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會事件

 本條目中所描述之日期，除公元紀年及特別註明者外，所有日期均按農曆描述。

金錢會事件，又稱金錢會起義、金錢會之亂，是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以金錢會為首的鄉勇在浙閩邊境發起的武裝衝突。事件的起因是鄉紳陳安瀾與牙戶李子榮之間的個人恩怨，後來演變為金錢會與地方團練白布團之間的衝突，最後金錢會攻下福鼎、平陽，攻打溫州，並圍困瑞安城，浙閩總督慶端後派軍於同治元年平定了這一衝突。

金錢會時間
平陽縣博物館藏「金錢義記」銅錢，金錢會成員的的信物
地點 浙江省平陽縣、瑞安縣、永嘉縣 福建省福鼎縣 結果 金錢會遭到官兵與士紳鎮壓
指揮官與領導者
趙啟	孫鏘鳴

背景

左宗棠在同治二年就金錢會事件所上的奏摺中稱「（浙江）民與兵勇仇，紳與官吏仇；久且民與民仇，而械鬥之患起；紳與紳仇，而傾軋之氣生」，實際上可以說是當時溫州社會矛盾的概括，可見在金錢會事件背後的溫州地方軍民、官紳、宗族乃至於士紳內部都存在着尖銳的矛盾。

首先是士紳內部的尖銳矛盾，首先是由捐納引起。太平天國戰爭爆發之後，清政府統治區域日益減少，為了籌措軍費大力推行捐納，咸豐四年（1854年）浙江巡撫黃宗漢曾下令「令各殷戶趕緊捐納，否則動用大簽，拘提如重犯」，而當時徵收捐納的主要是上層士紳，中下層士紳則深受捐納毒害。例如瑞安三都富戶沙瀆陳家曾向局紳孫鏘鳴認捐192千，但因為拖延繳納、到期缺額被孫鏘鳴票付縣令，最終被縣令要求繳納1000千的巨款。此外「胥吏、地保、土豪交結夤緣，托官勢暗中訛詐」，以至於「十畝、廿畝人家亦被脅取」。時值「歲飢、錢荒」，為橫徵暴斂所逼迫的富人也不得不賤賣土地、借貸周轉，壓力自然也傳遞到了農民身上。

隨着太平天國戰爭形勢惡化，清政府下令在各地興辦團練，具有功名的名門望族在興辦團練上具有優勢，但中下層士紳雖然無力獨力承當團練，但為了對抗上層士紳，往往會尋求會黨的庇護與合作，乃至於親自參與其中。例如，咸豐四年（1855年）樂清翟振漢事件中「貢、廩、生、監、書、差、兵、役居其（叛軍）大半」。金錢會事件中的蔡華也是這樣的中下層士紳，他在後成為僅次於金錢會領袖趙起的二號人物，並且在孫鏘鳴圍剿金錢會的活動中平陽當地的士紳也一直請求調停，以此保全金錢會。大族與會黨之間爭奪的不僅是團練的主導權，而且還有實實在在團費利益，在這一方面金錢會與瑞安孫氏在攤派團費上手法如出一轍，可見一斑。

過程

金錢會起義遺址錢倉鎮靈順廟（北山廟）

早期金錢會

趙起（一作趙啟），平陽縣江西垟夏姑橋（今屬蕭江鎮）人。趙起年幼喪母，從小寄養在夏姑橋，住在夏姑橋邊，因此被人稱作「橋底起」，與項阿右（化名謝公達）、胡盛槐同游。成年後先是在小南垟錢倉鎮（今屬鰲江鎮）做腳夫，「年三十餘，設飯鋪於其鄉，善技擊，結交皆拳勇輩，遇貧乏則贈以資，以是名震江南北，漸至閩疆，亡命之往依者眾，人皆稱』趙大哥」。除了從小長大的兄弟，趙起結交的好友還有有自少從游的「有膽力，平時喜讀英雄書傳」的造像工匠繆元、「以妖術教人吃菜」而被官府懸賞的周榮、逃跑的充軍罪犯孟州、江湖郎中朱秀三、銅匠王秀金等等。咸豐八年（1858年）春，時值太平軍石達開部入浙，周榮、繆元、朱秀三、謝公達、張元、孔廣珍、劉汝鳳八人在荊溪山贊嘯霞寺聚義，仿效天地會，鑄「金錢義記」銘文花錢為信物。孫衣言稱趙起之所以改行開飯鋪，就是為了接待他的結義兄弟。是年（1858年）九月廿一，趙起兄弟八人又在錢倉山北山廟召集拳勇，向神像盟誓結義，並宣佈了組織會規，金錢會由此正式成立。

根據劉祝封《錢匪紀略》的記載，趙起擔憂「如今髮逆（太平軍）遍江浙，倘有分離日，當以何物做憑」，求卜於神明，最後得到的兆祥即金錢，所以他將「金錢」作為信物，「金錢會」則在機緣巧合下成為了組織的名字。根據孫衣言《會匪紀略》的記載，周榮在青田縣傳播「妖術」時「入其教者，出錢二百五十，投沸湯中煮，焚以符咒，取湯飲之，刀棒不能傷，謂之『銅錢壯』」。羅士傑指出，這種銅錢不僅具有信物意義，還具有宗教意義，「金錢會」的名字很可能與「銅錢壯」的宗教儀式有關。溫州在宋元本就流行明教，在後來逐漸演變為齋教，乾隆年間福建叛亂的老官齋教即從溫州傳入。金錢會在成立之初就出現了分裂，主要是銅匠王秀金因私鑄金錢收益頗豐，繞過兄弟獨佔瑞安、平陽沿海的「生意」，導致了趙起等人與之決裂。咸豐十年（1860年）冬，王秀金一系的人因罪當斬，當地風言王秀金準備劫法場，剛剛上任的平陽縣官翟惟卻束手無策。時任平陽縣錢倉汛外委、金錢會頭目之一的朱鳴邦則動員會眾到縣城助威，打壓王秀金的勢力。事後翟惟犒賞金錢會，將以金鄉、錢倉地名名其為「金錢義團」，還與金錢會眾在平陽城牆上當眾祭旗，民眾以為官府支持金錢會，於是紛紛加入金錢會，爭搶「金錢義記」銅錢，金錢會從此橫行平陽。

林垟起事

金錢會起義軍攻打瑞安指揮部舊址——隆山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