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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中國學者，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读书时曾取名洪骍，又改为适、适之[1]:5。一生用过笔名有：希彊[注 1][2]、自胜生、铁儿、冬心、臧晖之主人、臧晖等[注 2][3][1]:5。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籍贯安徽省徽州府绩溪县上庄镇[1]:5。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天主教辅仁大学、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等职。

胡适
1960年的胡适
中央研究院第2任院长
任期
1957年11月4日—1962年2月24日
总统蒋中正
前任朱家骅
继任王世杰
 中华民国第4任外交部部长
任期
1949年6月12日—1949年10月1日
行政院院长阎锡山
前任傅秉常
继任叶公超
 中华民国行政院政务委员
任期
1949年6月12日—1949年10月1日
行政院院长阎锡山
第7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任期
1945年9月4日—1948年12月15日
前任蒋梦麟
继任汤用彤
 中华民国第3任驻美大使
任期
1938年9月17日—1942年9月8日
前任王正廷
继任魏道明
个人资料
性别男
出生胡嗣穈
(1891-12-17)1891年12月17日
 大清江苏省松江府川沙抚民厅（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
逝世1962年2月24日(1962岁—02—24)（70岁）
 中华民国台湾省台北县南港镇（今台北市南港区）
死因心脏病
墓地 台湾台北市南港区胡适公园胡适墓园
籍贯安徽省徽州府绩溪县上庄镇
国籍 大清（1891年–1911年）
 中华民国（1912年–1928年）
 中华民国（1928年–1962年）
政党无党籍
配偶江冬秀
（1917年结婚—1962年结束）
伴侣相传有6人
学历哲学博士
母校美国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职业学者、作家
专业中央研究院院士
（人文及社会科学组，1948年第1届）
获奖
签名
学历
经历
      •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
        (1922年4月-1923年2月)
      • 新月书店创办人
        (1927年)
      • 上海中国公学文理学院院长
        (1928年04-1930年5月)
      • 上海中国公学校校长
        (1928年4月-1930年5月)
      •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1932-1937年7月)
      • “独立评论”周刊创办人
        (1932年5月)
      • 天主教辅仁大学董事
        (1934年3月)
      • 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
        (1937年7月13日-1938年6月)
      • 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政员
        (1938年6月-1938年9月17日)
      • 驻美国大使馆大使
        (1938年9月17日-1942年9月8日)
      • 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3年)
      • 美国哈佛大学讲师
        (1943年2月-1944年10月)
      •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946年7月-1949年4月)
      •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48年3月25日)
      • 总统府资政
        (1949年1月15日-1962年2月24日)
      •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
        (1950年9月-1952年6月)
      • 国民大会代表兼总统选举团主席
        (1953年)
      • 天主教辅仁大学复校顾问
        (1956年7月)
      • 中央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1957年11月4日-1962年2月24日)
      • 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4年7月16日-1962年2月24日)
      • 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9年)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与领袖之一[4][5]，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开风气之先。在哲学上倡导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主张“大胆假设，细心实证”[6]，“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7]，在政治上主张自由主义[8]，是一位备受争议、值得探讨的多重身份历史人物。也是被各方政治势力批评得最多的人之一[9]，他拥有三十四个博士学位（包括名誉博士）[10]， 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博士学位的人之一。

生平

早年经历

胡适家族世系是徽州胡氏中的明经胡，自古传说出自唐哀帝（或唐昭宗）。到胡适父亲胡传（1841年-1895年）时，家业茶商，家道殷实。

1891年12月17日未时，胡适生于江苏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胡适父亲胡传（一说为胡珊[1]:5）一生娶3位妻子。元配冯氏在太平天国之乱时罹难，胡传续娶曹氏，胡传在五次参加乡试皆未中举人后，放弃科举之途，在中国东北宁古塔结识宁古塔边务钦差大臣吴大澂后，受吴大澂推荐走上仕途，后追随吴大澂，先后前往海南、协助治理黄河。胡传曾任上海的淞沪里卡（税收机关）总巡[1]:5。胡传再娶胡适生母冯顺弟，是胡传第三房妻子[1]:5。所以胡适出生之时，父亲胡传已经50岁。

1893年，胡传前往台湾担任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兼办安嘉总馆，办理台南盐务，此时2岁的胡适随母亲去其父亲在台南的任所居住。1893年，胡传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胡适也随父母亲前往台东。然而，1895年清廷甲午战争战败，依《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胡适即随母亲离开台湾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未久，其父抗日未果而病逝于福建厦门，胡适时年四岁。

胡适认为母亲的教养对自己后来的处事态度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同时他认为他母亲对他的教养是采取宽严并济的方式。他曾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11]胡适论及自己母亲教养的内容，也被收入中华民国国民中学的教科书中。

1904年，13岁的胡适在家人安排下与远房亲戚江冬秀订婚。江冬秀虽为乡村女子，但却是书香门第，虽不是博闻强识，也念过几年私塾，识得几个字。之后，胡适跟随其三哥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胡适进上海的新式学堂澄衷学堂。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1910年，胡适考得第二届美国庚款奖学金，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1911年受辛亥革命触动，弃农从文，改修哲学和心理学，同时辅修英国文学和政治经济学。在校期间广泛参与演讲等社会活动，宣传中国革命[12]。其后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继续深造，师从于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

 
1917年的胡适

1917年初，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中国文学由文言文转用白话文。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但并未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人尊称“博士[13]” (十年后才正式取得学位），并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定亲的江冬秀结婚。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引发“问题与主义论战”。1920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第一本白话文诗集《尝试集》。同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中年经历

 
1921年的胡适

1922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14]，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23年胡适因病休假一年。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5年2月，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5]:40。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1927年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同年任中国公学校长。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对训政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集权大加批评。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将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董事，并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1935年1月4日抵达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35年至1936年胡适多次要求出任驻日本大使未果[16]:128。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入侵上海，胡适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到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的花园洋房的地下室躲避空袭。众人在此常常讨论时局，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胡适于是为这个非正式组织起名“低调俱乐部”，以区别于当时高调的主战派及民众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

蒋介石于同年8月19日要求胡适即日前往美国争取美方对中国的支持。胡适1938年即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前往美国四处演讲，深得罗斯福总统欣赏。因与同时驻美的宋子文不和等因，胡于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1946年7月5日，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由美国返回中国抵达上海[17]:8099。11月28日，蒋介石向制宪国民大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郑重致词，说明其要点[18]:49，由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接受。12月25日，国民大会正式三读通过宪法草案[18]:49。同日国民大会闭幕，由蒋主席代表国民政府接受胡适递交宪法[19]:156。

1947年1月4日，教育部就沈崇一案致电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称，南京、上海等地学生游行“查系有人鼓动反政府及反美运动”；“此系美兵个人行为，纯属法律案件，并非外交问题。现美军已将凶犯交军事法庭审判，自应听候依法解决。诚恐有人扩大煽动，特电注意防范”[17]:8256。1月6日，对北大今后学生运动，胡适称：不应以罢课为手段[17]:8258-8259。1月24日，蒋中正想请胡适出任考试院院长和国府委员，但胡适坚持不肯加入国民政府而力辞[20]。5月6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电请教育部调查教授待遇[17]:8349。8月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委员会比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教育、大众传播、图书馆及博物馆、艺术与文学6个专门委员会，并选出执行委员胡适、朱家骅、吴贻芳、朱经农、梅贻琦、杭立武、竺可桢、张道藩、萨本栋、瞿菊农等10人[17]:8403。9月1日，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向达、孙楷第等31人，因生活困苦，致函该校校长胡适称：“我们一个月的收入不能维持半个月的生活，谈不到子女的教育费，更谈不到即将到来的严冬，这是一种什么生活！”[17]:8405

1948年3月，胡适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4月3日，蒋中正认为中华民国宪法为内阁制，实权在内阁，中华民国总统应为虚位，请公正人士较佳，所以想请中国国民党支持无党籍的胡适出马竞选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等胡适当上总统后再任命蒋中正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胡适也同意了，但后来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是支持蒋选总统而变卦[21]:2024。11月，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2月，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西去绥远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战是和，傅作义日夜思考，下不了决心。他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中南海怀仁堂密谈，胡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蒋派专机接运留在北平之学人胡适、陈寅恪、钱思亮、李济、劳干等到南京[18]:57。12月13日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四个人在南京设法派飞机去接胡适南下，胡适在13日时，本来还坚持不肯丢下北京大学不管，14日在南京方面的劝说下才勉强同意离开，1948年12月15日下午4点，傅作义派部队护送胡适到南苑机场上了飞机。夜里十时光景，到了南京明故宫机场[21]:2061-2063。1949年1月15日，蒋介石在引退前夕聘请胡适担任总统府资政，胡适向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去信表示辞意但未果。[21]:2068-2069

1949年3月9日，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访胡适[22]:166。4月6日，胡适应中华民国政府要求，从上海搭威尔逊轮前往美国当说客，为和平解决国共内战问题寻求美国政府的介入，但4月21日船抵旧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绝中国共产党24项要求，解放军已渡江，此时局势已定，胡适在美处处碰壁，无力回天[21]:2083、2092、2097。4月，胡适在美国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23]:399，旅美时，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

4月22日，胡适在美国旧金山发表谈话，略谓：“现在重要之事实，则为中国政府已拒绝投降，此非仅四万万人民之命运所系，即全世界之命运，恐亦随之决定。”次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他仍宣称：“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17]:8887-8888

6月19日，新任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部长，但胡适拒绝上任[21]:2095。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来源：唐德刚《胡适杂忆》45页）。6月23日，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经约见胡适，试图说服胡适出面领导流亡海外及台湾的反共亲美人士，以取代蒋中正的政权，不过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当时美国对蒋完全丧失信心，希望建立第三势力以对抗共产党扩张，因胡适无此兴趣而不了了之[24]。1952年，胡适和蒋廷黻在纽约曾有意联合组织反对党以在台湾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适返台与蒋中正讨论后，遭到蒋中正的反对，以致组党的事胎死腹中[25]:74-75。之后，他于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湾参与政治活动与讲学。例如：以国大代表参与总统选举投票、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协办由雷震主笔的《自由中国》杂志等等。

1954年至1955年，以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导火索，中国大陆掀起了批判胡适运动。为批判胡适，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8辑[26]。胡适先生住在美国，他搜集了这八本书，认真作了批注。而批判胡适运动的起因，根据耿云志的说法是：“这句话我想是他一生里，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他（胡适）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所以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27]1956年9月20日，陈源依老友周鲠生之托，致信胡适[28]。然而，胡适并不相信周鲠生所说的话，他在陈源信中“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下面划线，并在旁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29]。1957年11月，胡适当选中华民国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于隔年4月回到台湾定居就任。自此，胡适多时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为经济关系，1958年他还将《胡适文选》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一说为廿年）卖与国内某家出版公司。

晚年经历

 
1958年台北，胡适、蒋中正合照

1958年后，大陆发起大规模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响应说，“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金门构工部队，于旧金城东炸山采石，意外发现鲁王墓“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八字及全文石碑后交由胡适博士研考。1959年兼任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中华民国科技部前身）主席职务[14]。

 
1960年的胡适，摄于台中故宫博物馆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中正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虽未参与，但多所鼓励。1960年9月，雷震因“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中正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1961年2月胡适参加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就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栓塞症加狭心症。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11月病情恶化，至台大医院疗养，隔年2月出院。

逝世及后事

1962年2月24日，参与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时，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台北县南港镇（今台北市南港区）[30]时胡正在讲台上致词演说，至一半不支晕厥。蒋送来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31]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将胡适于台北的公配居所改建为胡适纪念馆、胡适墓园辟建为胡适公园（后来许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学人也安葬于此。）

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思想与学术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Author:胡适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研究并接受实用主义（pragmatism，胡适自译为实验主义）哲学，这是一种方法论，提倡“大胆假设，细心实证”[6]，“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7]。胡适将这应用在他各方面的思想和研究上，他说“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32]，“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33]，也体现在他的文字上，他说“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34]。

胡适在日记中曾说自己“平生大过，在求博而不求精”[35]，这确实是他的一个特点，一生研究范围广博，但有三部著作都没有下卷[注 3]，这也正是他的优点，他学贯中西，对于“汉学”和西方哲学都很了解，用西方学术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和哲学，填补了当时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空白[36]。

胡适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是迅速而巨大的，1917年，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反响，回国后很快在学术圈也产生巨大冲击，余英时说“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以外，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他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一课，时年二十六七岁，很多同学都怀疑他的资质，但很快他的很多新的观念让学生非常信服[37]。1919年他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被蔡元培称为“一部研究中国哲学的大作”，此后他的研究涉猎广泛，开辟中国文史哲学术研究的许多新领域、新纪元，“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38]

胡适本来是不谈政治的，1917年回国的时候，他“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33]，但国内的政治及革命的气氛日益高涨，胡适也忍不住参与，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了很大争议[39]。此后胡适积极参与时事与政治评论，但这其实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说：“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努力”[33]。他主张自由主义，提倡“自由、民主、容忍、和平的渐进的改革”[8]，受到共产党[40]和国民党[41]两方面的反对，但他始终不改初衷。

白话运动/文学革命

参见：新文化运动

1917年，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引起很大反响。白话的使用历史很长，推动白话文的努力也有相当的时间[42]，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轰动，一是出现在合适的时间[43]，二是内容详实，言之有据。一共提了文学改良的八个原则，“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无病呻吟；去除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注：即白话）”。不仅仅是文言改成白话的问题，还包括内容的改变，要“言之有物”，包括情感和思想，“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开启了对“文以载道”这一文学道统的批评[44][45][46]。包括文风的改变，让语言成为交流的有效工具，而不是以文害意。最后导致对文学的评价标准的根本改变，不模仿古人，推崇白话文学。关于白话文学，文中说，“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这句话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夏志清这么评价：“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把整个中国文学的遗产重新估价了，他以前没有几个学者敢像他那样公然表扬小说的价值，声称水浒传、西厢记足可与离骚、庄子、史记相提并论。他还以史学家和批评家的身份，指出一种他个人极为欣赏的艺术信仰：宣扬人道的写实主义。他信奉的是小心求证的精神，是现实的乐观主义者”[47]。

胡适此后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国语文法概论》（1921）等论文，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郑振铎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是一篇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48]。古文家林纾则反对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49]，反对者还有学衡派、章士钊。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尝试集》的新诗充满试验性质，并不成熟。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50]周策纵评胡适新诗“清新者有之，朦胧耐人寻味者则无；轻巧者有之，深沈厚重者则无；智慧可喜者有之，切肤动人挚情者则无”。[51]《尝试集》出版后，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受到复古派的反对。学衡派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说：“胡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52]

1919年胡适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剧情里女主角与恋人离家出走，是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来源请求]

夏志清评价胡适的文学创作：“可惜胡适虽然是个了不起的倡导人，他却不能以身作则写出一些令人满意的文学示范作品来，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把整个中国文学的遗产重新估价了。”[47]

哲学研究

胡适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学者，1918年，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论述了中国先秦哲学思想，蔡元培为此书作序，称其为“一部研究中国哲学的大作”，特长是使用“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冯友兰认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53]。胡适此后并没有写下卷，被林语堂称为是“善著上卷书”[54]。

在书中，关于孔子及儒家，胡适说“正名主义，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要创立一种公认的辨别是非真伪的标准”，他对儒家批评甚多，“儒家重礼乐，本是极合于宗教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只可惜儒家把这一种观念推行到极端，许多性情上的事都要依刻板的礼节去做，便把礼的真义反失掉了”，“从此以后，孝和礼这两个字便渐渐成了中国社会的两大势力”。“《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客观的历史”，“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受来的学问，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这便是他的流弊了”。

书中对墨家的学说颇为称许，“儒、墨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墨子的‘应用主义’，又可叫做‘实利主义’，‘用’和‘利’都只指针对人生行为而言，无论什么理论，什么学说，都需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才可以推崇”，这和他自己相信的“实验主义”简直就是如出一辙。他还认为，“墨子的后人，于‘宗教的墨学’之外，另分出一派‘科学的墨学’，后来叫做‘名家’的人，在当时都是墨家的别派”。

1921年，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说“我向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此后，“打倒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反孔非儒思潮的一个口号。

1934年，胡适发表《说儒》，对儒家的起源提出新的学说，认为不是从孔子才开始，儒本是商朝的遗民，“是‘殷礼’（殷的宗教文化）的保存者与宣教师”，“老子也是儒”，“孔子和这班大弟子本来都是殷儒商祝，孔子只是那个职业里出来的一个有远见的领袖”，“将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弱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

1959年，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评价《礼记 王制》中的“四诛”[55]（四样不得赦免的死罪）：“这一段说的“四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根据。”

1929年，胡适发表文章《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提出“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此说引起很大争论[56][57]，1935年6月，他发表文章《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对此说提出修正，“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为避免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使‘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使‘用全力’的意思”。

白话文学研究

胡适在白话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胡适是红学考证派的创始人，反对此前的索隐派红学，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中国第一人。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开宗明义，“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所作，是曹雪芹自己的“自叙传”，后四十囘是高适补的。胡适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谓“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现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胡适对红楼梦评价并不高：“《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残游记》...”[58]，他之所以考证红楼梦，“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59]。

1929年，胡适发表《白话文学史》（上卷），考证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卷到唐朝为止，此后并未写出后续。此书的白话是广义上的，接近当时时代的口语，与诘屈聱牙的古文相对，包括汉朝乐府、佛经翻译等。

夏志清评价说：“胡适把整个中国文学的遗产重新估价了，他以前没有几个学者敢像他那样公然表扬小说的价值，声称水浒传、西厢记足可与离骚、庄子、史记相提并论。他对几本中国古典小说的源流和作者的考证，真是国学研究上的重要的里程碑。他还以史学家和批评家的身份，指出一种他个人极为欣赏的艺术信仰：宣扬人道的写实主义。他信奉的是小心求证的精神，是现实的乐观主义者。”[47]

自由主义

胡适本来是不谈政治的，1917年回国的时候，他“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33]，但国内的政治及革命的气氛日益高涨，胡适也忍不住参与[39]。此后胡适积极参与时事与政治评论，但这其实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说：“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努力”[33]。

胡适参与了好几个重要的政治辩论，开始于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是一个方法论之争。1919年7月，刚刚五四运动之后，他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不是简单地反对主义，只是反对一知半解，把主义挂在嘴上做招牌，他提倡首先要研究问题，将研究问题和研究主义相结合，最后找出解决的办法[60]。此文引起了很大争议，特别是此前5月1日李大钊刚刚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于是二人展开了几轮辩论[61]。毛泽东受到启发，发表了《问题研究会章程》[62]，并于1920年1月15日拜访过胡适[63]。但毛泽东研究了“问题”之后，也接受了“主义”。以胡适自己看来，他的主张当时没有被接受[64]。

1923年，胡适参与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张君劢是玄学派，认为科学解决不了人的人生观问题；胡适和陈独秀是科学派，认为可以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生观。但胡陈二人之间也有分歧。陈独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胡适认为经济不是历史的唯一决定因素，陈独秀称他是“心物二元论”，瞿秋白进一步地说胡适的实验主义是唯心主义。

1930年，胡适参与了革命和演进之争，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他反对暴力、盲动的革命，主张和平、自觉的演进[65]。此文也引发了争论[66]。胡适支持渐进演变，而陈独秀支持革命重建。两人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政治主张不同，但又容忍异己，惺惺相惜。陈独秀四次被捕入狱，甚至险被处决，但胡适每每奔走营救[67]。

1935年，胡适参与了民主与独裁之争，发表了《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等文章，他反对当时颇有市场的独裁论点——认为民主已死、中国需要独裁的，主张"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国家统一的最有效方法”[68]。

胡适的核心政治理念是自由主义，他总结为“自由、民主、容忍、和平的渐进的改革”[8]，这贯彻于他一向的政治评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年），《人权论集》（1929年），《自由主义》（1948年），《容忍与自由》（1959年）。从中国近代的历史来看，胡适的看法当时并没有被接纳，在海峡两岸都多少如此，而且他完全低估了独裁在中国的易实现性。他的理念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面的反对。毛泽东说：“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40]，1954年大陆开展了批判胡适的运动[69]。蒋介石说：“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并无什么根，不过是人云亦云”[41]，1957、1958年，台湾出现官方暗中支持的反对胡适的言论和事件[70][71][72]。

李敖作为自由主义者，如此评论：“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73]。

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

1926年8月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所谓“六祖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会和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74]

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75]，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76]，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分[来源请求]，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佛教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77]。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78]；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为了推翻“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但部分学者认为是白费力气[79]。

《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注 4]，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80]。

人权论集

1929年，胡适在《人权论集》序言里明确表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81]

宗教观点

胡适一生基本持坚定的无神论立场，他曾称自己“在十一二岁时便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82]。胡适留学美国时曾参加基督教活动，并一度在日记中称“几乎使我变为一个基督教徒”，但后来又认为“……他们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深恨其玩这种‘把戏’”[83]。到晚年在台湾，胡适看见梅贻琦的夫人为病中的梅先生做祷告、唱赞美诗，觉得不可理喻:“他还没有死，一屋子愚蠢的女人在唱着歌祈祷，希望升天堂。——这些愚蠢的女人!”[84]

评价

 
胡适墓
 
胡适墓志铭
 
位于中央研究院内的胡适纪念馆。
  • 胡适：“（我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是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85]
  • 陈独秀：“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过，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86]
  • 鲁迅：“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87]
  • 夏志清：“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把整个中国文学的遗产重新估价了，他以前没有几个学者敢像他那样公然表扬小说的价值，声称水浒传、西厢记足可与离骚、庄子、史记相提并论。他对几本中国古典小说的源流和作者的考证，真是国学研究上的重要的里程碑。他还以史学家和批评家的身份，指出一种他个人极为欣赏的艺术信仰：宣扬人道的写实主义。他信奉的是小心求证的精神，是现实的乐观主义者。”[88]
  • 李敖：“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创立了新式标点，宣传了‘不朽’论，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和旧式的父子问题，改革了不合人情的丧礼，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最后印出了《尝试集》，把中国文学带到了一条新路与生路，在南社横行排律成风的规摹里，使老朽们面对了新诗。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一篇文章带起了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
    “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余事！”。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
    “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度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
    “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73]
  • 毛泽东：“《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89]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知识分子）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90]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91]
  • 胡思杜（胡适二儿子，1950年语）：“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92]
  • 蒋介石：“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挽联[18]:101） 。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经儿（注：蒋经国）婉报胡适与其谈话经过，乃知其不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劝我要‘毁党救国’，此与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辙，不知其对我党之仇恨甚于共匪之对我也，可耻。”“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可耻！” [93]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94]
  • 林语堂：“胡适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启迪了当代人士的思想，也为他们的子孙树立楷模。荣衔学位多不胜数。最高当局甚至曾敦促他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和出任行政院长。但终其一生，胡适淡泊谦冲，平易近人”。
    “他是学者，也是好人。但一生所遭受的恶毒批评和攻讦，几乎比任何人多。但是这些谩骂叫嚣丝毫不能影响或改变胡适对发展科学、民主制度以及革新需要的信念”。
    “他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因此我有一次在我主编的幽默杂志《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9]
  • 唐德刚：“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85]
  • 余英时：“胡适的‘暴得大名’最初完全是由于他提倡文学革命，用白话来代替文言。...他的思想在上层文化领域之内所造成的震动却更为激烈、更为广泛。...无论我们怎样评判他，今天中国学术与思想的现状是和他一生工作分不开的”。[95]
  • 季羡林： “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教授架子，不摆名人架子，不摆校长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疾言厉色，发脾气。同他在一起，不会有任何一点局促不安之感。他还不缺乏幽默感。我的总印像是：胡适是一个好‘朋友’，胡适是一个好人。”[96]
    “解放以后，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叫做‘小骂大帮忙’。胡适同国民党闹点小别扭就归入这个范畴”。
    “我认为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97]
  • 温源宁：“胡适博士，在少数人心目中，不是厉害的对手就是很好的朋友。对于其他人而言，他是老大哥。所有人都承认他和蔼可亲、招人喜爱，甚至他的死对头也这样认为。...胡博士学识渊博，他对万事万物——从春药的配制到佛教的深奥佛理——全都有所了解。...放在（伏尔泰等）这一群哲人中间，胡博士也不是最逊色的一个。而在中国，我不敢说他就不是唯一的当代哲人”。[98]
  • 周汝昌：“（关于红学，胡适）做了一般性的考订工作，贡献不小，但这儿并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内涵与学术体系可言。...对曹雪芹这部书的真涵义真价值，可说一无所论，简单肤浮得令人惊讶”。[99]

轶事

季羡林曾评价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并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100]

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以致被黄侃讥讽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监，后世人们将未完稿的文艺作品称为“太监”便起源于此。

胡适与傅斯年的友谊亦是众人皆知，而两人的机缘的起因在于北大的时期。时年傅斯年21岁，胡适26岁。当时胡适任职北大并作为哲学史的教授，但是大部分的学生对于胡适没接续前任教授讲解的商朝哲学史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感到不满。先前傅斯年曾经替班级禀报教授不适任，进而替换教授，因此班级希望傅斯年再向校长禀报一次。傅斯年听了几堂课后对同学说：“这教授虽然书读得不算多，但至少没出现什么错误，诸位就别闹了”。此事让胡适感激不已，时常称傅斯年为“保驾人”。[101]。

胡适喜欢玩一种称为过五关的骨牌游戏，在1946年6月24日的日记还认为是世界最好的单人游戏。[102]1960年11月23日，雷震事件发生时，胡适因心情不好玩此戏解闷。[103]

晚年胡适和李敖有一段往事，当时李敖作为学生比较穷。1961年10月，胡适就写了一份信并附送的1000元的支票并邀请李敖双十节后去玩。[104]

胡适反对包办婚姻，并以婚姻自由为主题写过一个剧本《终身大事》，影响甚广，但是他自己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江冬秀厮守终身。

诺贝尔奖提名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数据库，胡适曾于1939年和1957年分别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和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05][106]

主要论著

著作书籍

  •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
  • 著《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
  • 著《胡适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
  • 著《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 著《庐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 著《人权论集》（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
  • 著《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胡适文选》（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
  •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 著《四十自述》（1933年，台北，远流出版社）
  • 著《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后删省为《胡适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
  • 著《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
  • 著《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 著《胡适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
  •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适时论》的增改本）
  • 著《齐白石年谱》（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
  • 著《丁文江的传记》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 著《胡适口述自传》 （唐德刚，远流出版社）

校对、编辑与翻译

文章与期刊

日记

文集

  • 《胡适全集》共44卷，2003 安徽教育出版社
  • 《胡适文集》全12册，2013 北京大学出版社（2版）
  • 《胡适文集》全6册，2019 北京燕山出版社

家庭

父母

父亲胡传（1841年－1895年8月22日），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安徽省绩溪县人。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胡适在《四十自序》中详尽描写了自己的母亲的订婚过程和丧夫后打理家庭、培养儿子的故事。

妻子

妻子江冬秀（1890年12月19日－1975年），旌德县人，1917年于家姑包办下与胡适结婚。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对此，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1975年于台湾病逝。

儿女

  1. 长子胡祖望（1919－2005），于西南联大修读机械工程毕业，其后再赴美至其父母校康乃尔大学深造同科目硕士，毕业后长居美国任职工程师；1949年10月于泰国曼谷与曾淑昭女士结婚，1955年于美国生独子胡复。
  2. 次子胡思杜（1921－1957），当年拒绝与家人赴台并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中共强迫声明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批斗，最终更于1957年9月21日不堪反右运动批斗而自缢身亡，但当时两岸消息断绝，胡适至死不知幼子死讯。
  3. 女儿胡素斐，5岁时不幸夭折。

孙

  1. 胡复（Victor HU[107]，生于1955年），胡祖望与曾淑昭之子。先天罹患小儿麻痹症而残疾，但仍成功入读父祖辈母校康乃尔大学，毕业后于美国任职公务员。至今独身未婚。

注释

  1. ^ “希彊”为胡适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的署名，当时胡适正读到《老子》第33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彊。”胡适觉得这“自胜者彊”四个字好极了，就取别号叫“希彊”；又称“期自胜生”。
  2. ^ 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3. ^ 《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四十自述》
  4. ^ 胡适于1952年在台湾大学讲学中说：“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戴震(东原)申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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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做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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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威. 〈胡適思想的力量——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三十周年作〉. 《明报月刊》2009年1月号 (香港: 明报报业有限公司): 123. 陈源依老友之托，于九月二十日致信胡适，将周鲠生原话转吿：我〔陈源〕说起大陆上许多朋友的自我批判及七八本“胡适评判”。他〔周鲠生〕说有一时期自我批判甚为风行，现在已过去了。对于你〔胡适〕，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我说你如回去看看，还能出来吗？他说“绝对没有问题”。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他说应放眼看看世界上的实在情形，不要将眼光拘于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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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顾颉刚，《古史辨》序，1926年，“（胡适）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傅斯年）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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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茅盾，《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原载1921年《小说月报》12卷1号，“随便翻哪个文学者的集子，总可以看见‘文以载道’这一类气味的话。很难得几篇文学是不攻击稗官小说的，很难得几篇文字是不以‘借物立言’为宗旨的。所以‘登高而赋’，也一定要有忠君爱国不忘天下的主意放在赋中；触景做诗，也一定要有规世惩俗不忘圣言的大道理放在诗中。做一部小说，也一定要加上劝善罚恶的头衔；便是著作者自己不说这话，看的人评的人也一定送他这个美号。总而言之，他们都认为文章是有为而作，文章是为古哲圣贤宣传大道，文章是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文章是替善男恶女认命果报不爽罢了。还有一个绝相反而同是不合理的见解，就是只当作消遣品。...所以综合地看来，我国古来的文学者只晓得有古哲圣贤的遗训，不晓得有人类的共同情感；只晓得有主观，不晓得有客观；所以他们的文学是和人类隔绝的，是和时代隔绝的，不知有人类，不知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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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话翻译：“用邪道扰乱政令的人，杀掉。凡是制作靡靡之音、奇装异服、怪诞之技、奇异之器而蛊惑民心的人，杀掉。行为诈伪而又顽固不化、言辞虚伪而又巧言利舌、所学陷入异端而又自以为博闻、言辞谬庚而讲得冠冕堂皇，以此蛊惑人心者，杀掉。凡是假托鬼神、时辰日子、卜签招摇撞骗以蛊惑人心者，杀掉。上述的四种被杀者，不再接受他们的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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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和种种的事实，...（同时）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最后）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办法，...（而不能够）一知半解，...半生不熟，...把主义挂在嘴上做招牌。”
  61. ^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载于《每周评论》第35号，“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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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1930年《新月》第2卷第10号，“革命和演进本是相对的，比较的，而不是绝对相反的，...欧洲的宗教革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等等，都有很长的历史演进的背景。...(革命)有和平和暴力的不同，...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那些号称有主张的革命者，喊来喊去，也只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我们要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的所谓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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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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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erome B. Grieder（贾祖麟）著，张玉译：《胡适之评传》（海口：南海出版社，1992）。
  • 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北京：中华书局，2006）。
  •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日正当中1917-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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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职务
前任：
傅秉常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
1949年6月—10月
未就任 		继任：
叶公超
前任：
王正廷 		  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1938年—1942年 		继任：
魏道明
学术机关职务
前任：
蒋梦麟 		北京大学校长
1945年—1948年 		继任：
汤用彤
前任：
朱家骅
代理 		中央研究院院长
第2任
1957年—1962年 		继任：
王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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