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國際關係
新型國際關係,是中國外交術語,於2013年起由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議建立,目標是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的國際關係,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1]這是其在2010年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泛化。[2]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新型大國關係是「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大國關係,特別是該概念建立在冷戰之後的世界外交格局轉變上,也是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處理衝突和矛盾的新方式,避免人類歷史上舊有強權受到新強權挑戰時最終以意識形態對抗或以戰爭解決的模式。[3]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說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按照這一標準所謂的「新型大國關係」短期內難以建立。[3]在中美戰略競爭格局愈演愈烈的當下,如何避免「新冷戰」才是雙方最迫切需要的。[4]
背景
新型大國關係的提出
1990年代,面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趨勢,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核心,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提出,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致力於與其他國家發展以「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為特徵的夥伴關係。在該原則指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並且先後與法國、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德國、埃及、韓國等國及歐盟、東盟等地區組織建立了不同類型的夥伴關係。[5]
2005年,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刊登的一篇談中國大陸和平崛起的文章中提到了「新型大國關係」,作者對「新型大國關係」內涵的表述為「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6]
2010年5月,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舉行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戴秉國提出,中美應當「開創全球化時代不同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和發展階段的國家相互尊重、和諧相處、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這是中方首次提出建立「新型大國關係」。[5]
201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在訪問中,習近平提出,推動中美合作夥伴關係不斷取得新進展,努力把兩國合作夥伴關係塑造成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係。[5]
2012年5月3日,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芳菲苑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題為《推進互利共贏合作 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致辭。其中稱,「人們認為,中美合作將給兩國和世界帶來巨大機遇,中美對抗將給兩國和世界帶來巨大損害。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無論中美兩國國內情況如何發展,雙方都應該堅定推進合作夥伴關係建設,努力發展讓兩國人民放心、讓各國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國關係。」並提出,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需要創新思維、相互信任、平等互諒、積極行動、厚植友誼。致辭最後,他提出「中美關係正面臨進一步發展的機遇,同時也面臨新的挑戰。讓我們抓住機遇,排除干擾,共同努力,走出一條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之路。」[7][5]
2012年1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上作的報告指出:「我們將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關係,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新型大國關係自此成為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內容。[5]這一概念已從過去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拓展為「新型大國關係」,不限於中美兩國關係,而是也適用於中國同其他發達國家的關係。[3]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召開,習近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2013年,中美兩國分別完成領導層換屆,美國先後派出多位高級別官員訪華。在會見美國國務卿克里時,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表示,「希望雙方不斷充實合作夥伴關係的戰略內涵,走出一條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之路。」在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多尼隆時,習近平表示,「雙方應該從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發,共同致力於建設中美合作夥伴關係,走出一條前無古人、後啟來者的新型大國關係之路。」[5]
回應和分歧
中方提議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之後,美方的態度並不積極,美方官員也並不主動使用該提法,而且含義與中方表達的似乎也有所不同。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對中國的這個「新型大國關係」的說法深感疑慮,並始終希望同這個說法保持距離。美國官員認為雙方有關核心利益的認同存在着差異,並指出美國無法確切地知道中國「核心利益」的範疇,是否僅僅包含對台灣、西藏和新疆的主權要求,還是包括在東海同日本的主權爭執,以及在南海同東南亞國家間的主權糾紛。[8]美方認為,中國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潛台詞是要美國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與美國「平起平坐」。美方若接受中方提法,或許會導致與其他國家的關係「降級」。[6]
2013年11月20日,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在喬治城大學發表講話,闡述美國對亞太政策的要點。對美中關係,賴斯表示美國將尋求具體實施新型大國關係(原話是:to operationalize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在中美兩國利益存在交集的事務上形成更深度合作,且不限於亞洲,同時管控中美兩國之間不可避免的競爭關係。賴斯的此次講話被視為美國官方第一次「承認」新型大國關係。但此後,美方繼續保持對該提法的冷淡,不主動使用。201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楊潔篪訪問美國,在同美國國務卿克里交流時,克里對楊潔篪提到的新型大國關係回應稱,「美中之間有廣泛的共同利益,雙方要積極尋求加強務實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之道,推動美中新型大國關係建設。」[6]
2013年,在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美國的會晤上,奧巴馬提出了中美「新型合作模式」的說法。2014年7月,克里在參加中美戰略對話時表示:「我多次聽到習近平主席提到新型大國關係。我認為,新型大國關係不能只靠語言來界定,而是應該由行動來界定。」奧巴馬政府的態度保持謹慎,有中美互信層次尚不高的因素,美方希望少說多做。[6]
外界對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也存在多方面解讀。批評人士則認為,中國所說的「大國」只包括中國、美國和俄羅斯,並不包括美國的盟友日本以及其他中國的鄰國。還有人表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說法,實質上就是要求允許中國在亞洲建立中國的勢力範圍,要求美國同意從這個地區撤出,以減少衝突。[8]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系教授豪格·懷特認為,新型大國關係有更深內涵,且該名詞中方其實沒有完全準確定義其具體目標為何,留有模糊空間。這導致了兩種推論成為可能:
- 第一種可能為中國期望最終達成一種兩國集團(G2)關係,與美國在平等原則下共享「超級強權」地位從而共治亞洲、共治世界。[9]
- 第二種可能為某種緩兵之計在羽翼未豐時獲得十年廿年的戰略機遇期,因為目前中國軍經實力發展的外顯特徵已經引起許多人的不安,其以人類史上未見的速度在趕超,沒有人知道最終將發生什麼事,所以此時提出一個無意在最終成為單一主宰世界霸權的主張較能避免軟性和硬性衝突提前到來,將全面衝突的時間延後到中國強大至無法擊敗且能擊敗任何挑戰的那一天到來,屆時中國即使無法單極主導世界至少也能單極主導亞洲,從而將歐美勢力永遠的逐出。
- 當然存在的第三種可能性是以第二可能為目標達成到滿意程度後再走向第一可能,屆時雖然形成一種G2共治關係,然而中方在其中較強。[10]
2021年3月,拜登政府推動中美高層舉行對話,中美雙方本來同意4名高官每人向中美各6名記者只作兩分鐘簡短、公開的開場白。[11]結果中美高層官員在阿拉斯加會談開場發言時激烈交鋒,互指超時違外交禮儀。美方在致開場白時出現超時,並批評了中國的一些內外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則花了17分鐘作開場發言批評美國。開場發言最後變成超過一小時。[12][13]美國之音評論稱,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後,「中方原本期待的美中破冰對話不歡而散,反而加劇了雙方的敵意,美中關係將進入長期的對立狀態」。[14]
新型國際關係的擴展
中國方面認為,「新型國際關係」的提法不僅適用於中國同美國的關係、同其他大國的關係,而且適用於中國同所有國家的關係。因為「新型國際關係」的泛化,加之美國對新型大國關係的拒絕,所以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特殊性被淡化了。[3]
201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俄羅斯時,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題為《順應時代前進潮流 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演講。在演講中,習近平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他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裏,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內。各國應該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各國人民應該一起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3][2][15][1]
2014年5月20日,中俄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於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的聯合聲明》,其中提出:「中俄建立的新型國家關係具有進一步蓬勃發展的廣闊前景。將中俄全面、平等、互信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提升至更高水平,是雙方在二十一世紀維護核心利益和建立公正、和諧、安全世界格局的關鍵因素。」[16]
在2014年11月舉行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堅持合作共贏,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把合作共贏理念體現到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對外合作的方方面面。」這是在國家最高層級的外事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這個概念,並且強調「合作共贏理念」。
2015年3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王毅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午餐會上發表演講《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其中提到:[17]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一個什麼樣的國際關係,才能更好地貫徹和落實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更好地維護和發展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近年來,有人提出「霸權穩定論」,主張打造一個無所不能的超級大國來統領國際事務;有人提出「全球治理論」,主張各國弱化主權,制定共同的規則來管理世界;有人提出「普世價值論」,主張推廣某一種自認為「先進」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來一統天下。
中國的方案是: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這是習近平自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總攬世界大勢提出的一個重要理念,既是對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的繼承和弘揚,也是對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超越和創新,必將對未來國際關係的發展產生重要和深遠的影響。
大家肯定要問,新型國際關係到底新在哪裏?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以合作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獨佔,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贏者通吃那一套。
2015年底120國參與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習近平總書記在大會演講被新華網定義是新型國際關係的一種實踐:
2016年初朝鮮核問題再次躍上枱面,中國中央電視台罕見以連續七天專題節目探討此一問題,其中主要觀點
所謂「中國要去管一管朝鮮」的中國責任論非常荒謬,稱西方的心中有一種國家分等的歧視列表,世界國家分成三六九等,高等國要去管中等,中等要去管低等,永遠把人分成管理者和被管者,實際上聯合國精神是各國平等不分強弱大小,沒有誰有資格去管人。這種上對下管人的思維也是幾十年來世界動盪的根源不符合新型國際關係,隨着科技和工業化擴散越來越多國家不再是手無寸鐵,這種思想已經不符時代潮流也解決不了世界問題,未來的世界模式一定是和平共處平等對話,大家坐下來商量彼此的利益。六方會談破局根源其實是美國,美國心底不希望亞洲全面和平,甚至希望有些戰亂。所以會談上立場一直是要求朝鮮全面放棄一切條件,這本質是不可能,談判一定是各方都要得到些利益同時放棄些利益。
新型國際關係這一概念目前仍在進一步發展和完善,2016年6月份央視專題報導中俄兩國簽署30多份各領域合作協議,中國社科院邊疆所長邢廣程明確表示,中俄兩國「已經達成實踐新型大國關係」,也就是結伴而不結盟、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尤其是互不干涉內政,領土問題透過雙邊協商全部解決,[19]之後經濟層面俄發佈的大歐亞夥伴計劃其實就是一帶一路計劃的俄版表達方式,兩國共同相向而行。而新型國際關係定義也就非常明確,也就是中國與各大國都達成新型大國關係,甚至推動大國彼此之間也都達成,一個嶄新的世界將自然出現。
評價
關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性質和內涵,中國大陸學界有四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新型大國關係可以部分等同於中國和主要大國構建的夥伴關係;第二種觀點認為,新型大國關係建立在戰略競爭基礎之上;第三種觀點則從大國的態度看待新型大國關係的形態;最後一種觀點認為新型大國關係要超越競爭與合作,實現最終的和諧。[20]
中國學者閻學通認為,亞太地區雖然形成了中美兩極格局,但在全球範圍內的中美兩極格局仍未形成。在此背景下,美國不認為中國有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實力,況且亞太地區的兩極格局也是中國實力弱於美國。美國不接受「相互尊重對方核心利益」這一條。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根本障礙是缺乏相互尊重。[3]他認為,「一、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是防止美蘇式的軍事對抗,而不是發展成美英式的戰略合作。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是和平戰略競爭,而不是全面戰略合作。二、新型大國關係是指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關係,因此『新型大國關係』這個概念不適用於任何其他的雙邊關係。」[21]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陳須隆在解讀十九大報告時指出,報告對新型國際關係做了新的界定,以前說要推動建設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新的提法是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這三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相互作用的。合作共贏作為新型國際關係的核心理念,同時也是其最為根本的特徵,它對新型國際關係的其他一系列特徵發揮着不可替代的塑造作用。有合作,但無共贏。這樣的合作是新型國際關係要擯棄的。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既關注發展上的合作共贏,也重視安全上的合作共贏。新型國際關係之「新」主要體現在合作共贏這個核心理念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目標模式上。
國際關係學院校長助理達巍: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做出了頂層設計,新型國際關係建立在中國獨特身份與歷史經驗之上,作為對現有國際關係範式的補充、改革和完善,與十九大報告強調中國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的論斷是一致的。中國並未試圖推翻現有國際體系並另起爐灶。[22]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薩克拉門托分校教授James DeShaw Rae:新型國際關係涵蓋了很多國際關係理論的元素,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中國既有的外交理念有很強的延續性。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講師Nick C. Florea博士:要理解新型國際關係,必須理解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以及近代中國追求民族獨立的歷史,並研究中國逐步融入當代國際法體系的過程。
北京天安睿智諮詢有限公司總經理莫天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中國可以在包括朝鮮核問題在內的眾多領域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英國約克大學博士生胡然:新型國際關係理念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諧世界等中國既有的外交理念有明顯的延續性,是目前中國外交實踐的最新理念總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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