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论辩
历史
1965年6月，郭沫若在《文物》杂志发表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1]6月10日至11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郭沫若根据1965年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等墓志，观点是：传世《兰亭序》的作者并非王羲之，推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永所依托。
南京书法家高二适写就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却因各家报社慑于郭沫若和背后撑腰的康生而拒绝刊登。于是高二适将文章寄给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章士钊7月16日将高二适的文章转呈毛泽东——
润公主席座右。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也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端此藉叩
政绥
章士钊
谨状
七月十六日
该生致钊书附呈，不须赐还。[2]
毛泽东看了章士钊的信及高二适的文后，7月18日回信给章——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望寄来。”
同日，毛泽东也给郭沫若发去了一信，内云：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7月23日，高二适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反驳这种说法，认为郭沫若以两块碑石而断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孤证不立，偏难概全。8月，郭沫若在《文物》发表《〈驳议〉的商讨》。[3]10月，《文物》发表启功《〈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于硕（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笔名）《〈兰亭序〉并非铁案》。11月，《文物》发表徐森玉《〈兰亭序〉真伪之我见》、赵万里《从字体上试论〈兰亭序〉的真伪》。12月，《文物》发表李长路《〈兰亭序帖〉辩妄举例》。1973年李长路还写了《〈兰亭〉辩妄举例小补》。1966年第1期的《中山大学学报》发表了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
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辩约进行了五六个月，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学界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一方面。
后续
1972年郭沫若在《文物》上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再次认定《兰亭序帖》必然是伪迹。[4]
1998年，南京市博物馆再次在南京东郊挖掘六朝古墓群，出土了两方砖质墓志，为与王羲之同代的名臣东晋侍中、广陵人高崧及其夫人谢氏的合葬墓。东晋名臣高崧卒于公元366年，夫人谢氏卒于公元355年，而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可以说，他生活在同一时代。这两块墓志上的书法是楷书体，这就更为这场《兰亭序》真伪之辩，提供了重要佐证。在南京周边，还有30块左右墓碑，东晋墓碑出土地点也不只是南京，还有在丹阳、马鞍山出土的，从书体上来看，不只是有隶，而且行楷或隶楷兼有。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六朝的书体在转型之中，多种书体并存，东晋时期不仅仅只存在隶书，《兰亭序》应该就是王羲之所作。2003年秋，南京北郊象山又发掘了三座东晋王氏家族墓葬，墓志隶书体带楷意，这些都为高二适一派提供了新佐证。
书法家启功晚年在《口述自传》中说：“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也够胡说八道的了，但不这样写不行。”启功的老师陈垣本来也是主张《兰亭》为真的，当时也只能“赞同”郭沫若的观点，但要他写文章支持，他却搪塞过去了。对于兰亭序的新争论，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吴元真说：“一个书法家在不同时期写出来的字也会有不同的特点，《兰亭序》确实是王羲之的作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高卫中表示：“《兰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这一点被历代帝王甚至大书法家们所认同，而就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而言，《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扩展阅读
- 《兰亭论辩》，本书是双方文章的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