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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傑登斯

安東尼·紀登斯，紀登斯男爵（英語：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1938年1月18日—），英國社會學家。他以他的結構理論（Theory of structuration）與對當代社會的整體論（Holistic view）而聞名。他被認為是當代社會學領域中有卓越貢獻的學者者之一，他寫了至少34本著作，被以至少29種語言發行，並且以平均一年一本以上的著作速度為學術貢獻。2007年，吉登斯被列為人文學科中被引用次數第五多的作家。[1][2]他在全世界約二十所不同的大學中擔任學術職務，並獲得過許多榮譽學位。[3]

安東尼·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2004年布達佩斯進步治理會議上的紀登斯
出生 (1938-01-18) 1938年1月18日（86歲）
英國倫敦
居住地英格蘭
國籍 英國
母校赫爾大學 （BA）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MA)
劍橋大學 （PhD）
知名於結構理論
第三種道路
科學生涯
研究領域社會學
機構萊斯特大學
劍橋大學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他的學術生涯可分為四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是勾勒社會學新願景，在對經典著作進行批判性重新詮釋的基礎上，提出了對該領域的理論和方法論理解。他在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包括《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1971）和《先進社會的階級構成》（1973）。在第二階段，吉登斯提出了結構化理論，這是對結構與能動性的分析，其中二者都不占首要地位。他在這一時期的著作，如《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1976）、《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1979）和《社會的構建》（1984）等，為他在社會學領域帶來了國際聲譽。吉登斯學術工作的第三個階段關注現代性、全球化和政治，尤其是現代性對社會和個人生活的影響。這一階段體現在他對後現代性的批判以及對新的"烏托邦現實主義"式[4]的第三條道路的討論，這在《現代性的後果》（1990）、《現代性與自我認同》（1991）、《親密關係的變革》（1992）、《超越左與右》（1994）和《第三條道路》（1998 年）中可見一斑。吉登斯的雄心壯志既在於重塑社會理論，也在於重新審視我們對現代性發展和軌跡的理解。

1959年畢業於赫爾大學，主修心理學與社會學。隨後他獲得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社會學碩士，並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獲得博士學位。1961年開始於萊斯特大學教授社會心理學，並於1969年開始受聘於英國劍橋大學，主要講授社會學，但直到1987年才取得正式教授資格。紀登斯對劍橋貢獻匪淺，他創辦了PPSIS（政治心理社會與國際學門，Faculty of Politics,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是劍橋經濟學院的下屬部門，同時也於1985年創政體出版社（Polity Press）。

在最近的階段，吉登斯將注意力轉向與世界社會演變相關的更具體的問題，即環境問題，特別關注有關氣候變化的爭論，並在他的著作《氣候變化的政治》的連續版本中進行了分析。（2009）；歐盟在動盪而強大的大陸中的作用和性質（2014）；並在一系列講座和演講中介紹了數字革命的性質和後果。

《民族-國家與暴力》是他的名著。他被描述成自從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以來最有名的社會科學學者。[5]安東尼·紀登斯與布萊爾提倡的「第三條路」政策也影響了英國甚至其他國家的政策。

吉登斯於 1997 年至 2003 年間擔任倫敦經濟學院院長，現為社會學系名譽教授。他是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終身研究員。根據開放教學大綱項目（Open Syllabus Projec]）吉登斯是大學社會學課程大綱中最常被引用的作者。[6]

傳記

吉登斯出生於 1938 年 1 月 18 日，在倫敦埃德蒙頓出生並長大，成長於一個中下階層家庭，是倫敦交通局一名職員的兒子。他就讀於明興登文法學校（Minchenden Grammar School）[7]。他是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成員。吉登斯於 1959 年在赫爾大學獲得社會學和心理學聯合學士學位，隨後在倫敦經濟學院獲得碩士學位，師從大衛·洛克伍德 (David Lockwood)和阿舍爾·特羅普 (Asher Tropp)。他後來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獲得博士學位。1961年，吉登斯開始在他在萊斯特大學教授社會心理學。在被認為是英國社會學的溫床之一的萊斯特，他遇到了諾伯特·埃利亞斯並開始致力於自己的理論立場。1969 年，吉登斯被任命為劍橋大學的一個職位，後來他幫助創建了社會與政治科學委員會（SPS，現為HSPS）。 吉登斯作為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研究員在劍橋工作了多年，最終在1987年被提升為正教授。他是 Polity Press(1985)的聯合創始人。1997年至2003年，他擔任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和公共政策研究所顧問委員會成員。他也是托尼·布萊爾的顧問。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一直是布萊爾的政治指導思想。他在英國政治辯論中直言不諱，支持左中翼工黨，並在媒體上露面和發表文章(其中許多發表在新政治家)。 他於2004年6月被授予終身貴族，名為吉登斯男爵，位於紹斯蓋特恩菲爾德區並代表工黨在上議院任職。他是許多學術榮譽的獲得者。

工作

 
紀登斯在2011年零排放資源組織會議上說

概述

Giddens著有超過34本書和200篇文章、論文和評論，對社會科學領域最顯著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除了研究設計和方法。他撰寫了對大多數主要學派和人物的評論，並在微觀社會學和宏觀社會學中使用了大多數社會學範式。他的著作範圍從抽象的、元理論的問題到非常直接和「接地氣」的學生教科書。他的教科書《社會學》(第9版，Polity)銷量超過100萬冊。[8][9] 最後，他還以跨學科的方法而聞名。吉登斯不僅評論了社會學的發展，還評論了人類學、考古學、心理學、哲學、歷史、語言學、經濟學、社會工作以及最近的政治學。鑑於他的知識和著作，人們可以把他一生的大部分工作看作是社會學理論的一種偉大的綜合。

社會學的本質

在1976年之前，紀登斯的大部分作品都對各種作家、流派和傳統進行了批判性的評論。紀登斯反對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結構功能主義(以塔爾科特·帕森斯為代表)，同時批評進化論和歷史唯物主義。在《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1971)中，他考察了馬克斯·韋伯、埃米爾·涂爾幹和卡爾·馬克思的著作，認為儘管他們的研究方法不同，但他們都關注資本主義和社會關係之間的聯繫。紀登斯強調了社會建構主義、現代性和制度的社會結構，並將社會學定義為:「[T]對過去兩三個世紀的工業轉型所帶來的社會制度的研究。」

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1976)一書中，紀登斯試圖解釋社會學應該如何進行，並解決了一個長期存在的分歧:一些理論家優先考慮結構功能主義研究社會生活(着眼於社會的大局)，而另一些理論家則強調微觀社會學-日常生活對個人意味着什麼。在《新規則》中，他指出，迪爾凱姆發明的功能主義方法將社會視為自身的現實，而不是簡化為個人。他拒絕了迪爾凱姆的實證主義範式，後者試圖預測社會如何運作，而忽略了個人所理解的意義。[10]紀登斯指出:"社會只有形式，而這種形式只對人有影響，只要結構是在人們的行為中產生和複製的。 紀登斯對比了迪爾凱姆和韋伯的方法——解釋社會學——側重於理解能動性(哲學)和個人的動機。紀登斯比迪爾凱姆更接近韋伯，但在他的分析中，他拒絕了這兩種方法，他指出，雖然社會不是一個集體現實，但個人也不應該被視為分析的中心單位。相反，他使用來自解釋社會學的解釋學傳統邏輯來論證代理在社會學理論中的重要性，聲稱人類社會行為者總是在某種程度上了解他們在做什麼。因此，社會秩序是一些預先計劃好的社會行為的結果，而不是自動的進化反應。與自然科學不同，社會學家必須解釋一個社會世界，而這個社會世界已經被居住在其中的行動者所解釋。根據紀登斯的觀點，存在着一種結構的二元性，通過這種二元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單位的社會實踐既具有結構成分，又具有代理成分。結構性環境限制了個人行為，但也使之成為可能。他還指出了一種特殊形式的社會循環的存在。社會學概念一旦形成，就會滲透到日常生活中，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由於社會行為者具有自反性，並監測正在進行的活動和結構條件，他們根據自己不斷發展的理解調整自己的行動。因此，社會科學知識實際上會改變人類的社會活動。紀登斯把社會科學知識和人類實踐之間的這種雙層的、解釋性的和辯證的關係稱為雙重解釋學。紀登斯還強調了權力的重要性，權力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因此與每個人的行為直接相關。權力是人們改變社會和物質世界的變革能力，它與知識和時空密切相關。[11]在「新規則」中，紀登斯特別寫道:[12] . 社會學不是關於一個預先給定的對象的宇宙，宇宙是由主體的積極行為構成或產生的。

  • 因此，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必須被視為社會成員的熟練表演。
  • 人類能動的領域是有限的。個人創造了社會，但他們是作為歷史定位的行動者，而不是在他們自己選擇的條件下這樣做的。
  • 必須將結構概念化，不僅作為對人類能動性的約束，而且作為推動者。
  • 結構過程涉及意義、規範和權力的相互作用。
  • 社會學觀察者不能獨立地把社會生活作為一種現象來觀察，而不把他對社會生活的知識作為一種資源，在這種資源中，他把社會生活構成一個調查的主題。
  • 沉浸在一種生活形式中是觀察者能夠產生這種特徵的必要和唯一手段。

社會學概念因此服從雙重解釋學。

總而言之，社會學分析的主要任務如下: 在社會科學的描述性元語言中對不同生活形式的解釋學解釋和調解。

  1. 將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解釋為能動性(哲學)的完成結果。

結構

紀登斯的結構理論探討的問題是，究竟是個人力量還是社會力量塑造了我們的社會現實。他迴避極端立場，認為人雖然不能完全自由地選擇自己的行為，人的知識是有限的，但人是複製社會結構並導致社會變革的能動者。他的觀點在現代主義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哲學中得到了呼應，史蒂文斯認為，我們生活在世界作用於我們時所採取的形式與我們想象強加給世界的秩序觀念之間的張力中。紀登斯寫道，結構和行為之間的聯繫是社會理論的基本要素，結構與能動性是一種二元性，不能分開來構想，他的主要論點包含在他的表達「結構的二元性」中。在基本層面上，這意味着人們創造社會，但同時也受到社會的約束。動作和結構不能分開分析，因為結構是通過動作創造、維持和改變的，而動作只有通過結構的背景才被賦予有意義的形式。因果關係是雙向的，因此不可能確定什麼在改變什麼。用紀登斯在《新規則》中自己的話來說:「社會結構既由人的能動性構成，又同時是這種構成的媒介。」 在這方面，紀登斯將結構定義為涉及人類行為的規則和資源的組成。因此，規則約束了行動，而資源使之成為可能。他還區分了系統和結構。系統顯示結構屬性，但它們本身不是結構。他在他的文章《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 après la lutte》(1976)中指出:「研究一個社會系統的結構，就是研究該系統通過應用生成規則和資源在社會互動中產生和再生產的模式。」

這種結構生產和再生產系統的過程被稱為結構。這裡的系統對紀登斯來說意味着「人類代理人的定位活動」("社會的構成")和"跨越時空的社會關係模式"。結構則是「個體行動者在再現社會系統的實踐中所利用的規則和資源的集合」，「社會地圖和秩序問題:對「社會人」的再評價」，《理論與科學》(2005)，實際上存在於"時空之外"。因此，結構化意味着在結構中形成的關係可以存在於時間和地點之外。換句話說，獨立於創建它們的上下文。一個例子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當他們在另一種環境中相遇時，比如在街上，他們之間的等級關係仍然保持不變。

結構可以作為行動的約束，但它也可以通過提供共同的意義框架來實現行動。以語言為例:語言的結構由句法規則表示，這些規則排除了某些單詞的組合。然而，該結構也提供了允許新動作發生的規則，使我們能夠創建新的、有意義的句子。結構不應該被理解為"簡單地對人類機構施加約束，而是作為實現"。紀登斯認為，結構(傳統、制度、道德規範和其他期望——既定的做事方式)通常是相當穩定的，但它們是可以改變的，尤其是當人們開始忽視它們、取代它們或以不同的方式複製它們時，它們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

演員或代理人採用與他們的文化相適應的社會規則，這些規則是他們通過社會化和經驗學到的。這些規則連同它們所支配的資源一起用於社會互動。以這種方式使用的規則和資源不是確定性，但它們被有知識的參與者反射性地應用，儘管參與者的意識可能在任何給定時間僅限於他們的活動細節。因此，行動的結果是不能完全預測的。

微觀與宏觀之間的聯繫

結構在綜合微觀和宏觀問題時非常有用。在微觀層面上，個人的內在自我意識和身份認同，考慮一個家庭的例子，在這個家庭中，我們越來越自由地選擇自己的伴侶，以及如何與他們相處，這創造了新的機會，但也帶來了更多的工作，因為這種關係成為一種必須解釋和維護的反射性項目。與此同時，這種微觀層面的變化不能僅僅從個人層面來解釋，因為人們並沒有自發地改變他們對如何生活的看法，我們也不能假設他們是由社會機構和國家指導的。 在宏觀層面上，主權國家和[[跨國公司][跨國資本主義公司]]等社會組織，以全球化為例，為投資和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新機會，但危機——如亞洲金融危機——可以影響整個世界，遠遠超出它們最初發展的地方環境，最終但並非最不直接影響個人。對這些問題的嚴肅解釋必須在宏觀和微觀力量的網絡中找到某個地方。這些級別不應被視為互不相關，事實上它們彼此之間具有重要的關係。

為了說明這種關係，紀登斯討論了發達國家對婚姻態度的變化。Giddens, 1999， <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們的生活>。倫敦:簡介。他聲稱，任何僅僅從宏觀或微觀層面的原因來解釋這一現象的努力都會導致一個因果循環。社會關係和可見性行為(微觀層面的變化)與宗教的衰落和理性的興起(宏觀層面的變化)有關，但也與婚姻和性行為相關法律的變化(宏觀層面的變化)有關，日常生活層面的不同實踐和態度的變化(微觀層面的變化)。實踐和態度反過來會受到社會運動(例如，婦女解放和平等主義)的影響，這是一種宏觀現象。然而，這些運動通常源於日常生活中的不滿——一種微觀現象。

所有這些都越來越多地與大眾媒體聯繫在一起，大眾媒體是我們主要的信息提供者之一。媒體不僅反映社會世界，而且還積極塑造社會世界，是現代反身性的核心。寫道: 媒體在宣傳許多現代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性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媒體提供的生活方式(社會學)或理想生活方式的範圍可能是有限的，但與此同時，它通常比我們期望在日常生活中「偶然遇到」的範圍更廣。因此，現代媒體提供了可能性，頌揚了多樣性，但也提供了對某些角色或生活方式的狹隘解釋——這取決於你從哪裡看。

紀登斯探討的另一個例子是浪漫愛情的出現，吉登斯(《親密關係的轉變》)將其與自我認同的自我類型敘事的興起聯繫起來，他說:「浪漫愛情將敘事的概念引入了個人的生活」。儘管性的歷史清楚地表明激情和性不是現代現象，但據說浪漫愛情的話語是從18世紀後期發展起來的。浪漫主義，18 - 19世紀歐洲宏觀層面的文化運動，促成了小說——一種相對較早的大眾傳媒形式的出現。小說的識字率和受歡迎程度的提高反饋到主流生活方式中，浪漫小說在微觀層面上豐富了理想浪漫生活敘事的故事，使浪漫愛情在婚姻型關係中發揮了重要而公認的作用。 再考慮一下親密關係的轉變。紀登斯斷言，親密的社會關係已經變得民主化，因此伴侶之間的聯繫——即使是在婚姻中——與外部法律、法規或社會期望關係不大，而是基於兩個人之間的內在理解——一種基於情感交流的信任紐帶。在這種關係不復存在的地方，現代社會通常對這種關係的消失感到高興。因此，我們擁有「日常生活中情感的民主」(Runaway World, 1999)[13]

情感的民主——日常生活的民主化——是一種理想，或多或少可以在日常生活的不同背景中近似實現。在許多社會、文化和背景中，性壓迫仍然是一種日常現象，這與現實相去甚遠。在《親密關係的轉變》一書中，紀登斯介紹了可塑性行為的概念——從與生殖的內在聯繫中解放出來的性行為，因此對創新和實驗開放。隨着大規模避孕措施的出現[14][15] ，曾經只對精英開放的東西變得普遍起來，因為性取向和身份認同比過去變得更加靈活。這些變化是影響自我和自我認同的更廣泛轉變的一部分。

紀登斯不可避免地得出結論，所有的社會變革都源於微觀和宏觀層面力量的混合。

自我認同

吉登斯說，在後傳統秩序中，自我認同是反射性的。 它不是一瞬間的品質，而是對一個人生命的描述。 吉登斯寫道:

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獲得信息，使我們能夠反思我們行為的原因和後果。與此同時，我們面臨着與我們的行動和我們對專家知識的依賴所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後果有關的危險。我們創造、維護和修改一套傳記敘事、社會角色和生活方式(社會學)——關於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如何來到現在的地方的故事。我們越來越自由地選擇我們想做什麼和我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儘管吉登斯認為財富給了我們更多的選擇。然而，更多的選擇既可以讓人解脫，也可以讓人煩惱。解放的意義在於增加一個人自我實現的可能性，而煩惱的形式是增加情緒壓力和分析可用選擇所需的時間，並將我們日益意識到的風險最小化，或者吉登斯總結為製造的不確定性。在早期的傳統社會中，我們會有這樣的敘述和社會角色，在後傳統社會中，我們通常被迫自己創造一個。正如吉登斯所說:「該怎麼辦?如何行動?是誰?這些都是生活在晚期現代環境中的每個人的焦點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所有人都可以通過話語或日常社會行為來回答這些問題。


現代性

吉登斯最近的研究一直關注不同歷史時期社會制度的特徵。吉登斯也認為，我們這個時代有一些非常具體的變化。然而，他認為這不是一個後現代時代，而只是一個「激進的現代性時代」。(2013)。現代性的後果。約翰威利父子公司。ISBN 9780804718912。(類似於齊格蒙特·鮑曼的流動的現代性的概念)，由塑造前一個時代的相同社會力量的延伸產生。儘管如此，吉登斯區分了前現代、現代和晚期或高度現代社會，並沒有否認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而是對這些變化採取了中立的立場，他說這些變化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危險。他還強調，我們並沒有真正超越現代性，因為它只是一種發達的、去傳統化的、激進化的晚期現代性。因此，對吉登斯來說，一些被稱為後現代的現象只不過是發達現代性的最極端的例子。與烏爾里希·貝克和斯科特·拉什一樣，他贊同「反思性現代化」這一術語，認為這是對與第二次現代性相關的過程的更準確的描述，因為它在早期的版本中反對自己，而不是反對傳統主義，危及它所創造的制度，如民族國家、政黨或核心家庭。

吉登斯專注於傳統(前現代)文化與後傳統(現代)文化的對比。在傳統社會中，個人行為不需要廣泛考慮，因為可用的選擇已經確定(由習俗、傳統等)。相比之下，在後傳統社會中，由於法律和輿論的靈活性，人們(演員或代理人)對前幾代人的先例的關注少了很多，他們有了更多的選擇。[10]然而，這意味着個人行動在採取之前需要更多的分析和思考。社會更多的是反身性(社會理論)和意識，這是吉登斯着迷的，他用從國家治理到親密關係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吉登斯特別研究了三個領域，即身份體驗、親密關係和政治制度。[10]

根據吉登斯的說法，現代性最具決定性的屬性是我們脫離了時間和空間。在前現代社會中，空間是人們活動的區域，時間是人們在活動時的體驗。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空間不再受到人們活動的空間所設定的界限的限制。人們現在可以想象其他空間是什麼樣子，即使他從未去過那裡。在這方面，吉登斯談到了虛擬空間和虛擬時間。現代性的另一個獨特屬性在於知識領域。

在前現代社會，擁有知識的是長者，因為他們在時間和空間上是可定義的。在現代社會，我們必須依靠專家系統<!這篇文章不應該與專家系統的文章聯繫在一起，因為這篇文章的含義與Giddens和其他人的不同。——>。它們不存在於時間和空間中，但我們必須相信它們。即使我們相信他們，我們也知道有些事情可能會出錯，因為我們必須承擔風險。即使是我們使用的技術，以及將約束轉化為手段的技術，也存在風險。因此，在當代社會中總是有一種高度的不確定性。也正是在這方面，吉登斯使用了一個龐然大物的形象，因為現代性被說成是一個在太空中旅行的無法控制的龐然大物。

人類試圖引導它，但只要現代制度存在着所有的不確定性，那麼我們就永遠無法影響它的進程。這種不確定性可以通過將專家系統重新嵌入到我們習慣的結構中來管理。

另一個特點是在個人和機構層面上的反身性增強。後者需要解釋，因為在現代制度中，總有一個部分是為了提高制度的有效性而研究制度本身。隨着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語言變得越來越抽象，並在大學中制度化，這種增強的反身性得以實現。也正是在這方面，吉登斯談到了雙重解釋學，因為每個行動都有兩種解釋。一種來自演員自己，另一種來自試圖賦予他所觀察的行為意義的研究者。然而，執行動作的行為人可以了解調查者的解釋，從而改變他自己的解釋，或者他進一步的行動路線。

根據吉登斯的觀點，這就是實證科學在社會科學中永遠不可能存在的原因，因為每次研究者試圖確定行為的因果順序時，參與者都可以改變他們進一步的行動路線。然而，問題在於，社會科學中相互矛盾的觀點導致了人們的不感興趣。例如，當科學家不同意溫室效應時，人們就會退出這個領域，否認存在問題。因此，科學發展得越多，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就越多。在這方面，正如吉登斯所說，這款龐然大物變得更加無舵: 解放政治是生活機會的政治，生活政治是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是一種反射性動員秩序的政治——晚期現代性體系——在個人和集體層面上，它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活動的存在參數。這是一種在反射性有序的環境中自我實現的政治，在這種環境中，反射性將自我和身體與全球範圍的系統聯繫起來……生活政治關注的是在後傳統背景下自我實現過程中產生的政治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全球化的影響深深地侵入了自我的反思項目，相反，自我實現的過程影響了全球戰略。

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一書中，吉登斯總結道: 不存在必要的社會變革的整體機制，不存在像階級衝突那樣的普遍的歷史動力。 社會發展沒有普遍的階段或分期，這些被社會間系統和「時空邊緣」(永遠存在的外生變量)以及人類的能動性和社會固有的歷史性(哲學)所排除。

  1. 社會除了個人的需求之外沒有其他需求，因此適應等概念不能恰當地應用於社會。

前資本主義社會是有階級劃分的，但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有階級社會，其中有地方性的(生態)地方性的階級衝突，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分離，作為資本可以自由轉讓的財產，以及「自由的」勞動力和勞動力市場。 雖然階級衝突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沒有目的論可以保證工人階級作為普遍階級的出現，也沒有本體論可以證明否認以資本主義、工業主義、官僚化、監視和工業化為代表的現代社會的多重基礎是正當的。 社會學，作為一門與現代性密切相關的學科，探討了反身性社會理論反射性現實。

第三條路

參見：第三條路

在晚期和反思性現代性以及後稀缺經濟的時代，政治學正在發生轉變。吉登斯指出，「生活政治」(自我實現的政治)有可能比「解放政治」(不平等的政治)更加明顯;新的社會運動可能比政黨帶來更多的社會變革;自我的反思性工程以及性別和兩性關係的變化可能會通過「民主的民主化」引領我們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對話民主」，在這個時代，通過話語而不是暴力或權威的命令來解決分歧和安排實踐。布萊克威爾 依靠他過去熟悉的反身性和系統整合的主題，將人們置於彼此之間和政府之間的信任和依賴的新關係中，吉登斯認為，左翼政治和右翼政治的政治概念現在由於許多因素而崩潰，最重要的是，缺乏一個明確的資本主義替代方案，基於社會階級的政治機會逐漸消失，而基於生活方式選擇的政治機會取而代之。

吉登斯不再解釋事物是怎樣的，而是更努力地倡導事物應該是怎樣的。在《超越左右》(Beyond Left and Right, 1994)中，吉登斯批判了市場社會主義，並為重構的激進政治構建了六點框架:

  1. 修復受損的團結。
  2. 認識到生活政治的中心地位。
  3. 接受積極的信任意味着生成政治。
  4. 擁抱對話民主。
  5. 重新思考福利國家。
  6. 直面暴力。

《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1998)提供了第三條道路的框架，吉登斯也將其稱為激進中心，<參考b>吉登斯，安東尼(1998)。《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政體出版社，44-46頁。ISBN 9780745622668</ref>對齊。此外，《第三條道路》提供了廣泛的政策建議，目標是吉登斯所說的英國政治中的「進步主義b|進步主義中左翼」。根據吉登斯的說法:「第三條道路政治的總體目標應該是幫助公民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革命中領路:全球化、個人生活的轉變以及我們與自然的關係。」吉登斯對人類的未來仍然相當樂觀:「沒有任何一個個體、團體或運動，像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那樣，能夠承載人類的希望，但政治參與的許多方面都為樂觀主義提供了很好的理由。」布萊克威爾 吉登斯拋棄了單一的、全面的、所有聯繫的意識形態或沒有二元結構的政治綱領的可能性。相反，他主張從人們可以直接影響他們的家庭、工作場所或當地社區的小照片開始。對吉登斯來說，這是毫無意義的烏托邦主義和有用的烏托邦現實主義之間的區別，他將烏托邦現實主義定義為設想「可選擇的未來，其傳播可能有助於實現」(「現代性的後果」)。通過烏托邦，他的意思是這是一種新的和非凡的東西，通過現實，他強調這種想法植根於現有的社會進程，可以被視為他們的簡單推斷。這樣一個未來的核心是更加社會所有權社會化，非軍事化和關心地球的全球世界秩序，這些秩序在綠色、婦女與和平運動以及更廣泛的民主運動中得到了不同的表達。布萊克威爾

第三條道路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理論的作品，因為它影響了世界各地的一系列中左翼政黨——在歐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亞。安東尼·吉登斯(2001)。「全球第三條道路之爭」。譯林出版社。雖然與英國的新工黨關係密切，但吉登斯與日常政治領域中對第三條道路的許多解釋相分離。對他來說，這不是對新自由主義的屈服，也不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主導地位的屈服。[參考文獻]安東尼·吉登斯(2000)。「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者」。譯林出版社。32頁。關鍵是要超越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傳統的國家社會主義，使中左翼的價值觀在全球化世界中發揮作用。他認為，「對金融市場的監管是世界經濟中最緊迫的問題」，「全球對自由貿易的承諾取決於有效的監管，而不是不需要監管」。安東尼·吉登斯(1998)。《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譯林出版社。148 - 149頁。ISBN 0745622666。

外部諮詢

 
吉登斯和 切爾西·克林頓 倫敦經濟學院2001

在2006年和2007年兩次由波士頓諮詢公司摩立特集團組織的利比亞之行中，吉登斯會見了穆阿邁爾·卡扎菲。吉登斯拒絕就他獲得的經濟補償發表評論。在2011年3月報道，利比亞政府聘請Monitor Group擔任公共關係事務顧問。據稱，摩立特集團因開展「清洗運動」以改善利比亞形象而獲得200萬英鎊的回報。摩立特集團在2006年7月寫給利比亞高級官員阿卜杜拉·塞努西的信中寫道:

我們將創建一個網絡地圖，以識別當今參與或對利比亞感興趣的重要人物。我們將尋找並鼓勵有興趣發表有關利比亞的論文和文章的記者、學者和當代思想家。我們很高興，經過多次對話，吉登斯勳爵現在接受了我們的邀請，將於7月訪問利比亞.

我們將創建一個網絡地圖，以識別當今參與或對利比亞感興趣的重要人物。我們將尋找並鼓勵有興趣發表有關利比亞的論文和文章的記者、學者和當代思想家。我們很高興，經過多次對話，吉登斯勳爵現在接受了我們的邀請，將於7月訪問利比亞.

吉登斯的第一次利比亞之行導致了「新政治家」，「國家報」和「共和國報」上發表了文章，他認為利比亞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認為這個國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新政治家》中，他寫道:「卡扎菲的『轉變』可能部分是出於逃避制裁的願望，但我強烈感覺到這是真實的，背後有很多動力。」賽義夫·卡扎菲是利比亞復興和潛在現代化背後的推動力量。然而，老卡扎菲正在授權這些進程。」 在第二次訪問期間，摩立特集團組織了一個由三位思想家組成的小組(吉登斯、卡扎菲和《聖戰與麥克世界》的作者本傑明·巴伯)，由大衛·弗羅斯特擔任主席。[16]

吉登斯這樣評價他與卡扎菲的會面:「你通常與一位政治領袖相處半個小時左右。」他還回憶道:「我的談話持續了三個多小時。卡扎菲很放鬆，顯然喜歡智力對話。他喜歡「第三條道路」這個詞，因為他自己的政治哲學就是這個想法的一個版本。他提出了許多聰明而有見地的觀點。我離開時充滿了活力和鼓舞。」[來源請求]

反身理論

吉登斯引入了反身性，在信息社會中，信息收集被認為是更好地保護國家的常規過程。信息收集被稱為個性化的概念。個性是個性化的結果，因為人們有了更多明智的選擇。政府掌握的關於一個人的信息越多，公民獲得的權利就越多。收集信息的過程有助於政府識別國家公敵，挑出涉嫌策劃反對國家活動的個人。技術的出現使國家安全達到了一個全新的水平。從歷史上看，軍隊依靠武裝力量來應對威脅。隨着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生物識別設備，生物識別掃描、翻譯、實時程序以及其他相關的智能程序使識別恐怖活動比過去容易得多。對生物識別數據庫中算法模式的分析為政府提供了新的線索。有關公民的數據可以通過身份和證件驗證公司收集。因此，監測和信息通信技術與信息收集密切相關。換句話說，作為保護國家的嚴格保障措施，收集信息是必要的，可以防止迫在眉睫的攻擊。

生活在一個高機遇、高風險的社會

近年來，吉登斯一直在積極探討全球化的主題。他認為，世界社會日益增長的相互依存關係不僅是由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推動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由通信技術的巨大進步推動的。[17] 正如他在世紀之交之前在BBC里思講座(BBC Reith Lectures)上所指出的那樣,互聯網還處於起步階段。然而，現在它已經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擴展，在日常層面上連接着世界各地的人們和組織，並深入到日常生活中。數十億人可以使用它，而且這個數字每天都在增長。[18] 一個日益相互聯繫和聯網的世界提供了許多優勢和好處，但也帶來了新的風險，其中一些風險本身就是全球性的。在21世紀，工作機會和風險前所未有地結合在一起。吉登斯提到了在全球範圍內出現的「高機會、高風險社會」。安東尼·吉登斯(2014)。動盪而強大的大陸:歐洲的未來如何?劍橋:政體，第14頁。ISBN 0745680968。從機遇和風險的角度來看，我們所處的領域是人類從未探索過的。我們事先不知道可能的平衡是什麼，因為許多機會和風險都是相當新的，因為我們無法利用過去的歷史來評估它們。

氣候變化就是這些新的風險之一。在現代工業主義出現之前，沒有任何其他文明能夠像我們日常生活那樣對自然進行干預，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吉登斯的幾本書就提到了氣候變化，但直到2009年他的著作《氣候變化的政治》出版後，才對氣候變化進行了詳細的討論。[19] 吉登斯說，氣候變化在全球範圍內蔓延，對工業文明的未來構成了根本威脅。考慮到這種情況，他問道，為什麼世界各國採取的應對措施如此之少。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人類引起的氣候變化本身的歷史新奇性。以前沒有任何文明對自然的干預程度與我們今天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程度相距甚遠。我們以前沒有處理這樣一個問題的經驗，特別是這樣一個具有全球範圍的問題，也沒有處理它所造成的危險的經驗。因此，這些危險似乎是抽象的，並且位於未來的某個不確定的點。吉登斯悖論由以下定理組成。我們可能會推遲對氣候變化的充分應對，直到與之明確相關的重大災難發生，但從定義上講，到那時就太晚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扭轉溫室氣體的積累，而溫室氣體正在推動世界氣候的轉變。其中一些氣體會在大氣中存在幾個世紀。 在《氣候變化的政治》一書中，吉登斯把注意力放在了全球環境會議上，比如1997年的京都峰會，會上制定了一項協議，要求發達國家平均減排5.2%。《京都議定書》將成為國際法的一部分，占工業國家總排放量至少55%的發達國家必須簽署。[20]

在他的最新著作中，吉登斯又回到了2007年他在《全球化時代的歐洲》一書中討論過的「全球化」這個主題[21] 在各種各樣的文章中。在《動盪而強大的大陸:歐洲的未來如何?》,[22] 他討論了歐盟在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可能的未來。吉登斯以堅定的親歐人士身份寫作，但他承認，如果歐盟要避免停滯或更糟，就必須進行根本性改革。歐元的出現在歐元區國家之間引入了經濟聯邦制，因此也引入了整個歐盟。必須遵循某種形式的政治聯邦制，即使本質上是有限的。改革必須賦予歐盟歷史上大部分時期所缺乏的品質，但這些品質是歐盟未來所需要的，比如靈活而迅速的領導，以及公民更大程度的民主參與。然而，他也強調，歐盟「仍有可能在成員國無法控制的情況下，因一系列連鎖反應而成立，甚至解體」。[22] 2014年12月，《動盪而強大的大陸》獲得了歐洲圖書獎，該獎項由來自許多不同國家的評審委員會頒發。[23] 近年來，在繼續追求早期作品的核心主題的同時，他開始專注於數位革命對世界社會和日常生活的影響。[24] 他認為，這場革命不能僅僅被認為是互聯網的出現，儘管這是非同尋常的。更確切地說，數字革命是席捲全球的巨大變革浪潮，由互聯網、機器人和超級計算機之間的相互聯繫所驅動。連接其他兩者的是巨大的算法能力，數十億已經擁有智能手機的人都可以使用。 吉登斯認為，這種革命的速度和全球範圍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可能還處於它的早期階段。[25] 許多人認為，數字革命主要產生了無盡的多樣性，並正在瓦解現有的制度和生活模式。吉登斯強調，從一開始，它就與權力和大型結構聯繫在一起。它與美國的全球權力緊密相連，並具有實體形式，這取決於全球衛星系統和系統、地下電纜和超級計算機的集中。全球定位系統導航裝置它起源於美國和當時的蘇聯之間的超級大國競爭。數字宇宙也由大眾廣告資助，並表達了大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

數字革命是吉登斯最近關注的高機會、高風險社會出現的重要組成部分。[26] 例如，這種革命的出現保證了醫學核心領域的根本性進步。無論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還是在我們社會的大型機構中，新的威脅和問題比比皆是。 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可以用直接的方式相互交流。超級計算機和遺傳學的重疊意味着基因結構可以瞬間解碼，有望在攻克重大疾病方面取得巨大進展。通過遠程監控和其他數字創新，醫療實踐可能會發生轉變。與此同時，數字革命與犯罪、暴力和戰爭的重疊是普遍和危險的。軍用無人機只是數字革命與戰爭持續聯繫的一個例子。

人工智能的新發展看起來可能推動這些變化進入社會轉型的新階段，目前社會轉型的輪廓仍然模糊不清，但看起來肯定相當深刻。 超級計算機在處理大量數據的能力方面變得越來越強大，而具有更大處理能力的量子計算機即將問世。 與此同時，深度學習——能夠進行創新思維的人工神經網絡——正在迅速發展。 關於人工智能能夠與人類的智力能力相匹配甚至超越的程度，全世界都在爭論不休。 吉登斯說，人工智能和地緣政治正在"隨着變化的循環回到它的起源點"重新融合。[27] 與此同時,中國正在投入資源進一步發展人工智能,目前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超級計算機。

吉登斯是英國上議院人工智能特別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於2018年4月發布報告。[28] 該委員會提出了各種改革建議，不僅適用於英國，而且可能適用於更廣泛的地區。這些應該在一個共同的道德框架內進行，以指導政府和數字公司本身的干預。數字大公司的權力必須受到限制，並服從民主治理，儘管這種努力具有挑戰性和問題。人工智能應該為了共同的利益而發展。它應該遵循透明和公平的原則，絕不能被賦予傷害人類行為者的自主能力。主要國家和跨國機構應努力確保將這些原則納入它們自己的守則和做法，並在跨國一級適用。令人擔憂的是，隨着各國競相在人工智能領域及其在各種武器上的應用方面取得領先地位，人工智能軍備競賽可能會發展起來。2017年，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在一次廣為宣傳的演講中，談到人工智能的進步時說，「誰成為這一領域的領導者，誰就將成為世界的統治者」。[29] 如果大國之間存在優勢爭奪，那麼道德和安全問題可能會在優勢爭奪中被拋在一邊，從而增加國際秩序中已經可見的壓力和緊張。

榮譽

吉登斯於2004年6月16日被任命為終身貴族，名為「吉登斯男爵」，「來自恩菲爾德區」，並代表工黨 (英國)在上議院任職。

他於1993年被選為歐洲科學院的成員。[30] 他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31][32]

1999年，他被葡萄牙政府授予航海家亨利王子大十字勳章。[33]

2002年，吉登斯獲得了阿斯圖里亞斯公主獎和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34]

2020年6月，挪威奧斯陸大學宣布，吉登斯被授予阿恩·奈斯主席獎，以表彰他對環境問題和氣候變化研究的貢獻。之前的主席包括詹姆斯·洛夫洛克、大衛·斯隆·威爾遜和伊娃·喬利。[35]

他還擁有多所大學的15個榮譽學位，[36] 包括最近獲得的雅蓋隆大學(2015年)、南澳大利亞大學(2016年)、倫敦大學金匠學院(2016年)和嶺南大學 (香港)(2017年)的榮譽學位。[37][38][39][4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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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教育職務
前任者：
約翰·阿希沃斯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
1997年–2003年 		繼任者：
霍華德·戴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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