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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中心主義

歐洲中心主義（英語：Eurocentrism），又稱西方中心主義（英語：Western-centrism）[1]，是一種從歐洲的角度來看整個世界的一個隱含的信念，自覺或下意識感覺到歐洲對於世界的優越感。歐洲中心論者認為，歐洲的文明是世界上最進步最典型的文明。根據歐洲中心主義，歐洲以外的國家都是野蠻的，只能向歐洲學習並沿著歐洲的路去發展。[2]歐洲中心論者將他們的個案研究置於宗教的、種族的、環境的以及文化的假定的優越性之上，並在此基礎上來解釋世界。歐洲中心論可以分為「假定前提的歐洲中心論」、「文化傳播的歐洲中心論」以及「反歐洲中心論的歐洲中心論」。歐洲中心主義的巨大影響源自近代西方歷史哲學的強大影響，進步論、階段論、目的論、普遍主義等理論傾向在世界史研究中的盛行和泛濫。同時，西方現代殖民主義「塑造」和「建構」了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內的世界史圖景。殖民主義影響對人類歷史和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最重要的一點是，歪曲和貶低了非西方世界的成就和貢獻。文化傳播主義又製造了西方主導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話語霸權」。[3]

很多國際標準（如本初子午線、公元紀年、拉丁字母）都包含歐洲中心主義。由於接受了歐洲中心主義，亞洲人、非洲人對自身歷史、文化的闡釋也從歐洲人的角度來評判，相對自身文明而言成為了一種裝備了歐洲經驗研究方法的「局外人」，這種「被俘意識」稱為文明上的殖民狀態。現代化起源於歐洲，從根本上說是文化的原因。於是，在中國從新文化運動以來就形成了「現代與傳統，西方和東方」的雙重對立：如果走現代化之路就必須批判中國的傳統、就必須完全地學習西方，東方是無價值的，傳統是有礙於現代化的。[4]後殖民主義否認一切歐洲主導敘述，認為一切主導敘事都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因此批判歐洲中心主義，並將其與現代化分清界線，就成為後殖民主義的基本任務。[4]這場運動主要出現於20世紀以後的非殖民化時期，特別是隨著世界大戰後新興移民國家的強勢，如北美、蘇聯等非西歐白人裡興起批判思潮。這導致傳統歐洲中心主義的衰落，西方思想並不再以歐洲為核心，主導者變成美國著重的文化觀。[來源請求]

歐洲中心論的形成

18世紀的歐洲被稱為啟蒙時代，民族君主國逐漸過渡到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由於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其對於東方的態度、視角與提出的問題不盡相同，表現出了民族性的特點。17世紀中葉，英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到18世紀，英國的政治上的民主、經濟上的強大、海上霸權的建立，使得這個最先開始工業化的國家更重視商業貿易與經濟的發展，這在他們對待東方的態度上也能反映出來。

18世紀英國的知識界，隨著西方越發瞭解中國內部的專制與腐敗，除了利用中國（事實加想像）來批判英國社會文化等文學現象外，社會與思想界對中國多從商業貿易即經濟的角度去理解與認識，這樣便走上了否定中國之路。1719-1720年，笛福出版了魯濱遜漂流記與魯賓遜思想錄（英語：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With his Vision of the Angelick World）；作者在後一書中對中國的政治與文化進行批判，充分表現了他作為文學家的天才。他認為中國的一切都不值得他記述、也不值得後人一讀，中國人愚昧無知, 貧窮愚陋讓人作嘔。在《魔鬼的政治史》中, 笛福把對中國進行讚美的耶穌會教士看成魔鬼的同夥，中國的魔鬼是他書中的主題。

1742年出版的《休謨論文集（英語：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也說中國人不會做生意，科學上只取得緩慢的進展。另一部出版於1748年影響更為廣泛的著作是殖民軍官喬治·安森（英語：George Anson, 1st Baron Anson）的《世界旅行記》（Anso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他的同胞說他甚至比笛福更加敵視中國。他說中國人生活簡直混亂不堪，中國文字是一種矇騙、實際上根本不存在，如此等等。因為他曾經到過中國，他的流言影響更大，他的著作為歐洲各大圖書館收藏。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國富論》，書中講到中國的地方很多，他使用了許許多多諸如停滯不前、陳陳相因的句子描繪東方與中國社會。他認為中國很久以來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5個世紀沒有變化，他們的食物少得可憐，因此非常渴望打撈出一些從歐洲來的輪船上傾倒下來的最骯髒的食物。類似的描述在書中非常之多。

1748年，孟德斯鳩完成他的大著《論法的精神》，這部討論內容廣泛的書, 從歷史、地理、文化、氣候等許多方面研究了古代以來的法律與政治制度, 範圍涉及當時被他認為所有較為重要的國家與地區, 其中對東方與中國的討論也很多。他重新研究了傳教士留下的資料, 認為亞洲自由從來沒有增加過，中國一直是專制國家, 與他本人推崇的英國民主制根本不同。他甚至認為亞洲屬於溫帶, 這使亞洲人弱而被奴役。中國人是不帶枷鎖的奴隸, 專制的原則是恐懼, 恐懼導致了忠孝。他並得意地宣稱這是他的發現。他還從各個方面分析了中國人何以適應於專制統治, 包括文字、禮教、土壤、疆域、風俗等等。總的傾向是把中國劃入否定的方面。此前孟氏還寫有《波斯人信札》，利用波斯人之口對於法國進行批評。他的這個做法在當時的歐洲甚為流行，就是藉助中國、波斯等的名義來批評本國。至於其中對東方國家敘述得正確與否, 他們是不關心的。

另一位對於東方政治制度做過系統研究的是尼考拉·布朗傑。1763 年他出版了《東方專制制度起源》一書，這是一本把孟德思鳩的問題進一步加以討論的專著。他完全否認東方具有進步的可能性，認為社會要求發展，中國等東方國家在這種要求面前無能為力，中國人一直保持著人類原始的精神狀態，中國如今所具有的古老制度的殘餘必將不復存在, 它們將被未來的革命洪流所吞噬, 等到它不再擁有任何新生的東西時, 中國將永遠處於失敗者的地位。

義大利人維柯經過獨立研究, 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結論。維柯的代表作是《新科學》，這是一部反對笛卡爾知識論的新作, 他開始把人類對於自己歷史文化的認識放入知識的大家庭, 創立了所謂的歷史哲學, 即他自己說的「新科學」。他的研究是廣泛的, 從大的方面講, 他把人類歷史依次劃分為三個時代, 即神權時代、英雄時代與人的時代, 與此相適應的有三種類型的政權、法律和語言。維柯說中國和古代埃及一樣使用象形文字, 和作為英雄時代徽標的龍，並且中國人是用唱歌來說話的, 中國閉關自守, 處在黑暗的孤立的狀態之中, 沒有正確的時間觀念。因此他把中國歸之於英雄時代，並認為中國的歷史並不古遠, 只是特別落後而已。

1791年，赫爾德出版了他的4卷本的《人類歷史哲學的觀念》，他認為全部人類歷史就是從野蠻狀態開始, 而以一個完全理性的和文明的社會而告終的有機的發展過程。在這個發展過程中, 東方社會的情形是什麼樣子呢? 他認為由於地理與氣候的原因, 歐洲是人類有機體中的更高的類型，所以唯有在歐洲, 人類的生命才是真正歷史的, 而在中國或印度或美洲的土人中間, 就沒有真正的歷史進展, 而只有一種靜止不變的文明，沒有那種穩定的積累的發展。這樣, 他就把歐洲列在值得推崇的文明的種族, 開啟了後來歐洲種族優越與白人的歷史責任的先河。他說中國像一座古老的廢墟一樣的矗立於世界的一角，一個裹以絲綢，以象形文字和塗以防腐香料的木乃伊: 它們體內循環就是一隻冬眠鼠的體內循環。東方沒有發展能力，歐洲文明、先進、種族優秀等為特徵的西方中心觀念在赫爾德這裡都已出現了。

19世紀歐洲最顯著的特徵是開始於18世紀的工業革命在這個世紀裡逐漸完成並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經濟實力的雄厚與軍事力量的強大, 牢固地奠定了歐洲的霸權地位, 對東方的殖民侵略變成了最後的征服。印度成為大英帝國的一部分, 中國、土耳其半殖民地化了, 東方其他國家與地區大多淪為印度一樣的命運。歐洲優勢的時代帶來了歐洲作為世界統治者的地位。《全球通史》的作者這樣寫道:歐洲的主子在所有大陸上都接受了弱小種族的效忠，認為這種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適者生存的必然結果。在印度，他們被恭敬地稱為大人，在中東被稱為先生，在非洲被稱為老爺，在拉丁美洲被稱為恩主。

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告訴人們自然界的生物都是優勝劣汰, 適者生存的, 並從科學上為這種演進提出了證明。斯賓塞則可以進一步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律了。黑格爾從邏輯上、馬克思從社會歷史上也提出了人類演進的普遍規律，而歐洲正在這個演進的至高點上。

蘭克是19世紀歐洲歷史學的代表, 被稱為近代史學之父。他說，歷史教導我們說，有些民族完全沒有能力談文化。從全人類的觀點看來，人類的思想只是在偉大民族中歷史地形成的。他提出,，拉丁條頓民族不僅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體，而且他們自古以來一直是世界歷史發展舞台的主角。於是他寫作的多卷本《世界史》，簡單地敘述一下埃及、兩河流域的歷史後，便轉入到希臘羅馬與條頓民族史的敘述。他直言: 印度和中國根本就沒有歷史，只有自然史。世界歷史就是西方的歷史。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觀在這裡可謂骨露無遺。[5]

時空的歐洲中心主義

主條目：公元

歷史學的編纂在時間上基本採用西曆紀元法，中國更直接呼之為公元紀元法。而「其他對時間的認識，比如伊斯蘭教紀元、希伯來紀元與中國新年的紀元和曆法都被擠到歷史知識和國際用法的邊緣」。

隨著西方擴張的進程，一種新的地圖繪製標準被發明出來，這就是墨卡托投影地圖。1844年西方學者把倫敦格林尼治子午線最終確定為全世界經線計算和時間計算的基點，以西方為中心的地理計算標準最終完成。

地理上以歐洲為中心，根據與其距離之遠近，稱呼西亞附近為中東，東北亞附近為遠東，而這些都是歐洲中心主義的體現。雖然「遠東」已經罕用，但「中東」仍在政治上頻繁被使用。

洋服

主條目：洋服

源於歐洲的西服，更精確地說是英國服飾，全面地征服了世界各地傳統服飾，成為了現代文明的象徵。現代社會在日常應酬往來交際，皆以西服為標準。日本明治維新為了表示對西洋文明發自內心的尊崇，天皇和皇后的御服都採用洋裝，政府官員、宮內和民間人士謁見天皇必須著西服。民初建國，仿效西方民主政體，民國元年（1912年）10月，遷到北京不久的民國臨時政府和參議院頒發了第一個正式的服飾法令，即《服制》（民國元年十月初三）。該法令對民國男女正式禮服的樣式、顏色、用料做出了具體的規定。在這個服制里，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用西洋服飾作為禮服。尤其是大禮服的選擇，基本上照搬了西洋服裝，完全是英國紳士式，即歐洲燕尾服樣式，頭戴硬胎圓筒黑色禮帽，衣領系活動的折角硬領及黑色西褲。

著名歐洲中心論者

美國學者布勞特（英語：James Morris Blaut）特別指出八位大名鼎鼎的歐洲中心論者。這些歐洲中心論者在他們的作品中，論證了在現代文明的創造過程中歐洲的中心地位和歐洲文化的優越性。這八位歐洲中心論者包括：以《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58年)聞名於世的文化決定論者馬克斯·韋伯；在《中世紀的技術和社會變化》(1962年)中宣揚歐洲人擁有舉世無雙的發明才智和偉大科技才華的小林恩·懷特（英語：Lynn Townsend White, Jr.）；在多篇論文中抨擊依附理論和拒不接受歐洲帝國主義對當今欠發達所造成傷害的指責的羅伯特·布倫納（英語：Robert Brenner）；《歐洲的奇蹟：歐亞歷史中的環境、經濟及地緣政治》(1981年)的作者埃里克·瓊斯（英語：Eric Jones (economic historian)）；《國富國窮》(1998年)的作者戴維·蘭德斯；《權力與自由》(1985年)的作者約翰·霍爾（英語：John A. Hall）；《社會權力的來源》(第1、2卷分別在1986、1993年出版)的作者麥可·曼（英語：Michael Mann (sociologist)）；以及《槍枝、細菌、鋼鐵：人類社會的各種命運》(1997年)的作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賈德·戴蒙。[6]

人類學的歐洲中心主義

主條目：白人優越主義

英國詩人魯德亞德·吉卜林說，東西方永不相會，白人高人一等，肩負著締造世界、傳布文明的責任。於是白人種族優越論就成為19世紀歐洲中心主義的又一個極端表現。歐洲中心論者深信上帝創造了不同的人。它將白人造得更聰明，所以白人能指揮勞動，能指導寬背、低能的劣等種族的發展。

語言學的歐洲中心主義

主條目：拉丁化

西方人認為文字體系的發展必須經由表詞文字、到音節文字、再到字母文字的階段。[7]「文字發展三段論（形意文字→意音文字→拼音文字）」、「語言發展三段論（孤立語→粘著語→屈折語）」這套單一起源、單線發展的文字進化理論主宰了西方學術界。[8]歐洲中心論者視希臘字母，拉丁字母等音節文字為先進的、科學的，而其他文字之地區則為原始的。例如周有光《世界文字發展史》把文字史分為三期∶一為原始文字，二為古典文字，三為字母文字。原始文字為刻符、岩畫、文字畫、圖畫文字。古典文字是蘇美楔形文字、埃及聖書、中國文字、馬雅文字等。屬於表音表意的文字。字母文字創於地中海腓尼基人，其後傳入希臘，「開創了人類文字歷史的新時期」。因此得出「從意音文字向音節文字發展的規律」。

文字改革者認為∶「漢字能夠改革的根本原因，是文字的本質屬性∶工具性」，工具既可借用或創造，當然也可以改革。如果漢字這種工具不方便、不好用，自然就需更換。最早提倡拉丁化的朱文熊《江蘇新字母》（1906）就說∶用官話字母或切音符號都不好，「不如採用世界通行之字母」（自序）。他所說的世界通行之字母，就是拉丁字母。1931年瞿秋白等人在海參威舉行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瞿秋白〈中國拉丁化的字母〉基礎上，通過了〈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與規則〉方案，明確主張∶「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

歐洲中心主義在語文方面之影響，不僅表現為語言文字改革而已，仿效歐洲建立的語法學。[9]

歷史學的歐洲中心主義

主條目：文明史

歐洲中心論者把西方或歐洲各個不同時期的思想觀念與歷史發展看作是正常的演變，即具有普遍性的歷史進程。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歷史學與歐洲的現代性聯繫在一起並衍生出現代化理論。正如喬伊斯·阿普爾比等美國學者所言：「20世紀的專業性歷史雖然種類繁多，但大多是在『現代化』的標誌下寫的……馬克思、涂爾幹、韋伯促成20世紀三個西方解釋法的主要學派：馬克思主義、法國年鑑學派和美國的現代化理論……三派的信徒都認為自家的理論是普遍適用的，而且自己的方法是科學的。」

歐洲歷史學灌注著歐洲中心主義視野的體系：有關文明發展的闡述不假思索地與歐洲歷史聯結在一起——從遠古的希臘城邦開始，經由中世紀懲罰巫婆的火刑和十字軍東征，最後解析了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暴行。此間，埃及和亞洲地區並未有顧及，美洲的殖民化過程也未有提及，至於非洲方面更是隻字未提，整個世界歷史往往被用歐洲歷史的那一小部分來得到權衡。歐洲以文明史為題的歷史論著，其中隱含的是一種從啟蒙運動以來的一種歷史觀，或可稱作文明史觀，亦即將人的歷史視為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

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一書就帶有濃厚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他稱希臘、 義大利為 「世界歷史的舞台」, 「世界精神」的「故鄉」，地中海是 「世界歷史的中心」。沒有地中海，「世界歷史便無從設想了」。在表明歐洲歷史地位的同時, 他認為世界其它地區各民族始終是靜止的, 處於世界歷史的局外，屬於 「非歷史民族」。在世界史領域內, 當時西方的學者們把歐洲史與世界史等同起嚴，將歐洲以外的廣大地區排除在世界史研究的範圍之外。法國哲學家孔德主張:「我們的歷史研究幾乎只應該以人類的精華或先鋒隊 (包括白色種族的大部分, 即歐洲諸民族) 為對象, 而為了研究得更精確, 特別是近代部分, 甚至只應該以西歐各國人民為限。」德國著名史學家朗克在《論近代史的諸時期》一書中認為實質上一切都基於歐洲史。 他斷言:「有些民族完全沒有能力談文化」, 「人類的思想僅僅歷史地體現於偉大的民族中」。他撰寫的八卷本《世界史》就是這種歐洲中心主義指導思想的產物，實際上是一部歐洲史。

法蘭克福學派的核心人物在構建自己的理論時提及的只是歐洲或德國思想家們的理論，也就是說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尼采、韋伯以及不斷被論及的弗洛伊德。在闡述文學、音樂和繪畫中的審美感知時觸及的也局限於歐洲內部，連東歐鄰國或美國的情況也只是被用疑慮的眼光審視著。世界史只是指向歐洲的歷史進程；只是以歐洲思想家為依託並將作為世界一部分的歐洲看成是世界的全部。[10]

著名的 《劍橋古代史》(1924-1939年出版)、《劍橋中世紀史》(1924-1936年出版)、《劍橋近代史》(1907-1918年出版)、海斯等編著的《世界史》、 《近代史》 等，仍然堅持歐洲中心主義的傳統觀念。從結構上看， 劍橋三史用絕大部分篇幅重點敘述歐洲地區的歷史， 對其他各洲的歷史置於可有可無的地位。 以《劍橋近代史》為例，作者宣稱該書是一部 「世界近代史」，內容是敘述「十五世紀以來歐洲及其諸殖民地的通史」。這清楚地說明，歐洲近代史就是世界近代史，其他地區的歷史只是作為歐洲史的附庸，作為歐洲殖民擴張的歷史而存在。在海斯等編寫的 《世界史》和 《近代史》中，作者宣稱:「從伯利克里和愷撒的時代直到現在, 歷史偉大戲劇中的主角，都是由歐洲的白種人擔任的。」他們還敘述黃種人 「不求進步」，黑種人 「愚昧無知」，把西方資產階級對亞非拉美地區的殖民說成是 「引導千百萬非歐洲人走上歐洲文明和進步的道路」，是 「白種人的包袱」。[11]

歷史研究法製造了歷史學研究的諸多核心概念，如工業革命、現代性、資本主義以及個人自由，並憑藉這些基於歐洲特定經驗所產生的概念來闡釋歐洲對現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普遍主義認為人世問存在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真理，具體表現為牛頓—笛卡爾式的採取線性平衡態過程的形式的決定論法則，以及孔德、斯賓塞、馬克思的階段論。文明視角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與原始性或野蠻性截然不同的一系列社會特徵；二是指現代歐洲不僅是幾種文明中的一種而且歐洲是「文明開化的」。東方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西方與東方、現代與非現代、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等對社會世界的二分法上。進步論認為進步是真實的與不可避免的，進步成為世界歷史的根本解釋，並幾乎成為一切階段論的邏輯依據。這樣，在世界史研究範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西方歷史學形態的演進使非西方世界的歷史敘事同質化，並將其納入西方式的一般的歷史發展模式中。

社會發展五階段論

「五種社會形態說」或「五階段論」，是列寧和史達林提出的（列寧1919年的《論國家》，史達林1938年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及《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它認為人類歷史，是沿著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直線發展。理論的源頭當然來自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是馬、恩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僱傭勞動與資本》，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意志意識形態》：「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大體說來」就是猜測，到了列寧和史達林那裡，這個「五階段論」就變成鐵的事實了。1897年列寧在為波格丹諾夫《經濟學簡明教程》寫的書評中講，政治經濟學應該這樣來敘述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即原始氏族共產主義時期、奴隸制時期、封建主義和行會時期、資本主義時期。1919年，列寧在《論國家》中再次勾勒了這樣一個歷史發展脈絡。1938年，史達林在《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講:「歷史上有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係：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

社會學的歐洲中心主義

社會科學在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發展中，都是以西方經驗為重心的。在伊曼紐·華勒斯坦對社會科學起源的描述中，認為社會科學是現代世界體系的產物，而歐洲中心主義又是構成這一現代世界的文化地理因素。西方中心主義與社會學傳統的關係有兩種。其一是以西方經驗和事實發展出來的理論學說，被認為具有普遍主義的解釋力，可以應用到對一切社會的考察中；其二則具備更深層次的含義，這些傳統的確立，背後蘊含了對非西方闡釋與持續建構的內容。以歐洲經驗為根源的社會學，對歐洲和全球進行言說，所生產的社會學知識背後，蘊含了普遍主義的解釋原則。[12]

學術爭論

在本世紀前20年關於美國種族問題和批判性白人研究中，歐洲中心主義頗受關注——這些學術討論多著眼於揭露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ism）和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德黑蘭大學的Seyed Mohammad Marandi教授指出，在世界各地的學術界，尤其是人文學科，普遍存在著歐洲中心主義思想[13]。Edgar Alfred Bowring指出，比起其他地區，自視甚高、自我陶醉和詆毀「他者」（the Other）的思想在西方更為根深蒂固，對思想、法律和政策的潛在影響更為深遠[14]。還有一個焦點是追蹤那些譴責這種思想的學者如何在知識生產過程中無意識地再生產了歐洲中心主義思想[15]。方法論學者Audrey Alejandro將這一過程稱為「循環悖論」（recursive paradox）：「這是國際關係研究中出現的『方法-認識論循環悖論』，作者們無意中生產出的話語違背了他們所倡導的反歐洲中心主義價值觀」[16]。

演變

自其首次被概念化以來，歐洲中心主義一直在演變。Alina Sajed和John Hobson觀察到批判性歐洲中心主義的出現，強調「雖然[批判性國際關係理論]肯定是對西方持批判態度的，但其『歐洲崇拜』的傾向——即以犧牲非西方的能動性為代價來重構西方的能動性——使其陷入了『批判性歐洲中心主義』」[17]。Audrey Alejandro進一步總結出它的一種新的變體：後殖民歐洲中心主義（postcolonial eurocentrism）[16]。這種形式遵循學界中普遍的標準，即否認「非西方」的能動性，內化以西方為中心的目的論敘事，以及將西方理想化為規範性參照物，但其價值體系與傳統歐洲中心主義所傳遞的價值體系完全相反：後殖民歐洲中心主義將歐洲視為世界政治重要且「主動」的主體——然而在這種情形中，歐洲被描述為全球壓迫（global oppression）而非進步的前沿。誠然，根據後殖民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歐洲按照自己的標準將世界同質化的行為多被視作一種負面的破壞進程，威脅到多樣性（diversity），而非一個正面的救世主角色，即展現積極的領導力。在種種形式的歐洲中心主義思想中，「西方」都被話語塑造成一個籌謀世界的主角。歐洲例外論（European exceptionalism）也一樣，儘管從後殖民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來看，歐洲並不是有史以來最好的行為體，而是最糟的[16]。

政治學的歐洲中心主義

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提出的亞細亞人比歐羅巴人更具奴隸性, 他們忍受專制統治而無怨，已經有了西方中心與優越的萌芽。西方學者建構東方專制主義的觀念，認為從希臘古風時代以來，西方就逐步形成了民主、自由、個人主義的傳統。與之對應的非西方世界則延續了古代的王權制度形成了專制主義的傳統，君王暴戾恣睢，人們生活在殘暴的統治之下，暗無天日。[18]

藝術中的歐洲中心主義

1851年，法國著名作曲家柏遼茲曾在聽了東方音樂之後評價說「像貓吐出卡在嗓子裡的魚刺」，認為東方音樂非常落後。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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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4.0 4.1 如何跳出欧洲中心主义来看丝绸之路？. ishare.ifeng.com. 2019-06-21 [2024-09-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09-1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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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社会学传统的扩容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消解. [2014-10-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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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傑克·古迪,《偷竊歷史》,劍橋大學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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