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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加利福尼亞州第十二國會選區選舉

美國第80屆聯邦國會選派聯邦眾議員選舉日

1946年11月5日是美國為第80屆聯邦國會（英語：80th United States Congress）選派聯邦眾議員的選舉日，加利福尼亞州第十二國會選區依法進行了一場選舉。本次選舉一共有三位候選人，分別是在任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傑里·沃里斯、共和黨挑戰者理察·尼克森，以及前聯邦眾議員，禁酒黨候選人約翰·霍培爾（英語：John Hoeppel）。最終尼克森獲得了56%的選票成功勝出，開始了他長達半個世紀的從政生涯，於1969年起擔任美國總統。

1946年加利福尼亞州第十二國會選區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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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提名人 理察·尼克森 傑里·沃里斯
政黨 共和黨 民主黨
民選得票 65,586 49,994
得票率 56.02% 42.70%
選前聯邦眾議員

傑里·沃里斯
民主黨

當選聯邦眾議員

理察·尼克森
共和黨

沃里斯於1936年首度當選，並在這個當時還是鄉村的洛杉磯縣選區中連續四次以較大優勢擊敗乏善可陳的共和黨對手。到了1946年選舉前，共和黨希望找到一個既能團結黨派，又能真正與沃里斯在這個共和黨選民占優勢地位的選區一較高下的候選人。他們起初想找喬治·巴頓上將參選，但沒有成功，1945年11月，他們選擇了時任美國海軍中校的尼克森，後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曾生活在這個選區。

尼克森1946年花了大部分時間在選區內努力做宣傳，而沃里斯由於需要處理國會事務，直到八月底才從哥倫比亞特區回來，所獲得的報紙報道也很少。在6月舉行的黨內初選中，沃里斯獲得的選票較多，但從得票率來看已經低於1944年初選。從9到10月，兩位候選人進行了五場辯論，尼克森成功地把對手描述為一個沒有起到應有作用的國會議員，而且其支持者還與共產黨有聯繫。沃里斯及其競選團體則轉為被動，並且未能成功反駁對方的指控。最終尼克森成功地在11月的普選中擊敗沃里斯當選。

對於尼克森的這場勝利，不同的研究給出了不同的解釋，有國家的政治走勢，也有尼克森一方指責對手親共的競選戰略。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尼克森從反對沃里斯的有錢人那裡獲得了巨額資金，還有一些認為這樣的指控純屬無稽之談。這個問題仍然是歷史辯論的主題之一。

背景

選區和競選

 
傑里·沃里斯

根據193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結果對選區重新加以劃分後，加利福尼亞州的第十二國會選區成為一個民主黨占優的區域。這個選區從帕薩迪納以南一直延伸到橙縣和聖伯納迪諾縣邊界，其中包括了惠提爾、波莫納和柯汶納等多個小鎮。如今這一區域已經完全發展成大洛杉磯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當時還是以鄉村為主。當時第十二國會選區內大部分地區還沒有連通高速公路，只有西北角上存在帕薩迪納高速公路（英語：Pasadena Freeway）的一點小路段。[1]

1932年，約翰·霍培爾當選為第十二選區眾議員，但在任期間他因試圖出售一個西點軍校提名而被法院定罪，這樣到了1936年，他已經成了一個沒有取勝希望的候選人[2]。沃里斯在民主黨初選中就擊敗了霍培爾，並在之後的普選中輕鬆取勝[1]，上任後他獲得了良好的評價[3]，非常忠實地支持羅斯福新政，新聞界給他起了個綽號叫「阿特拉斯小子」（Kid Atlas），似乎要把整個世界的重量都挑到自己的肩膀上[4]。

1940年美國人口普查後，由共和黨主控的加州州議會試圖以傑利蠑螈的手段令沃里斯落選，他們在根據人口普查結果重新劃分選區時，將民主黨占絕對優勢的洛杉磯東部劃分到另一個選區中[5]。重新劃分後的第十二選區幾乎沒有工業和工會影響力[6]，沃里斯所在選區內剩下的是像聖瑪利諾這樣的共和黨強鎮，他甚至沒有去該鎮做宣傳，因為他相信無論是否前往，自己在那裡獲得的選票都是一樣的[6]。雖然共和黨在州議會中經過了這麼一番折騰，但沃里斯還是在1942年以57%的得票率獲得連任，1944年又再次以類似的得票率獲勝[5]。1946年以前他一直沒有遇到過能構成較大威脅的對手。1936年時他借羅斯福的壓倒性優勢當選，而1938年時他的對手實在太過害羞，以致於沃里斯在兩人共同亮相時只能親自向眾人介紹對方[7]。1940年，他面對的對手是一位鮮為人知的軍校校長歐文·明格（Irwin Minger）上尉[8]，而1942年的對手則是位電台傳教士，前禁酒黨州長候選人羅伯特·P·舒勒（英語：Robert P. Shuler），「甚至連共和黨人都覺得不好意思」[7]。1944年，第十二國會選區的共和黨人四分五裂，沃里斯輕鬆獲勝[7]。

共和黨尋找候選人

 
理察·尼克森

沃里斯在眾議院服務的第五個任期里，加利福尼亞州第十二國會選區的共和黨人希望能找到一個可以擊敗他的候選人[9]。他們組建了一個「百人會」來商討人選，希望選出一個在1946年6月初選中獲得廣泛支持的候選人，避免因內部糾紛而讓沃里斯漁翁得利[10]。這一舉動引起了選區內一些報社編輯的關注，阿罕布拉《論壇和新聞報》擔心選出的候選人會帶走那些支持小型團體選民的選票，其社論認為組建這個百人會是「朝錯誤方向走出的一步」，並且會企圖「把坦慕尼協會的戰術強行塞進我們的喉嚨里去」[11]。

百人會起初試圖拉攏州教育專員，曾擔任惠提爾學院院長的華特·德克斯特（Walter Dexter）。德克斯特不大願意放棄自己在州政府中的職位來參選，而且要求百人會保證自己要是選舉失敗了，仍然可以得到另一份工作。之後的幾個月內他都在對此事加以考慮，但一直沒有下定決心，這讓當地的共和黨人深感洩氣。就在德克斯特猶豫不決時，共和黨人試圖找來喬治·巴頓上將參選，只是他們都還不能肯定將軍是否是共和黨人[10]。不過就在《洛杉磯時報》對巴頓是否會參選作出推測後次日，身在德國的巴頓宣布自己想要「完全撇清與政治的關係」[12]。百人會還聯繫了斯坦利·巴恩斯（英語：Stanley Barnes），他是位名聲漸長的共和黨律師，之前還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球星。但巴恩斯也拒絕了，因為他認為打敗沃里斯的可能性實在不大[12]。由於在候選人人選上進展緩慢，百人會於是舉行了面試。一共有八人申請，其中最有名的則是前聯邦眾議員約翰·霍培爾，他的競選方針就是承諾「把猶太佬和黑鬼」擋在選區外[2]。1945年10月6日，蒙諾維亞《新聞郵報》報道稱德克斯特似乎會成為候選人，「當然，政治上啥事兒都可能發生，實際上也經常如此」。《新聞郵報》還稱百人會有協商過的另一位候選人是「來自惠提爾的美國海軍中校理察·尼克森」[13]。傑里·沃里斯在10月15日給自己父親兼政治顧問查爾斯·沃里斯（Charles Voorhis）的信中寫道：「我知道（喬治·巴頓）上將已經決定不會參加第十二選區的選舉。在我看來，德克斯特博士將是一位有力的對手。但至少這仍然會是一場公平公正公開的競選，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比贏還要重要。」[14]尼克森一家的朋友，美國銀行駐惠提爾分行經理赫爾曼·佩里（Herman Perry）給當時還是海軍中校的尼克森寫信，邀請他前來申請成為國會議員候選人，尼克森在回信中給出了積極的答覆。於是當德克斯特最終決定不參選時，佩里就向百人會推薦了這位曾在自己手下學習過的學生[10]。德克斯特在幾天後因心臟病發而去世，而巴頓則在歐洲因一場車禍與世長辭[10]。

尼克森當時駐紮在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使用自己的法律知識處理結束戰爭合同的談判。1945年11月1日，他飛到加利福尼亞州與有影響力的共和黨人會面，並在百人會的一次會議上演講。這次會議有在整個選區內進行通告，任何一位潛在候選人都可以參加，通告上還表明尼克森也會飛來作演講[15]。1945年11月2日的這次會議有多位潛在競爭者參加，其中包括一些地方法官和州議員。據一位百人會成員稱，最後一位進行演說的尼克森表現非常好，「激動人心」[16]。於是在11月28日百人會投票表決時，尼克森獲得了超過三分之二的選票支持，這在當時已經屬於一致同意。百人會主席羅伊·戴（Roy Day）立即宣布尼克森成為委員會認可的人選[17]。

尼克森已經安排對沃里斯的紀錄進行研究，並與哥倫比亞的共和黨領袖會面，其中包括眾議院少數黨領袖，之後將成為眾議院議長的小約瑟夫·威廉·馬丁。尼克森在給羅伊·戴的信中這樣提及沃里斯：「他那『保守』的聲譽必須受到抨擊，但我努力的主要方向將是給出一系列積極、正面的演講，告訴大家我們希望做什麼，而不是民主黨沒能做好什麼……我非常希望能夠做好這件事，我也相信我們能夠獲勝。」[18]但一些共和黨人認為尼克森毫無獲勝之機[19]。尼克森這時除了在自己的家鄉惠提爾外幾乎沒有知名度，他面對的是一位很受歡迎和尊重的在任對手[20]。查爾斯·多沃里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共和黨人選擇支持一位名叫理察·尼克森的貴格會信徒，但還是希望兒子能夠贏得貴格會的大部分選票。他對兒子再度獲勝充滿希望，他寫道：「這不過是我們需要經歷的又一場選舉罷了……完全沒必要擔心任何事情。」[21]

初選

 
尼克森競選聯邦眾議員候選人的名片

1946年開始，尼克森從海軍退役，在幾天時間裡，他就與自己已經有近八個月身孕的妻子帕特·尼克森回到了惠提爾。他們起初搬去與理察的父母，法蘭西斯·A·尼克森（英語：Francis A. Nixon）和漢娜·尼克森（英語：Hannah Nixon）同住。尼克森回到自己之前曾工作過的律師事務所，但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競選。已經解散的百人會前主席羅伊·戴自我任命成為尼克森的競選經理，尼克森對此感到有些失望，但也沒能找到合適的替代人選[22]。

沃里斯由於國會事務纏身而從1945年8月開始就一直留在首都，直到1946年8月才回到選區內，這時6月的初選都已經過去了兩個月。根據他的說法，自己一直忙於處理：

社會保障法的修正條款，勞動案例法案，英國貸款，軍人假期工資和其他幾個撥款法案。還有我們國家歷史上所面對過最重要的問題——如何處理原子能。我相信選區內的人民會寧願我繼續工作，而不是跑回來競選。[23]

1946年2月，尼克森充滿希望地開始了繁重的演說日程，在總面積1000平方公里的選區內對各種民間團體發表演講[24]。2月下旬，他的女兒特里西婭出世，這對他的宣傳很有利，新爸爸帶著自己還是嬰兒的女兒接受了大量的採訪和拍照[24]。眾議員沃里斯的辦公室向給尼克森一家寄去了一份名為《嬰兒護理》（Infant Care）的政府刊物，他每個月都會收到150份這種小冊子來分發給自己的選民。尼克森於四月初給對方回了感謝信，沃里斯則在回信中提議兩人於8月國會議程結束後進行兩場辯論[25]。

 
尼克森的初選競選傳單。

3月中旬，對沃里斯充滿怨恨的霍培爾[26]找到尼克森[27]，提議以自己參加民主黨初選來換取數百美元的報酬，而且要求尼克森一旦成功當選就會給他一份公務員的工作。尼克森與競選助手商議後拒絕了這一要求，霍培爾隨後申請成為禁酒黨候選人。沃里斯通過一個與霍培爾關係很近的線人得知了此事，他認為羅伊·戴肯定給了霍培爾錢，擔心後者會在選舉中成為尼克森的幫手來攻擊自己，這樣共和黨就可以避免加入任何的「口水戰」[27]。於是沃里斯給自己的競選經理，鮑德溫公園地產商傑克·隆（Jack Long）寫信，表示可以通過作為一位由選民在選票上直接寫上自己名字的候選人來參加禁酒黨初選。眾議員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在初選中就淘汰霍培爾，這樣他就不可能再在普選中對自己構成威脅[28]。

3月18日，距截止日期還剩兩天時，尼克森根據加利福尼亞州的跨黨競選（英語：cross-filing）規則同時申請成為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初選候選人，沃里斯也有申請成為兩個主要黨派的初選候選人。根據跨黨競選的規則，如果某位候選人贏得了兩個主要黨派的初選，那麼他就可以立即當選，普選中的對手也只剩下小黨派的候選人。戴為尼克森付了200美元（1946年美元，相當於3.13千2024年美元[29]）的申請費，之後他表示自己這筆費用的報銷很不容易[30]。

到了3月下旬，尼克森對民間團體的演講已經了無新意。戴於是花了580美元聘請莫瑞·喬蒂納擔任初選的政治顧問，後者警告他們必須想出一些新的辦法，否則情況就會很不利[31]。從這以後多年裡，喬蒂納成為尼克森的競選經理、顧問和朋友，兩人的合作一直持續到喬蒂納於1974年尼克森辭職前幾個月去世[32]。

喬蒂納安排當地報紙刊登一些聲稱沃里斯受某個名為「PAC」的組織支持的文章，希望選民會以為這個「PAC」指的是產業工會聯合會下的附屬組織政治行動委員會。產業工會聯合會是一個勞工聯盟組織，之後與美國勞工聯合會合併組建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該組織成立於1943年，政治立場偏左，一些人還把政治行動委員視為一個共產主義外圍組織。此外還有一個同樣是產業工會聯合會附屬組織的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簡稱NCPAC，但只是對那些沒有參與工會運動的人開放，1946年時這個組織的成員包括男演員茂文·道格拉斯和隆納·雷根[33]。這兩個附屬組織都由之後將成為勞工領袖的西德尼·希爾曼（英語：Sidney Hillman）領頭，兩個組織還在紐約市共用辦公室[34]。雖然產業工會聯合會的領導人譴責共產主義，但有一些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地方分支卻是以共產黨員為主[35]。政治行動委員會曾在1944年對沃里斯表示支持，但到了1946年卻拒絕再次支持他。而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南加州分支於1946年4月1日表示對沃里斯的支持。喬蒂納的戰術就是讓公眾把這兩個組織混為一談[33]。

靠著這個「PAC」的爭議，共和黨的選舉渙發出新的活力，尼克森又開始了巡迴演講。5月1日，尼克森在一個國際獅子會的會議上演講，之後沃里斯的一位支持者懷著擔憂給眾議員寫信：「他帶著一群人像風暴般襲來。他很危險，你必須得竭盡全力才能夠打敗他。」[36]

初選於1946年6月4日舉行，沃里斯和尼克森均贏得了自己所在黨派的初選，而且沃里斯還在共和黨的投票中獲得了相當多的支持。最終沃里斯在所有初選中的總計得票數比尼克森要多7000票，但是他的總得票率則由1944年的60%下降到了1946年的53.5%[37]。霍培爾也成功在禁酒黨初選中勝出，得以參加11月的普選[38]。

普選

 
給沃里斯做宣傳的牌照附接

普選結束後，尼克森到不列顛哥倫比亞度了兩個星期的假後才回到第十二國會選區。他首先請來南帕薩迪納工程師哈瑞森·麥考爾（Harrison McCall）取代羅伊·戴擔任自己普選的競選經理。由於喬蒂納逐漸因擔任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威廉·F·諾蘭（英語：William F. Knowland）競選連任的競選經理而抽身乏術，尼克森的競選團隊於是請來了威廉·阿諾德（Williams Arnold）擔任公關[39]。而沃里斯則仍然留在首都處理國會事務，沒有進行什麼宣傳，他與自己的父親和競選經理傑克·隆通過書信聯繫[40]。沃里斯原本打算在8月中旬回到加利福尼亞州，但半路上卻又因痔瘡而不得不在猶他州奧格登接受手術[41]，然後在奧格登的一家酒店裡休養了兩個星期[42]，直到8月底才回到選區。他之後寫到：「我不敢說自己的確已經『準確好要加入戰鬥』，但這場『戰鬥』倒絕對是準備好要找上我了。」[43]

南帕薩迪納辯論

起初沃里斯在四月的回信中提議辯論時，尼克森並沒有回覆。到了5月，眾議員就尼克森競選團隊有關「PAC」的指控給隆寫了封信，表示要把挑戰尼克森進行辯論作為一項當務之急。隆則在6月回信稱，雖然尼克森曾是惠提爾學院的冠軍辯書，但「以您的年齡和資歷，公眾可能會覺得您挑戰一個像尼克森這樣的孩子是一件不大好看的事」[39]，他建議眾議員耐心等待對手挑戰自己。到了8月份，雙方達到一致，於9月20日在一個退伍軍人團體面前舉行一場辯論[39]。不過，由沃里斯將來傳記作者保羅·布洛克（Paul Bullock）領頭的「南帕薩迪納獨立選民」（Independent Voters of South Pasadena，簡稱IVSP）宣布，9月13日將在南帕薩迪納初中召開鎮民大會討論競選議題[44]。該組織真正的目的是讓一位處境陷於不利的共和黨州議員與他的民主黨對手進行辯論，但這位州議員拒絕了邀請，而聯邦參議員候選人、第十二國會選區的共和黨和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候選人都獲得了邀請。由於辯論的贊助方是自由派人士，尼克森的一些助手建議他不要參加，但他沒有接受這個建議。沃里斯也接受了邀請，之後有人建議他不用親自前往，派個發言人就好時他回答：「大概是吧，但我實在沒法讓自己說不。」[39]兩位州聯邦參議員候選人都回絕了邀請，其中諾蘭派來喬蒂納作為自己的代表，而民主黨候選人小威爾·羅傑斯（英語：Will Rogers, Jr.）則請相鄰的第十九國會選區眾議員切斯特·E·霍利菲爾德代勞[39]。

 
南帕薩迪納中學（前南帕薩迪納初中）

鎮民大會吸引了上千人前來，尼克森的支持者則在門口散發反沃里斯的文獻。參議員所派的代表們首先為他們的候選人發言，然後是沃里斯。尼克森之前曾通知主辦方自己會因另有要事而需要遲一些才能到達，他於沃里斯講話時進場，並且一直在後台等到對方說完後才走出來。他走到前台與沃里斯握手，然後發表了15分鐘的演講。接下來是現場問答時間，尼克森的支持者問起沃里斯曾有一次登記為社會主義者的問題，以及他對貨幣政策的看法[45]。眾議員回答後，一位沃里斯的支持者於是向尼克森發問，為什麼他會作出有關產業工會聯合會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支持沃里斯這樣的「虛假指控」[45]。尼克森於是從口袋裡拿出一張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南加州分部的地方公報，其上就有該組織表示支持沃里斯的內容[45]。眾議員對這一支持毫不知情，他的助手雖然知道，但卻「徹底忘了」要知會他[46]。尼克森走到沃里斯這邊，請他自己把公報上的內容念出來。沃里斯從座位上站起來接過公報[45]，據擔任辯論計時員的布洛克所說，眾議員當時「喃喃自語」說這看起來和產業工會聯合會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是不同的組織[46]。尼克森於是拿回文件，並開始把兩個團體董事會成員的名字當場念出來。「幾乎都是一樣的，他們的董事會成員都是同一幫人。」[45]人群開始向尼克森歡呼，他之後寫道：「我可以從觀眾的反應中看出來，我已經表明了我的觀點」，而沃里斯則遭到了嘲笑，他之後寫道：「他們對我的發言加以嘲笑並發出噓聲，這讓我深感不安。」[45]

混亂之中，禁酒黨候選人霍培爾走下過道，並且看上去似乎喝醉了[46]，要求對自己不能參加辯論給出解釋。他獲許向沃里斯提出一個問題，然後大會就結束了。據布洛克所說：「尼克森這場勝利的幅度並沒有立即影響到我們。」[46]而當沃里斯問起聯邦眾議員霍利菲爾德對事情發展的看法時後者回答道：「傑里，他砍得你七零八落的。」[45]

其他辯論

 
尼克森和沃里斯在蒙羅維亞高中進行了第四場辯論。

9月19日，沃里斯給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駐洛杉磯和紐約的辦公室打了電話，要求無論對方給予了自己什麼樣的支持都請其撤回[47]。但這個時候，選區內的各家報紙都已經印出了尼克森的指控，還附有尼克森斥責沃里斯指控自己在有關政治行動委員會支持的問題上撒謊的廣告[47]。據尼克森的傳記作者羅傑·莫里斯（英語：Roger Morris）所說，拒絕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支持之舉對沃里斯毫無助益，因為這樣的做法看上去就像是一個做賊心虛的人急於擺脫自己的邪惡靠山，但他從來都沒有過這樣的後盾。到了最後，正如喬蒂納所算計的那樣，（沃里斯）已經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無可救藥地糾纏在了一起[47]。尼克森的競選團隊還分發了25000枚頂針[19]，上面標有「選尼克森進國會/把針朝政治行動委員會插進去」的字樣[48]。

兩人的第二場辯論於9月20日在惠提爾的愛圖大廳舉行。這場辯論由惠提爾退伍軍人協會提供贊助，所以出席者也就只限於退伍軍人[49]。兩位候選人針對戰後住房短缺問題的最佳處理途徑進行了辯論。沃里斯認為應該對商業建築的建設加以限制從而騰出建設房屋所需要的材料，而尼克森則呼籲取消任何的建築限制[49]。當尼克森又一次作出有關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指控時，沃里斯指出自己已經向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要求他們撤回支持，表示自己不應該受到該組織行為的牽連。據莫里斯認為，這場辯論雙方打成平手，並且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是沃里斯獲勝[47]。喬蒂納讓尼克森相信，如果要贏得這場選舉，他必須始終積極地進行宣傳，哈瑞森·麥考爾向沃里斯的競選團隊發出挑戰，要求再進行多達八場辯論，不過之後實際舉行的只有三場[47]。

 
1946年尼克森競選的宣傳頂針

這些辯論引起了區內公眾的興趣，吸引了大批市民。兩位候選人被比作亞伯拉罕·林肯和史蒂芬·A·道格拉斯——兩人曾在1858年伊利諾州的聯邦參議員選舉中進行過一系列的知名辯論（英語：1958年林肯-道格拉斯辩论）——任何一方入場時還會有樂隊演奏進行曲[49]。他們的第三場辯論於10月11日在克萊蒙特的布里吉斯禮堂舉行。沃里斯這時自己也承認感到「累得要命」[50]。兩人討論了勞工政策，尼克森詳述了一項處理公共罷工的政策，沃里斯之後意識到對方所說的正是一項自己起草的法案時為時已晚[50]。尼克森在辯論結束後走到沃里斯旁邊，痛斥對方稱呼自己為「尼克森中校」，因為這會投合曾經的普通士兵對軍官的反感[50]。

 
尼克森的競選傳單

雙方的第四場辯論於10月23日在蒙羅維亞高中舉行，尼克森對沃里斯在國會的工作紀錄作出批評，他聲稱在過去四年中，沃里斯一共只在國會通過了一項成為法律的法案，而這項法案的作用不過是把飼養兔子的管轄權從美國內政部轉交給美國農業部[51]。尼克森指責道：「這個國會選區的兔子倒的確是得到了有效的代表權。」[a]沃里斯回應稱自己曾發起一項旨在僱傭傷殘人士的法案，但尼克森反駁稱該法案並不是法律，而只是一項參眾兩院的聯合決議案[51]。尼克森又提起了他有關沃里斯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指控，沃里斯則反駁稱自己已經推翻了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支持。尼克森又開始評論沃里斯在國會的投票紀錄，稱「無論他是不是想要，（這些紀錄）都給他贏得了這一支持」[52]。他還堅稱沃里斯在國會的46次投票中幾乎完全是遵照產業工會聯合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議程。心煩意亂的沃里斯當晚一直熬到凌晨4點，對尼克森所說的這些投票加以核對和研究，最後的結論是一共只有27次投票存在疑問，還有許多他都是持與產業工會聯合會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相反的立場。他還發現這些所謂遵照該組織議程的投票中還有一次是對一個學校的午餐項目加以授權[53]。

兩人的最後一場辯論於10月28日在聖蓋博的市政禮堂進行，前來觀看的人數比禮堂內所能容納的還要多上千人。沃里斯頻頻出擊，批評尼克森歪曲所謂的「46次投票」來避免真正的辯論和對其自身問題的任何探討[54]。後者則表示，自己是在為「那些依靠養老金生活，竭力追趕上漲生活成本的人……那些一直都沒有漲工資的白領工人」爭取，「美國人受夠了，他們已經得出結論，自己必須得做點什麼。」[55]尼克森在全場雷鳴般的掌聲中坐了下來，而《聖蓋博太陽報》（San Gabriel Sun）則這樣描述沃里斯的反應：「他停頓了一下，重重地喘了幾口氣，用那雙疲憊的眼睛掃過觀眾，雙手緊張地調整了一下眼鏡，然後用一隻手掌撐在講台上。」[55]

普選前的最後幾天

 
尼克森與沃里斯的第五場辯論在聖蓋博市政禮堂舉行。

10月中旬，尼克森的競選團隊公布了一份預示他將在四年後競選聯邦參議員的廣告。其中首先表示尼克森在南帕薩迪納的辯論上用「一份他受到共產黨主控政治行動委員會支持的影印本」對沃里斯發出質問，之後還稱：「除了沃里斯以外，與這個政治行動委員會一個鼻孔出氣的極端左翼分子還包括海倫·嘉哈根·道格拉斯、維托·馬爾坎托尼奧（英語：Vito Marcantonio）……」[56]10月29日，《阿罕布拉倡導者郵報》（Alhambra Post-Advocate）和《蒙羅維亞新聞郵報》（Monrovia News-Post）都印出了同一篇題為《傑里和維托都怎麼投票》的文章，其中將這位加利福尼亞州聯邦眾議員的投票紀錄與紐約州左翼聯邦眾議員馬爾坎托尼奧相比較。到了1950年的聯邦參議員選舉中，尼克森的競選團隊故技重演，又將民主黨候選人，女演員海倫·嘉哈根·道格拉斯和馬爾坎托尼奧的投票紀錄作比較，並且文章還是印在粉紅色的紙張上，之後被稱為「粉紅傳單」[55]。

尼克森的競選團隊繼續在報紙上刊登有關政治行動委員會問題的廣告。一份廣告中提出莫斯科電台與這場選舉有關聯。其他廣告則在沃里斯一度登記為社會主義者的問題上做文章，聲稱他的國會紀錄「比民主黨還要偏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53]。民主黨人則請來包括詹姆士·羅斯福（英語：James Roosevelt）在內的多位知名民主黨人來選區為沃里斯作宣傳[53]。尼克森於是提議請自己戰時結識的前明尼蘇達州州長哈羅德·史塔生（英語：Harold Stassen）來為自己宣傳，但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委員會沒有同意這一要求[57]。沃里斯公布了一封共和黨州長厄爾·華倫寫給自己的信，其中稱讚了他提議的傷殘保險法案。尼克森的支持者要求華倫也寫信讚揚共和黨候選人，或者至少收回給沃里斯的信。州長拒絕了，他表示沃里斯對自己的讚美當之無愧，而尼克森並不會得到他的支持。這導致尼克森和華倫之後關係一直較為緊張，並且一直持續到華倫在尼克森宣布辭職前不久去世[58]。

競選期間沒有進行過任何的民意調查[59]。選舉日當晚，沃里斯起初獲得領先，但很快被對手超越，並且差距不斷擴大。最終尼克森以超過15000張選票的優勢擊敗沃里斯。在全區內的22個市鎮中，共和黨一共贏得了19個，其中還包括沃里斯的家鄉聖迪馬斯。沃里斯只贏得了艾爾蒙地、蒙特利公園和鮑德溫公園三個民主黨重鎮[58]。11月中旬發行的一期《時代》雜誌上稱讚未來將成為總統的尼克森「禮貌地避免了向他的對手展開人身攻擊」[19]。

餘波和分析

候選人

選舉次日，沃里斯發表了一份認輸聲明，其中祝願尼克森在新的崗位上一切安好並表示：

我已經用自己生命中的黃金時代來在國會中為這個選區服務。根據人民的意願，這份工作已經結束了。我對自己的經歷沒有遺憾。我知道自己所堅持過的原則和爭取過的措施是正確的。我也知道這些至少總體來說對於我們國家將來的安全和福祉至關重要。我知道這一天終將來到，那時會有比這個11月5號更多的人認識到這一點。[60]

前聯邦眾議員霍培爾在這場選舉中只獲得了剛剛超過1%的普選票，他在選舉結束後給尼克森寫信表示自己從沒期望過要贏，而是一心要「暴露這個必有異心的、反美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赤色分子的民主黨在任議員的國會紀錄」[61]。雖然心存芥蒂，但沃里斯還是在1946年12月上旬給尼克森寫了封信祝賀對方當選。兩人在沃里斯的辦公室進行了一個小時的會面，據沃里斯表示，等到分開時，他們已經成為朋友[62]。1971年，沃里斯表示兩人自那以後再也沒有過交談[63]。12月31日，沃里斯給自己的父親寫了封信，這也是他身為國會議員所寫的最後一封信。他的父親是他整個國會生涯期間的政治顧問，他寫道：「一直以來，您的幫助、信心和建議……讓我一直有一種感覺，您的手就放在我的肩膀上。謝謝……上帝保佑您。」[64]

沃里斯再也沒有競選公職，他於1946年選舉中落敗後在合作社運動中擔任了20年的高管[65]。霍培爾繼續出版面向退伍軍人的雜誌《國防》（National Defense）並擔任主編直到1960年退休，他於1976年在亞凱迪亞去世，終年95歲[66][67]。尼克森擔任了兩任眾議員，於1950年當選聯邦參議員，1952年當選副總統，並最終於1969年成功入主白宮[68]。

歷史問題

 
尼克森和沃里斯的第三場辯論在克萊蒙特波莫那學院（英語：Pomona College）的布里吉斯禮堂舉行

1946年的第十二國會選區選舉當時沒有引起廣泛關注[69]，但隨著尼克森的名氣增大，這場選舉也引來了更多的注意。尼克森的傳記作者赫伯特·帕默特（Herbert Parmet）指出：「如果不是因為受到尼克森之後聲譽的影響，加利福尼亞州第十二國會選區所發生的事情就和全國各地為第80屆聯邦國會進行的其他選舉沒有什麼區別。」[70]尼克森的另一位傳記作者喬納森·艾特肯（英語：Jonathan Aitken）認為，之後之所以會對這場選舉進行審查是因為沃里斯這樣一個「自由主義符號的意外倒塌」，並且民主黨「對這位贏得席位的共和黨新英雄得以異軍突起心存遺憾」[69]。

尼克森的這場勝利被認為是他在政治崛起過程中通過指責對手和共產黨有關聯而得以勝出的第一個典型例子，他在之後的多次選舉中都使用了類似的手段[71]。尼克森在1978年的回憶錄中表示，1946年選舉的核心問題就是「戰後美國的生活質量」[3]，他能取勝就是因為選民們「受夠了，他們已經得出結論，自己必須得做點什麼」[72]。而沃里斯則在1947年的回憶錄中表明：「1946年選舉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公眾對『外人』和『自己人』態度上的區別。任何人想要讓一位在任（官員）下台的話，只需要把所有不如意的事情和所有戰爭期間及之後所出現的麻煩指出來就可以了。」[73]

多年過去後，沃里斯對自己這場失敗的原因有了更多的說法[74]。1958年，沃里斯聲稱一些選民有接到指控自己是共產黨員的匿名電話，而報紙上還稱他雖已不是國會成員，但仍會對其保持關注，但一旦面對尼克森的怒火，他就只會「按兵不動」[74]。1962年11月，尼克森參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落敗後，沃里斯出現在霍華德·K·史密斯（英語：Howard K. Smith）主持的一欄美國廣播公司新聞評論節目上，題為《理察·M·尼克森的政治訃告》（The Political Obituary of Richard M. Nixon）。他抱怨了尼克森在1946年選舉中的所做所為，但另一位旨在對尼克森作出負面評價的來賓，前國務院官員阿爾傑·希斯的出現給沃里斯所說的話蒙上了陰影[75]。1972年，沃里斯完成了著作《理察·米爾豪斯·尼克森的奇怪案例》（The Strange Case of Richard Milhous Nixon），其中表示尼克森是個「相當冷酷無情的對手」，其行事上最「牢不可破的規則」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取勝」[76]。1981年，將在三年後去世的沃里斯在一次採訪中否認自己得到了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支持[77]。

沃里斯還曾在回憶錄中聲稱，1945年10月，「一位紐約大型金融組織的代表」來到加利福尼亞州與多位有影響力的該州人士見面，對他們讓沃里斯這樣一個紐約人看來「華盛頓最危險人之一」繼續留在國會表示憤怒[73]。而在他回憶錄的一份前期草稿中，沃里斯表示自己有文獻可以證明，「尼克森的競選活動是東部大型財團經濟利益的產物」[77]。尼克森的傳記作者羅傑·莫里斯也認為，尼克森這場競選的實際花費要比所報道的多得多[78]。據莫里斯所說，百人會代表有錢人的利益，而尼克森則有從「大學俱樂部……企業徵稅以及反對沃里斯的更大規模力量」中獲利[79]。對此尼克森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表示：

隨著我在政治上得勢，對手就試圖把我描繪成石油巨頭、富有的銀行家、地產大亨和保守的百萬富翁欽點的跟屁蟲。但只要看一眼我早期的支持者名單就會發現，他們都是南加州中產階段的典型代表：汽車經銷商、銀行經理、印刷業務員和家具經銷商。[72]

尼克森的另一位傳記作者歐文·格爾曼（Irwin Gellman）在1999年表示不同意莫里斯的結論。他認為百人會是個「草根」群體，從其努力尋找候選人的過程可以看出這個組織還「遠沒有成熟起來」[80]。帕默特也認為這次競選的資金並不那麼充足：「尼克森不得不明白，除非他獲勝，否則錢都是有限的……1946年尼克森的競選」「看起來就是段低成本的戀情」[81]。艾特肯則指出，尼克森在競選期間沒有在電台廣告上花過錢[69]。

其它的指控以莫瑞·喬蒂納為目標，將他描繪為一個邪惡的競選天才[80]。例如沃里斯就在1972年的著作中稱自己是「尼克森和喬蒂納政治成功公式上的第一名受害者」[76]。多位作家，包括《尼克森的敵人》（Nixon's Enemies）一書作者肯尼思·庫爾茲（Kenneth Kurz）[82]和海倫·道格拉斯傳記《中央舞台》（Center Stage）的作者英格麗·斯科比（Ingrid Scobie）[83]都錯誤地將喬蒂納描寫成尼克森1946年的競選經理。這部分是因為喬蒂納之後多年裡不放過任何機會來誇大自己在1946年競選中起到的作用，讓戴和麥考爾深受煩擾[80]。據尼克森的傳記作者史蒂芬·E·安布羅斯稱：「無論如何，這個傳說都在滋長。在尼克森的批評者眼中，作為候選人的他只不過是喬蒂納邪惡操縱下的一個掛名負責人。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樣。」[84]

尼克森和沃里斯的多部傳記，或是其他涉及1946年選舉的書籍中，都不同程度地確定有競選最後一星期里打給選區住戶的匿名電話存在。電話中會簡單地問一句「你知道傑里·沃里斯是個共產黨員嗎？」然後就掛斷[85][86]。據布洛克所說，尼克森的競選團隊在阿罕布拉經營了一個電話銀行。布洛克的消息來源名叫齊塔·萊姆利（Zita Remley），是一位「沃里斯的崇拜者」，她聲稱自己的侄女就在這個電話銀行工作[b][86]。雖然這位侄女在布洛克的書寫出來前就去世了，但布洛克稱這位萊姆利所說的話「真實性不容挑戰」[86]。

競選

尼克森1946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選區內做宣傳，努力在家鄉惠提爾以外地區提高自己的知名度[87]。1952年尼克森參選副總統時，《馬德拉新聞論壇報》（Madera News-Tribune）閘述了其對尼克森打敗沃里斯原因的看法：「他按響門鈴，在街角和禮堂與人交談，親吻嬰兒，輕拍老太太的臉頰，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有兩個人願意停下來傾聽，他們就會了解他。他與報紙和電台成為朋友，他用意氣相投和可愛的方式走出了自己的路。」[88]布洛克表示，無論使用何種戰術，尼克森都很可能會擊敗在任眾議員，因為自1931年以來，一股全國性的共和黨執政浪潮首度席捲了聯邦眾議院[89]。[c]

從初選開始，尼克森的競選團隊就做出了決定性的努力拉攏選區內的報紙。他們主要選擇小型報紙，特別是免費分發的小型周報，因為他們通過調查發現，這些報紙讀者眾多而且受到信賴[90]。加利福尼亞州的麥金泰爾·法瑞斯（McIntyre Faries）是尼克森的支持者，也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成員，他代表尼克森的競選團隊安排購買了報紙上的廣告，條件是該報根據其指示的方向來發表一篇社論，當時的大部分報紙都會這麼做，社論方向可以是任何事情，如共和黨的展望等[90]。這些努力獲得了回報，選區內的30家報紙有多達26家對尼克森表示支持[91]。據莫里斯所說，報紙上幾乎沒有對沃里斯的宣傳報道，僅有的也只不過是一些付費的小廣告。報社老闆向沃里斯的競選團隊稱，由於戰後紙張短缺，所以版面只能為固定客戶保留[92]。

布洛克形容沃里斯的競選就像「傳統的那樣業餘」，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93]，對尼克森帶來的威脅反應也很緩慢[94]，而且一直處於被動狀態[95]。1971年，沃里斯在一篇有關這場選舉25周年的文章中坦承，自己從來沒有過一個有規模的競選組織，而在1946年時，他的競選團隊非常需要有這樣的組織性[63]。《洛杉磯時報》在文章中形容沃里斯的競選「人員不足，資金不足，勢單力薄，缺乏策略，他顯然在當時的大部分議題上都搞錯了方向」[63]。他的一個在媒體上宣傳自己的途徑就是他的報紙專欄「人民商務」（People's Business），當地大部分報紙當時都會刊登這個專欄。1946年7月，沃里斯選擇暫停此專欄，以免被他人認為自己在用此做為宣傳手段。格爾曼認為此舉進一步削弱了沃里斯的政治宣傳力度[96]。

格爾曼認為，沃里斯的一個重大失誤就是決定與尼克森辯論，因為這把挑戰者的資歷提升到了與他同等的級別[88]。莫里斯則形容這一決定「過於自大」[77]。尼克森之後表示：「1946年，一個叫傑里·沃里斯，愚蠢得無可救藥的在任眾議員選擇和一個年輕的無名律師辯論，於是他輸掉了那場選舉」[97]。尼克森是在1960年的一次競選團體會議上說這番話的，他於幾周前同意與民主黨對手，聯邦參議員約翰·F·甘迺迪辯論，但在這次會議上他表示自己反對這麼做[98]。格爾曼還逐項列出了沃里斯犯的其他錯誤：「他從未建立一個有用的民主黨組織，而是依靠自己的父親和朋友來估計選民可能的喜好。當意識到尼克森的威脅後仍然沒有投入競選，而是留在首都，讓尼克森得以與出版商、記者，以及那些希望與自己國會代表進行第一手接觸的選民打成一片。即使是在沃里斯回到選區後，他也犯下了一個又一個的錯誤。」[94]

安布羅斯對1946年的這場選舉作出了這樣的總結：

對於惠提爾和第十二選區來說，尼克森的第一場競選產生了第一批憎恨他和支持他的人。這是他自己的競選風格造成的，他愛好劍走偏鋒而非注重基本問題。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越來越多，直到全國上下的所有人都要麼支持他，要麼反對他。[99]

結果

1946年11月5日的普選

1946年加利福尼亞州第十二國會選區選舉[100]
黨派 候選人 得票數 百分比
共和黨 理察·尼克森 65,586 56.02
民主黨 傑里·沃里斯（在任） 49,994 42.70
禁酒黨 約翰·霍培爾（英語：John Hoeppel） 1,476 1.26
合計 117,069 100.0
共和黨擊敗民主黨

1946年6月4日，黨內初選

括弧內的部分為候選人的家鄉或其它相關信息。

民主黨

1946年加利福尼亞州第十二國會選區民主黨初選[38]
候選人 得票數 百分比
傑里·沃里斯（在任，聖迪馬斯） 25,048 79.96%
理察·尼克森（惠提爾） 5,077 16.21%
威廉·肯納特（蒙特利公園） 1,200 3.83%
得票總數 31,325 100.00%

共和黨

1946年加利福尼亞州第十二國會選區共和黨初選[38]
候選人 得票數 百分比
理察·尼克森 24,397 64.09%
傑里·沃里斯 12,125 31.85%
威廉·肯內特 1,532 4.02%
得票總數 38,064 100.00%

禁酒黨

1946年加利福尼亞州第十二國會選區禁酒黨初選[38]
候選人 得票數 百分比
約翰·霍培爾（阿罕布拉） 139 60.43%
傑里·沃里斯（選民把名字寫到選票上） 91 39.57%
得票總數 230 100.00%

參見

注釋

  1. ^ Morris 1990，第328頁。一些來源稱這一話題是第五場辯論的內容。
  2. ^ 海倫·道格拉斯在自己的回憶錄《完整人生》中也提及有一位名叫齊塔·萊姆利的雇員為她整理出了一本名為《天主教徒支持道格拉斯》的小冊子Douglas 1982，第323頁
  3. ^ Bullock 1978，第278頁。共和黨於1930年選舉中在眾議院獲得了微弱多數席位，但由於一些人去世、辭職以及1931年12月在眾議院舉行的特別選舉而失去了這一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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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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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

書籍
其他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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