，史钊域担任署理港督[40]。他代表香港迎接来访的巴西军官何塞·米若（Jose de Mello）[4]:253。9月21日，史钊域在港督府宴会中着凉[4]:253，感冒之后演变成复性肺炎，延至9月29日不治，终年52岁[41]。
荣誉
- 荣誉法学博士（阿伯丁大学，1879年[42]）
1885年，史钊域被港督鲍德温推荐领CMG勋衔，以表扬他多年来对殖民地的贡献。但史钊域予以婉拒，明言“勋衔不属于他”[43]。他甚至托好友、前按察司布林斯顿劝说鲍德温取消这个构想[43]，最后史钊域得偿所愿，没有获得CMG勋章[43]。
纪念
香港圣约翰座堂里有一块彩绘玻璃就是为了纪念他而造[4]:277。山顶一条名为十间（Stewart Terrace）的街道也以他命名[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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