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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文學爆炸

文學運動

拉丁美洲文學爆炸（西班牙語：Boom Latinoamericano）是一場發生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之間的文學運動，期間大批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從歐洲開始風行至全世界。這些作家受到歐洲和北美現代主義的影響，同時也秉承了拉美先鋒運動的衣缽，挑戰拉丁美洲文學（英語：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的傳統套路。其作品帶有實驗性質且十分政治化，評論家傑拉德·馬丁（英語：Gerald Martin）甚至將這場文學運動對1960年代全球南方的影響與古巴革命相提並論[1]。

爆炸時期作家能夠被國際認可，除了對政治局勢的批判外，很大程度歸功於他們在當時的文學中心——歐洲出版並獲得海外受眾。[2][3]

政治背景

在1950到1975年間拉美發生了劇變，文學創作日益貼近社會與歷史，[4]小說家的自我定位亦隨之變化。都市化、中產階級崛起、古巴革命、進步聯盟、拉美國家間交流增加、大眾媒體發展、對歐洲及美國的關注，上述條件都促成了文學爆炸發生[5]。

1960及1970年代，冷戰將拉丁美洲推向資本與共產的角力尖峰口，許多國家都由軍事獨裁政權統治，這種動盪不安的政治氣候醞釀了大量的創作。1959年古巴革命以及之後的豬灣事件被視為這時代的開端。[6]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7]、1973年智利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遭皮諾切特推翻[8]、1970年代骯髒戰爭中美國支持的禿鷹行動造成大批阿根廷公民失蹤[9][10]、城市游擊隊持續暴力鬥爭、阿根廷和烏拉圭發生血腥鎮壓、哥倫比亞長期武力衝突[4]，以上種種使作家們在作品裡猛烈控訴現實世界。國際也因古巴革命成功開始注意這些美洲作家，使他們的作品得以大量在海外出版，成為現在被稱為文學爆炸的現象。

文學爆炸前期的作家大多都樂觀看待古巴革命，但後期古巴政府越發強硬的態度也被視為終結了文學爆炸。1971年，古巴詩人赫伯托·帕迪拉（英語：Padilla affair）因作品被視為具有＂反革命＂思想遭逮捕並被迫發表自我批評。此案引發的憤怒終結了拉美知識分子對古巴革命的支持與嚮往[11]，某些觀點認為帕迪拉事件預言了文學爆炸的衰落[12]。

文學背景與演變

1950年，美洲的西班牙語文學並不受重視，巴黎和紐約才是當時文學世界的中心。雖然爆炸時期的寫作題材很大程度襲承自1920年以來的拉美本土小說[13]，爆炸作家們還是自稱為＂文學史的孤兒＂（沒有前輩可參照），因為他們也革新了拉丁美洲的寫作傳統，在此之前拉美作者缺乏可參考的寫作模式串聯歐洲的前衛文學風格。到了70年代，拉美文學已經在爆炸運動中反過來影響世界其他地區的讀者，發揚新的小說美學和文體特徵。

拉美本土的現代文學最早由背離歐洲文學傳統的現代主義者如何塞·馬蒂、魯文·達里奧等人開始，並被革命思潮引起的先鋒運動帶動。拉美文學早期以寫實主義為主，小說具有存在主義的悲觀色彩，人物性格刻劃豐滿並具有令人悲嘆的命運，敘事簡單明了。文學爆炸前的拉美文學家還包括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阿萊霍·卡彭鐵爾、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胡安·卡洛斯·奧內蒂（1939《井（英語：El pozo (novel)）》）、埃內斯托·薩巴托（1948《隧道》）以及胡安·魯爾福（他們的作品在文學爆炸後重新被討論與重視[14]）。

1960年代，拉美文學語言開始愈加寬鬆，變得憂鬱、波普、都市化，人物刻畫更加複雜化，敘事順序變得錯綜，讀者能夠主動參與文本解讀。大多數評論家都同意文學爆炸始自1960年代，但對於哪部作品應該被當成爆炸時期的首部小說，則是有所爭議。胡利奧·科塔薩爾的《跳房子》（1963）、巴爾加斯·略薩的《城市與狗》[15]、奧古斯托·羅亞·巴斯托斯的《人之子（英語：Hijo de hombre）》[15]甚至追溯到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玉米人（英語：Men of Maize）》（1949）[16]或《總統先生（英語：El Señor Presidente）》（1920年開始創作，1946年發表）都在候選之列。

歐洲現代主義小說家如詹姆斯·喬伊斯和西班牙《先鋒報》的拉美裔專欄作家也影響了文學爆炸，[17]伊莉莎白·科羅德·馬丁尼茲（Elizabeth Coonrod Martinez）甚至認為先鋒報作者才是文學爆炸真正的先驅，他們比博爾赫斯等人更早創作新穎與實驗性的小說。[18]雖然脈絡可追溯回1920年代的先鋒運動，爆炸時期的作家宣稱他們沒有效仿任何先前的本土作者，而更推崇普魯斯特、喬伊斯、托馬斯·曼、薩特等歐洲作家；他們需要發出屬於拉丁美洲的聲音，雖然他們對追求土著主義、克里歐由主義、新世界主義的、當時已成名的美洲西語作家不以為然。[11]

文學爆炸晚期，小說對政治的批判和探索不再流行，這時語言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緻，小說家們進一步反思創作，小說中的小說（即超小說）大行其道。這種小說具有明顯的後現代主義風格，萬事萬物都一樣成為可能的但也是無關緊要的。[19]

特點

爆炸時期的小說本質上是現代主義小說。他們將時間作非線性處理，經常使用多重觀點的敘述者，並且使用很多新詞、雙關語，甚至猥褻的語言。關於文學爆炸的語言風格，蒲柏寫道：「透過對不同觀點的立體式重疊，它使得時間和線性的事件成為可疑，並在結構上頗為複雜。這些小說在語言上亦充滿自信，經常毫無解釋的大量使用本土語言。」 [20]文學爆炸其他令人矚目的特徵，包括對「鄉村和城市背景」兩者均有涉及、國際化、既強調歷史和政治、又「與質疑國家身份同樣的（或更加）質疑地域性；熟稔南半球乃至整個世界的經濟和意識形態理論；以及緊跟時代潮流。」[21]爆炸文學打破了幻想與世俗的界線，創造出一種新的混和的寫實主義。文學爆炸的作家之中，加西亞·馬奎斯被視為魔幻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百年孤寂》的出版使這種寫作手法風行一時。[22]

魔幻寫實主義

參見：魔幻寫實主義

在《文學的終結》中，對於魔幻寫實主義，Brett Levinson寫道「近來拉丁美洲文學的關鍵美學模式越來越趨於形式主義…當拉丁美洲的歷史在說明自己的起源上顯得無能為力時，這種無能照例…顯示出對神話的渴求：以種種傳奇來逃避歷史敘事、解釋歷史的開端。」[23]印度群島的編年史家們關於奇異「新世界」的描寫，以及關於征服陌生新大陸的記述，被當成歷史所接受。[24]這些通常是幻想的故事促使產生一種新美學，後來演變為魔幻寫實主義以及（按照阿萊霍·卡彭鐵爾的觀點）超自然寫實主義（lo real maravilloso）。這些藝術化、虛幻的東西被像現實和世俗的事物那樣對待。小說情節往往是基於真實體驗，但混合了奇異、幻想和傳奇的元素，神話的人物，不確定的背景；人物角色看起來是真實存在的，但現實、想像以及虛無在他們身上糾纏不清。[25]

歷史小說

爆炸時期小說非常關注歷史[26]，獨裁者小說是其中的一個典型範例。這類小說經常以古諷今，比如羅亞·巴斯托斯的《我，至高無上（英語：I, the Supreme）》，描寫的是19世紀巴拉圭德·弗朗西亞的獨裁統治，卻出版於斯特羅斯納政權如日中天時。Frederick M. Nunn評論「爆炸時期的小說家展示了對體裁的精妙把握，以標新立異的手法描寫平行的歷史[27]。他們積極參與拉美地區關於文化和政治的爭論中，並質疑歷史的價值和真正意義。」[28]

主要作家

文學爆炸到底包括哪些作家曾被廣泛爭論，現在也沒有定論。一部分作家發揮了廣泛而無可置疑的影響力。雖然許多其他作家的名字可能會被列舉出來，下面幾位作家絕不會被人忽略：

科塔薩爾

 
胡利奧·科塔薩爾

胡利奧·科塔薩爾（1914-1984）是阿根廷作家，生於比利時，後來隨父母一起居住在瑞士，四歲舉家遷往布宜諾斯艾利斯。[29]像爆炸時期的其他作家一樣，科塔薩爾慢慢對自己國家的政治產生質疑：他公開反對胡安·多明戈·庇隆，這導致他失去在門多薩大學的教授職位，並最終流亡國外。[30]他去了法國，在那兒渡過了大部分的職業生涯，最後在1981年成為法國公民。[31]像賈西亞·馬奎斯一樣，科塔薩爾公開支持古巴菲德爾·卡斯楚政府，還有智利左派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以及其他左翼運動，比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31]卒於巴黎。

科塔薩爾受到博爾赫斯和埃德加·愛倫·坡的影響。[32]他可能是最具徹底實驗性的爆炸時期作家。高度實驗性的《跳房子》（1963）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也使他獲得國際承認。[31]這部小說有155章，其中99章讀者「可以放棄閱讀」，整部小說按照讀者的喜好，能有多種閱讀順序。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說集《角鬥士》（1951）、《決勝局》（1956）、《神秘武器》（1959）、《萬火歸一》（1966）。還有長篇小說《中獎彩票》（1960）和《在八十個世界中環遊一天》（1967），以及難以歸類的《克羅諾皮奧與法瑪的故事》（1962）。

富恩特斯

 
卡洛斯·富恩特斯

卡洛斯·富恩特斯（1928-2012）是墨西哥小說家，出身外交官家庭，195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33]他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基多、蒙得維的亞、里約熱內盧、華盛頓特區等城市居住。[34]他在美國體驗美國人對墨西哥人的歧視，使他更親近並審視墨西哥文化。[35]他的小說《阿爾特米奧‧克魯茲之死》 （1962）描寫了一名前墨西哥革命者臨終前的生活，使用了革新性的敘事手法。其他的重要作品有《最明淨的地區》（1959）、《奧拉》（1962）、《我們的土地》（1975）、以及後爆炸時期的《烽火異鄉情》（1985）。

富恩特斯在這一時期不僅寫了許多重要的小說，還是一名批評家和政論作家。1955年富恩特斯和埃曼紐爾·卡巴羅創辦了《墨西哥文學雜誌》，該雜誌向拉美人介紹歐洲現代主義者的作品以及讓-保羅·薩特和阿爾貝·加繆的思想。[36]1969年，他出版了重要的評論作品──《美洲西班牙語小說》。富恩特斯在哥倫比亞大學（1978）和哈佛（1987）擔任拉美文學教授。[37]曾說：「所謂的文學爆炸，實際上是四百年來拉美文學達到了緊要關口之結果，在這關口小說成為總結過往教訓的方式。」[38]

賈西亞·馬奎斯

 
加夫列爾·賈西亞·馬奎斯

哥倫比亞的加夫列爾·賈西亞·馬奎斯（1927-2014）無疑是最具國際聲望的爆炸時期作家。最初是一名記者，曾寫過許多廣受稱讚的紀實作品和短篇小說；最早發表的作品是1940年代刊載於波哥大的《旁觀者》報的短篇小說。[39]

知名的作品有長篇小說《百年孤寂》（1967）、《獨裁者的秋天》（1975）；中篇小說《沒有人寫信給上校（英語：No One Writes to the Colonel）》（1962）、以及後爆炸時期的《愛在瘟疫蔓延時》（1985）。他在評論界贏得了大聲的喝彩，作品也大量出版，特別是在文學界引入了魔幻寫實主義的寫作方法。他的實驗多少使用寫實主義的傳統技法。他認為「最可怕、最不尋常的事是以一種冷峻的敘述表達的。」[40]一個經常被提及的例子是《百年孤寂》中的一個角色在晾曬衣物時身體和靈魂飄向天國的過程。賈西亞·馬奎斯現在被譽為20世紀重要的作家，在198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巴爾加斯·略薩

 
馬利歐·巴爾加斯·尤薩

馬利歐·巴爾加斯·尤薩（1936-）是一名秘魯小說家、劇作家、記者和文學及政治評論家。[41]他加入了利馬的國立聖馬爾科斯大學，後來在西班牙獲得了拉丁美洲文學博士學位。[42]事實上他論文的主題是關於加布里埃爾·賈西亞·馬奎斯。[43]他的成名作是《城市與狗》（1963）。 這部小說集合了一個城市的各種元素，包括憎恨和暴行。

巴爾加斯·略薩還寫了《綠房子》（1966）、史詩般的《酒吧長談》（1969）、《潘上尉與勞軍女郎》（1973）、以及後爆炸時期的長篇小說諸如《胡莉婭姨媽與作家》（1977）等。曾於1990年秘魯大選中擊敗他的藤森謙也辭職之後，巴爾加斯·略薩於2000年回到利馬，2010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43]

博爾赫斯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1899-1986）是阿根廷詩人、短篇小說家和散文家，最有名的作品有《惡棍列傳》（1935）、《虛構集》（1944）和《阿萊夫》（1949）。[44]他將自己的作品描述為虛構或幻想小說，讓裡面那些真實或虛構的人物在現實、魔幻或諷刺的情節中遊走自如。

其他作家

其他一些作家與文學爆炸有著緊密聯繫。胡安·魯爾福有兩本書，一本是長篇小說，另一本是短篇集，被公認為＂後驗＂的文學大師，及在社會利害、語言實驗與獨特風格間取得平衡的作家。巴拉圭的奧古斯托·羅亞·巴斯托斯所寫的《人之子（英語：Hijo de hombre）》，被一些人視作文學爆炸的第一部小說，其具有高度實驗性的《我，至高無上（英語：I, the Supreme）》，被人拿來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提並論，被奉為「南美文學有史以來最受推崇的小說之一」。[45]

阿根廷的曼努埃爾·普伊格與巴爾加斯·略薩一樣，也是Seix-Barral出版世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何塞·多諾索是一名智利作家，在爆炸時期和後爆炸時期都有作品問世。在《文學爆炸親歷記》中，多諾索提到許多其他與文學爆炸相關的作家，比如巴西的若熱·亞馬多、委內瑞拉的薩爾瓦多·加門迪亞（英語：Salvador Garmendia）、阿德里亞諾·岡薩雷斯·萊昂（英語：Adriano González León），以及阿根廷的大衛·比尼亞斯（英語：David Viñas）。[14]

爆炸小說的出版

出版業在文學爆炸的來臨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哈瓦那、墨西哥城、布宜諾斯艾利斯、蒙得維的亞、亞松森和聖地牙哥各大出版社出版大部分的爆炸小說，這些城市成為文化革新的強大中心。[46]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爆炸小說也有在巴塞隆納出版，反映出西班牙出版社對使用西班牙語的美洲市場產生相當大的興趣。無論如何，正如亞里杭德羅·埃雷羅-奧萊索拉所說，出版這些書所帶來的收益，推動了西班牙的經濟發展，雖然這些書要遭到佛朗哥的檢查員的審查與刪節。[47]Seix Barral出版的書包括馬利歐·巴爾加斯·尤薩的《城市與狗》（1963）和《潘上尉與勞軍女郎》（1973）、以及曼努埃爾·普伊格的《麗塔·海華斯的背叛》（1971）。[48]「在西班牙（和別的地方）推廣拉丁美洲文學」的一個關鍵人物是「超級代理商」卡門·巴爾塞爾斯，巴爾加斯·略薩稱其為「拉美小說的胖媽媽」。[49]

在西班牙語世界之外，翻譯也在文學爆炸的成功扮演重要角色，使作家有更廣泛的讀者群[50]。

批評

一種對文學爆炸普遍的批評是認為它太過實驗性、精英化而脫離一般民眾的視角[51][52]。Philip Swanson在關於何塞·多諾索與文學爆炸決裂的著作裡則批評「新小說」（即爆炸小說）原先顛覆傳統的書寫模式已演變成另一種陳規窠臼[53]。文學爆炸也常被批評過份強調男性的作用：所有代表人物都是男性、爆炸小說作者對女性角色的處理手法都突顯這個現象。評論家們也經常批評爆炸小說過度強調歷史和幻想，一些人認為它對政治的批評已經嚴重脫離了拉丁美洲實際的局勢。[54]

影響

文學爆炸直接改變全世界對拉美文化的看法。作家的商業成功使他們在拉美幾乎像搖滾明星那樣廣受歡迎[55]。另外，文學爆炸為新的拉美作家打開通往國家文學界的大門。文學爆炸全球影響的一個證據是「全世界新興作家」都將富恩特斯、馬奎斯或略薩這樣的作家看作他們的導師。[50]

後爆炸運動

到了1980年代，談論後爆炸時期的作家已變得很普遍，他們中大多數出生在1940年代、1950年代和1960年代。後爆炸時期與爆炸時期的界線很難清楚劃分，因為許多後爆炸時期作家在文學爆炸末期就已經很活躍。當然，有些作家，比如何塞·多諾索被認為同時參與了這兩場文學運動。其小說《淫穢的夜鳥》（1970），如菲力普·斯旺森所言，被視作「文學爆炸的經典作品之一」。[56]然而，後來的作品更多帶有後爆炸時期的色彩。[57]曼努埃爾·普伊格和賽維羅·薩都伊的作品則被認為反映了爆炸時期到後爆炸時期的過渡。[58]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劃界的困難，將會永遠存在，實際上那些爆炸時期的主要作家（富恩特斯、賈西亞·馬奎斯和巴爾加斯·略薩）在爆炸時期結束後，持續有優秀作品誕生。後爆炸時期的文學與爆炸時期截然不同，最顯著的區別是女性作家（如伊莎貝爾·阿連德、路易莎·巴倫蘇埃拉和艾琳娜·波尼亞托沃斯卡）的參與。[59]巴倫蘇埃拉和波尼亞托沃斯卡在爆炸時期就已是活躍的作家，[60]阿連德則被認為是「文學爆炸的產物」。[61]肖還將安東尼奧·斯卡爾梅達、羅薩里奧·費雷以及古斯托維·賽恩斯看作後爆炸作家。[62]後爆炸時期的作家向爆炸時期那種明顯的精英主義挑戰，使用一種更樸實易懂的風格, 並且回歸寫實主義。[63]

注釋

  1. ^ Martin 1984，第53頁
  2. ^ Herrero-Olaizola 2007，第xxi頁
  3. ^ Nunn 2001，第4頁
  4. ^ 4.0 4.1 Pope 1996，第226頁
  5. ^ Pope 1996
  6. ^ Sens & Stoett 2002，第64-76頁
  7. ^ Sens & Stoett 2002，第76頁
  8. ^ Aguilar 2004，第193-97頁
  9. ^ Pilger 2003，第139頁
  10. ^ Aguilar 2004，第187頁
  11. ^ 11.0 11.1 Pope 1996，第229頁
  12. ^ Herrero-Olaizola 2007，第22頁
  13. ^ Coonrod Martinez 2001，第2-3頁
  14. ^ 14.0 14.1 Donoso 1972
  15. ^ 15.0 15.1 Shaw 1994，第360頁
  16. ^ Shaw 1994，第361頁
  17. ^ Coonrod Martinez 2001，第2-3, 119頁
  18. ^ Coonrod Martinez 2001，第1-8頁
  19. ^ Pope 1996
  20. ^ Pope 1996，第231頁
  21. ^ Nunn 2001，第7頁
  22. ^ Ocasio 2004，第92頁
  23. ^ Levinson 2001，第26頁
  24. ^ Ocasio 2004，第1-3頁
  25. ^ 25.0 25.1 Pope 1996
  26. ^ Nunn 2001，第73頁
  27. ^ 譯註：爆炸小說經常藝術加工真實事件，出現歷史無記載、超現實的虛構情節，所以被評論家形容為「平行歷史」
  28. ^ Nunn 2001，第211-212頁
  29. ^ Ocasio 2004，第105頁
  30. ^ Ocasio 2004，第106頁
  31. ^ 31.0 31.1 31.2 Ocasio 2004，第107頁
  32. ^ Ocasio 2004，第109-10頁
  33. ^ Williams 2002，第209頁
  34. ^ Ocasio 2004，第119頁
  35. ^ Ocasio 2004，第120頁
  36. ^ Williams 2002，第210頁
  37. ^ Ocasio 2004，第121頁
  38. ^ Fuentes, qtd. Nunn 2001，第122頁
  39. ^ Ocasio 2004，第127頁
  40. ^ McMurray 1987，第18頁
  41. ^ Ocasio 2004，第112頁
  42. ^ Ocasio 2004，第113頁
  43. ^ 43.0 43.1 Nunn 2001，第150頁
  44. ^ Ocasio 2004，第95-96頁
  45. ^ Nunn 2001，第53頁
  46. ^ 46.0 46.1 46.2 Pope 1996，第230頁
  47. ^ Herrero-Olaizola 2007，第xxi頁
  48. ^ Herrero-Olaizola 2007，第65-67, 163頁
  49. ^ Herrero-Olaizola 2007，第173-74頁
  50. ^ 50.0 50.1 Ocasio 2004，第89頁
  51. ^ Shaw 1998，第27-28頁
  52. ^ Shaw 1998，第26頁
  53. ^ Swanson 1987，第521頁
  54. ^ Shaw 1998，第13, 19頁
  55. ^ Martin 1984，第54頁
  56. ^ Swanson 1987，第520頁
  57. ^ Swanson 1987，第520-21頁
  58. ^ Shaw 1994，第361頁
  59. ^ Shaw 1998，第10, 22-23頁
  60. ^ Shaw 1998，第95頁
  61. ^ Nunn 2001，第157頁
  62. ^ Shaw 1998，第73, 119, 139頁
  63. ^ Shaw 1998，第26-30頁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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