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党

清流党，亦称“清流派”，一般是指1880年代－1910年代，于中国清朝朝廷不畏当权者，敢直言上谏之朝官之统称。其领导者以张之洞、陈宝琛及张佩纶三人为首。学士张佩纶、通政使黄体芳、侍郎宝廷等好论时政，与张之洞合称“清流四谏”、“四青牛”。

特征

清流党与顽固派一方面是接近的，但这些人虽然崇尚君主制度，却敢于对朝政弊端提出建议，他们则不屈服帝制的专制，以敢当不奉承著称。对于改善清朝末年之中国状况，颇有助益，但思惟仍旧较为保守，作为曾国藩府员的吴汝纶就曾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在争夺安南的中法战争（1884-1885年）中，他们哗众取宠，虽有清流党人访视炮台，痛陈官兵竟连装填炮术、勾股计算都不懂之事，但没改掉军部轻视文人状态，而其亦把西洋为敌，正如在伊犁危机中那样主张好战方针，内部拉扯下难以挽回大局。李鸿章对一位朋友抱怨说：‌“不当事之徒草率妄言，仆不胜其忧……彼等轻议政事，继之臧否人物，大多言语欺凌不堪。”，纵然大多理性地认识到了时政积弊，对洋务运动不会像洋务派崇尚西方，也不至于顽固派完全反对，然而他们在外交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真知灼见，罔顾中国自身情况与得失后果，认为中国需要强硬，往往一味主战，人多必胜，战争的胜负在于人心、精神而不在于创新、武器。

另外，清流党虽说有“党”之名，其实私底下并不像东林党那时结党营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内政、外交、人事提出激烈批评与建议，还会去上书“弹劾权贵”，也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官场上的腐败、堕落、平庸之风。虽做为一股可利用的制衡力量，在清末时期的官场平衡崛起，而后自由发言针贬的言论，要求有权者遵守纪律，延缓了政府的恶化，甚至也颇得皇帝器重参考，但本身局限在儒学教条，只有少数如张之洞等人因为认识西洋加深，而转变为洋务派。清流党受“实学”影响，主张经世致用，不排斥学习先进的科学，却又认为洋务派糜烂，对外招人盖厂交易是百弊丛生，而且十分排斥洋教士来华，对外以鹰派姿态，不愿意同列强合作。受限于这样的封闭，其批评方向多半是不够务实的，往往视情况而定，伊藤博文曾表示，这些人的行动力，还导致中国的改革拖延，一下有所作为、一两年后又同法国外交同事所说，中国开始“睡觉”了，伊藤称，两派相争总是反反复复，反将会一事无成甚至退步。总的来说，虽然他们为官正直，但由于他们本身思维受到禁锢，眼界、知识以及经验的缺乏突破性，不是对洋务运动流于表面利用、就是坚守部分传统等，更有甚者，还以查办预算为由极力阻碍洋务政策，这往往在清朝遇到重大事件时扰乱了中枢大政方针，例如当时的“帝师”翁同龢等人，对李鸿章的近现代化政策屡屡破坏，致使国家利益和实力受损，实无益于中国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