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诺山战役
卡西诺山战役（也称为“罗马战役”及“卡西诺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为突破冬季防线发动的一系列共4场高昂代价的战役，其目的是突进至罗马。
| 卡西诺战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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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战场的一部分 | |||||||
 该战役后卡西诺镇废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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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英国 美国.svg){kind=small} 自由法国 加拿大 印度 波兰 新西兰 澳洲及其它 |
.svg){kind=small} 纳粹德国 意大利社会共和国[1]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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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亚历山大 马克·克拉克 奥利弗·利斯 |
 阿尔贝特·凯塞林 海因里希·冯·菲廷霍夫 弗里多林·冯·森格尔 | ||||||
| 兵力 | |||||||
| 10.5万人 | 8万人 | ||||||
| 伤亡与损失 | |||||||
| 5.5万人伤亡[4] | 2万人伤亡[4] | ||||||
在1944年初，冬季防线的西半部是德军坚守的拉皮多河、利里河谷、加里利亚诺河河谷和周围的一些山峰，统称为古斯塔夫防线。尽管德国人在卡西诺山山顶修道院墙壁下面的陡峭山坡建立了防御阵地，他们并没有实际占据修道院。
卡西诺山修道院由圣本笃于公元524年兴建，能俯瞰卡西诺镇和利里及拉皮多河谷。由于战役期间盟军反复遭到德军精准火炮打击，盟军指挥官认为德军将修道院作为火炮观察点。尽管此结论缺乏证据，鉴于伤亡日益惨重，盟军最终将修道院列为摧毁目标。
2月15日，美军派遣轰炸机投下1,400吨高爆炸弹，对修道院造成大面积损毁。轰炸后两天，德军伞兵涌进废墟。讽刺的是，轰炸造成的破坏和由此产生的锯齿状荒地为这些地面部队避开空军及炮兵攻击提供了更好的掩护。从1月17日至5月18日，盟军部队向古斯塔夫防线发起4次大规模进攻。在最后一次攻势中，盟军沿20英里长的战线集中20个师发起进攻，击退了德国守军，但同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5]。盟军在战役中的伤亡高达5.5万人；德军方面则有约2万人伤亡。
背景
在1943年9月盟军登陆意大利后，两个盟军军团在意大利盟军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指挥下，在两条战线上向北前进，每边一个军团，以意大利中央山脉形成的“脊梁”为分界线。在西部战线，美国第5军团由马克·克拉克中将指挥，逐渐从那不勒斯的主要基地向意大利的“长靴”前进；在东部由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指挥的英国第8军团进至亚得里亚海海岸。
面对困难的地形、潮湿的天气和经验丰富的德国守军，第5军团进展缓慢。德军在一系列严密设防的防御阵地上进行抵抗，旨在对盟军造成最大程度破坏后逐步撤退，以换取时间在罗马以南建设冬季防线的防御阵地。因此盟军方面原先的在1943年10月前攻陷罗马的战役预期显得过于乐观。
在东部，英国第8军团已在亚得里亚海战线上突破冬季防线，并攻陷奥托那；然而进攻在12月底却因冬季暴风雪而陷于停顿，既不能作近距离的空中支援，也无法在锯齿状地形上推进。从东部使用5号公路进入罗马的路线的可行性因此被排除，使用从那不勒斯到罗马的6号和7号公路是仅剩的可能方法。7号公路（古罗马的阿皮安路）沿西海岸向北行，但在罗马以南进入彭甸沼泽的路段却被德国人放水淹没。6号公路横跨利里河谷，位于河谷南口的是崎岖的卡西诺山及山下的卡西诺镇。群山之上的山峰可令德国守军观察发现盟军行动并指引对盟军单位实施精确炮击，以此阻击盟军向北的进攻。盟军前进路线上还有一条湍急的拉皮多河，它发源自亚平宁山脉中央，流经卡西诺并横过利里河谷入口（在这里利里河与拉皮多河会合），之后河段的名称为加里利亚诺河（盟军通常称之为“加里”），并继续流向大海。此地的山地防御戒备森严，河流湍急，盟军难以渡河；而且德军暂时将拉皮多河引道至河谷顶部，造成河谷泛滥，对进攻部队最为不利。因此，卡西诺是古斯塔夫防线的关键，也是冬季防线最可怕的防御阵地。
由于本笃会修道院在历史上的意义，1943年12月，德国在意大利的指挥官阿尔贝特·凯塞林陆军元帅下令德国单位不可以将该修道院包括入德军的防御阵地内，并通知盟军和梵蒂冈。[6][7]
尽管如此，有盟军侦察机报告看到德军在修道院内。修道院可良好地观察周围的丘陵和山谷，因而很自然是德军炮兵观察站。很清楚的是，一旦修道院被破坏，德军将占领这里，并利用它在废墟中建立防御阵地。然而，盟军最终基于修道院（真实或想像的）潜在威胁将其炸毁，而没有考虑将其实际占领时的代价。
第一次战役
计划和准备
美国第5军团司令克拉克中将的计划是英国第10军（英第5和第56步兵师)于1944年1月17日在左边的一条20英里（3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攻击，在靠近海岸地区渡过加里利亚诺河。英国第46步兵师在1月19日晚上渡过加里利亚诺河与利里河的河口处，以支援在右路由美国第2军发起的主要攻击。美国第2军的主攻在1月20日开始，由美军第36“得克萨斯”步兵师发起进攻以渡过卡西诺下游8公里处正在泛滥的拉皮多河。同时法国远征军在阿尔方斯·朱安将军的领导下将继续其“右钩拳”式攻势进迫凯洛山，突破古斯塔夫防线和希特勒防线的铰链。事实上，克拉克不相信有多少机会能早日取得突破，[8]但他认为，该进攻将会在美国第6军(英国第1步兵师和美军第3步兵师）攻击安齐奥时吸引德军预备队远离罗马地区，令其能在1月22日成功完成两栖登陆。在安齐奥的突然袭击预期可迅速向内陆推进至阿尔班山，从这里可控制6号和7号公路。由此可威胁古斯塔夫防线守军之后方及补给线，对德军指挥官造成震撼，并迫使他们从古斯塔夫防撤向罗马以北的阵地。虽然这一策略和德军此前3个月的战术相符，盟军情报机关仍不理解德军且战且退的战略目的纯粹是争取时间修筑古斯塔夫防线，并在此防线坚守。盟军对前景的情报评估是过于乐观[9]。
第5军团在1月15日到达古斯塔夫防线前激烈战斗6周，才突破了伯恩哈特防线的最终7英里(11公里)，期间遭受了16,000人的伤亡。[10]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来准备新的攻击，更遑论的是经过了在那不勒斯以北3个月的消耗战后必需的休整及重组。然而，由于盟军正在准备霸王行动，盟军参谋长直至2月初才有足够的登陆艇使用，安齐奥登陆只能在1月下旬进行并与3天前对古斯塔夫防线实施的攻击相协调。
首次攻击: 1月17日左翼之第10军
第1波攻势在1月17日展开。英国第10军（第56和第5师）在靠近海岸的地区强渡加里利亚诺河；大约两天后，英军第46师在其右翼跟随渡河。当时，德国第14装甲军司令冯·森格尔·艾特林将军负责古斯塔夫防线西南部防务，英军渡河行动令他十分担忧 第94步兵师是否有能力坚守该线。为回应森格尔，凯塞林下令第29轻步师和第90轻步兵师从罗马地区增援。这是有一些赌博成分，如果英国第10军有足够的预备队扩展他们的战果，将可作出决定性的突破。实际上第10军没有额外的预备队，但当时仍有足够的时间改变整体作战计划，取消或修改由美国第2军在中路的攻击，使部队官兵能赶在德军增援就位前先解决南部防线的战斗。实际上，当德军援军到达时，第5军团总部不了解德军阵线脆弱的情况，并没有改变计划。该两师由罗马到来的德军在1月21日抵达，稳定了德军在南部的防线。但在另一方面，该计划成功地把凯塞林的预备队吸引到南方。第10军的3个师在第一次战役共付出4千人伤亡的代价[11]。
主要进攻: 1月20日中路之第2军
在中路的进攻由美军第36师在1月20日日落后3小时展开。缺乏时间准备意味着盟军要冒着极大的危险渡过仍未清除地雷和饵雷的河流，而盟军对高技术性的渡河作业又缺乏必要的规划和排练。虽然第143团的一个营在圣安杰洛南侧渡河成功，第141团的两个连也在北边渡过了拉皮多河，但他们在大部分时间独自为战。而且由于盟军装甲部队无法渡河支援，已渡河的这几支部队很容易受到由艾伯哈德·罗德少将指挥的第15装甲师的坦克和自走炮反攻。南部小组在1月21日上午被迫返回河对岸。第2军司令乔佛里·凯耶斯少将下令弗莱德·L·沃克少将指挥的第36师立即再次攻击。两个团再次进攻，但对设防状况良好的第15装甲掷弹兵师的进攻未能更进一步。第143团有两个营的兵力成功渡河，但仍然没有装甲部队的支援，结果在翌日早上遭到蹂躏。第141团也有两个营的兵力渡河成功，尽管缺乏装甲部队支援，仍推进了1公里。然而，随着白天的到来，他们也被切断，到了1月22日晚上该团几乎已经不复存在，只有40名士兵回到盟军战线。Rick Atkinson描述了德军激烈的抵抗：
德国人的火炮和烟雾迫击炮有条不紊地扫清了两岸的桥头，同时机枪火力全开……美军士兵只能逐英寸地前进，小心地试探地雷的绊线，还要聼德军机枪手是否在换弹夹……后来军医发现，拉皮多河的士兵们受伤之后，平均等待9小时又41分钟才能等来“急救”……[12]
该攻击是一次代价昂贵的失败，第36师在48小时内共有2,100人[13]阵亡、受伤或失踪。美国陆军对此次攻势的指挥在战后遭到了美国国会的听证。
1月24日第2军试图进攻卡西诺以北地区
接下来的攻击于1月24日展开。美国第2军美国陆军第34步兵师在查尔斯·W·莱德少将指挥下带头攻击。法国远征军在其右侧，对在卡西诺以北被洪水淹没的拉皮多河谷及进入山区的道路发动了全面进攻，以图向左占据高地以攻击卡西诺山。拉皮多河在卡西诺以上是可以涉渡的，因此此次渡河任务本应比较容易。然而洪水使得渡河作业很难靠近对岸，尤其是装甲车辆只能靠钢板桥渡河。第34师血战8天才渡过泛涝区，击退由弗雷德里希·弗兰克指挥的第44步兵师，并在山上建立一个据点。
法军在右翼被阻击
在右翼，自由法国部队对尤利乌斯·林格尔将军指挥的第5山地师发动攻势。联军初期进展良好，攻占了他们的主要目标——西法尔科山的山坡。第3阿尔及利亚师之先头部队还绕过西法尔科山（Monte Cifalco），攻占观景台山和柯里阿巴特（Colle Abate）。阿尔方斯·朱安将军相信部队可绕过卡西诺，德军的防线会被这条向北的进攻路线扰乱。他请求投入预备队以保持这一攻势势头，但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唯一可用之预备团（由第36师派出）还被送往增援第34师。[14]到1月31日，法国人的攻势陷于停顿。西法尔科山可清楚地观察到法军和美军之侧翼和补给线，但此时仍在德国人手中。两个自由法国师在观景台山周围的战事中共有大约2,500人伤亡[15]。
第2军在卡西诺以北山区
美军第34师的被指派沿相连的山头向南攻击，对在山脊交叉南端的修道院山发起进攻，然后突破在古斯塔夫防线背后的利里河谷防线。第36师第142团长期处于预备，此前也未参加渡河，此时临时加入了34师的行动。这项任务非常困难：山上布满岩石，沟壑和沟壑分隔开。石质地面上无法挖掘散兵坑，而且每个点都暴露在周围制高点的火力之下。对守军更有利的是沟壑里长满了金雀花，这种矮小的野花无法给地面提供掩护，却被守军用来掩藏地雷、诡雷和隐蔽的带刺铁丝网。德国人此前用3个月的时间利用爆破准备其防御阵地，储备了足够的弹药及物资。这里没有自然的庇护，天气潮湿寒冷。
到2月初，美军步兵已占领了圣诺弗里奥村庄附近的战略要地，距离修道院不到一英里。2月7日一个营已达到445点，这座圆形山头位于修道院下方，距修道院已不超过400码（370米）。一支美军侦察中队已攻击修道院墙下方的悬崖，修道院的修士能观察到德军和美军的巡逻队在互相交火。然而，因德军利用机枪从修道院下面的斜坡开火，攻占卡西诺的企图未能成功。尽管第34师激烈战斗，仍始终未攻占德军第2伞兵团第3营在593点的最后堡垒（被德军称作加尔瓦略山），未能取得到修道院的山脊上的这一制高点。
总结
2月11日，一场为期3天的对修道院山和卡西诺镇的最后攻势宣告失败，美军随后撤退。美国第2军于两个半星期激烈的战役后被击退了。美军第34师在山区中的表现被认为是在战争期间最优秀的，但换来的是其步兵营损失了80%的兵力，大约有2,200人伤亡[15][16]。
在2月初战斗最紧张时，冯·森格尔·艾特林将军将第90师从加里利亚诺战线调到卡西诺以北，并为消耗的速度感到震惊。他“……以自己的战场全权，请求结束卡西诺战役。我们应该撤退至一条新的防线，……事实上，应在安齐奥桥头堡以北的位置[17]。”阿尔贝特·凯塞林拒绝了这一请求。在关键时刻冯·森格尔·艾特林投入第71步兵师，而把第15装甲师留在原地（它们本应得到换防）。
在该战役期间，有些情况下如果能更灵活地使用预备队，就可以利用有利的战场态势发动决定性的攻势。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次战役未能利用初步的成功，原因在于马克·克拉克将军缺乏经验。然而更有可能的是，他同时负责在卡西诺和安齐奥的进攻，要兼顾太多战线。此种观点于卢西安·特拉斯科特将军在第4次卡西诺战役和安齐奥登陆的关键时刻无法与克拉克将军沟通亦有相关。亚历山大选择将卡西诺和安齐奥战场置于同一位军团指挥官之下，这样的布置是为了避免协调问题，完全合乎逻辑；对古斯塔夫防线的进攻由美国第5军团及英国第8军团同时分别进行。与之相对的是，凯塞林选择创建一个单独的由埃贝哈德·冯·马肯森率领的第14军团在安齐奥作战，而把古斯塔夫防线上的防务完全留给海因里希·冯·菲廷霍夫的第10军团。
代替撤退美军的是在亚得里亚海战线英国第8军团辖下之新西兰军（新西兰第2师及印度第4师），由伯纳德·弗赖伯格陆军中将指挥。
第二次战役 (复仇者行动)
背景
当美国第6军在安齐奥承受巨大的威胁时，弗赖伯格在相同压力下于卡西诺发起牵制进攻行动。因此，这场战役再一次在进攻方之盟军部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时展开。此外，盟军总部并未完全认识到于印度第4步兵师进入山区的困难，以及在卡西诺北部的山脊和山谷补给部队的严重问题：当时盟军使用骡子搬运补给，沿着地形险恶的山间小路行走11公里。德义联军可从修道院尽览盟军补给线，并以准确炮火射击，因此这一补给线被命名为死亡之谷。战争结束后，新西兰第2师司令霍华德·基彭伯格少将的日记中写道：
“可怜的迪莫兰（印度第4师代理司令迪莫兰准将），将他的师投入战场遭了不少罪。直到我于战争结束后去了战场，我才真正认识到那有多困难。”[18]
弗赖伯格的计划是第一次战役的延续：一路自北方沿着山脊攻击，另一路从东南沿铁路线进攻，目的是占领拉皮多河对岸，距离卡西诺镇以南不到1英里処的火车站。如果攻击成功，盟军将攻占卡西诺镇，并打通利里河谷。然而，弗赖伯格已通知他的上级，他衡酌诸多情况，认为进攻的成功机会不超过50%[19]。
炸毁修道院
某些盟军人员针对卡西诺大修道院有愈来愈多意见：他们认为正是这所修道院：据信是德军炮兵的观察点，阻止了盟军突破“古斯塔夫防线”。
纽约时报的C·L·苏兹贝格和英国媒体频繁并有说服力地详细解释，德军观察哨所和炮兵阵地就在修道院内。他们的描述富于细节，然而这些细节往往是编造的[20]。地中海盟军空军总司令艾拉·伊克中将随同雅各布·L·德弗斯中将（地中海战区盟军最高指挥官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的副秘书长）亲自飞往侦查，观察到“无线电天线[...]德军制服被挂在修道院庭院晒干，[和]在修道院墙外50码（46米）的机枪阵地。”[21]。[注 1]。作为反驳，美国第2军司令杰弗里·凯斯少将同样数次飞越修道院，第5军团报告“我看不到有证据显示德国人在修道院内。”当被告知其他人声称在修道院内看到德军时，凯斯说：“他们看得太久了，所以看到了不存在的东西。”[23]
新西兰军总部的基彭伯格少将坚持认为修道院可能被用来作为德军炮兵的主要观察站：它的位置对炮兵观察来说是如此完美，没有军队愿意不使用。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德军确实使用了修道院，但是基彭伯格少将继续写道，从军事观点而言明确的证据并不重要：
“如果今天修道院没被占领，可能明天就被占了；而且目前看来，敌军不论是在遭遇攻击时向修道院中输送储存，还是让从外围阵地撤退的部队在修道院中找寻掩体，都不存在任何困难。要求全军攻打有这样一幢完整的建筑物的山坡是不可能的，该处被炮轰时绝对有能力安全收容数百名步兵，并准备在关键时刻作出反击。……当它未受损伤时会是一座完美的掩体，但它狭小的窗户和楼层使它并不适合作为战斗阵地。轰炸会将修道院炸成一堆锯齿状的破碎砖石，机关枪、迫击炮和飞机能有效投射火力；如果再次轰炸，该处将变成一个死亡陷阱。总的来说，如果不实施轰炸，我认为会对德军更有利”。[24]
弗朗西斯·邓加少将的印度第4师之任务是攻击修道院山，他对当时的情况有自己的看法。由于美国第5军团总部缺乏详细情报，邓加在那不勒斯一家书店找到了一本1879年出版的书，书中提供了建造修道院的详细资料。在给弗赖伯格的备忘录中邓加得出结论，无论修道院目前是否被德军占领，必须将之炸毁，以防止其被有效占领。他还指出，45米高的砖石墙砌了至少3米厚，战场上的工兵无计可施。使用超过4,000磅的“街区毁灭者”炸弹轰炸将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1,000磅重的炸弹也“没有效果”[25]。邓加说没人能引诱他发起进攻，除非“驻军被无休止的空袭和炮击冲击数日，直到陷入无助的疯狂为止”[26]。
1944年2月11日，第4印度师代理司令哈里·迪莫兰准将请求轰炸卡西诺修道院。邓加此时热带病复发严重，在卡塞塔医院病床上重申了他对轰炸的要求。弗赖伯格在2月12日转交了他的请求。但是，弗赖伯格的空袭请求，被空军规划者大大的扩大了。扩大空袭行动可能获得了艾拉·伊克和雅各布·L·德弗斯的支持，两人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展示美军空中力量支援地面作战的能力。[27] 第5军团的马克·克拉克中将和他的参谋长阿尔弗雷德·格伦瑟少将仍不认为这一行动有“军事必要性”。当美国第2军将阵地交给新西兰军后，美军第34师副司令员巴特勒旅长曾表示“我不知道，但我不相信敌人是在修道院内。所有的炮火是从院墙下方的山坡发射的。“[28]最终，克拉克要求意大利盟军总司令(英国籍)哈罗德·亚历山大担负责任：“我对他说，‘你给我一个直接的命令，我们就照办。’于是他下令了”[29]。
轰炸任务在1944年2月15日上午实施，由142架B-17“空中堡垒”联同47架B-25“米切尔”和40架B-26“掠夺者”中型轰炸机执行。它们向修道院投下了1,150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将整个卡西诺山顶炸到只剩瓦砾。在轰炸期间，第2军的火炮炮轰山顶。[30]许多盟军士兵和随军记者为轰炸的景象而欢呼。伊克和德弗斯亦在观察；有人听到朱安说：“…不，他们这样什么都实现不了”[31]。克拉克和格伦瑟拒绝参观轰炸，留在他们的总部。同日下午盟军发起一场激烈的跟进炮击；次日59架战斗轰炸机发动的空袭将修道院更为彻底地摧毁。然而593点上方以及修道院背后的德军阵地未受波及[32]。
可惜的是，空袭未能和地面部队的命令协调，而步兵的后续攻势无法取得成果。空军计划空袭时间时只认为这是一场独立的行动，因此只考虑到天气状况和其他战线的空袭请求，而没有考虑到地面部队的进攻。轰炸开始时，许多部队才刚刚从美国第2军手中接管阵地两天；山区部队遇到了种种困难，而山谷中的准备工作也因恶劣天气、洪水和泥泞地面受阻，难以为新驻扎的部队补足全面攻击所需的物资。结果轰炸的开始让蛇头岭上的印度军队感到吃惊[33]，而直到空袭两天后，新西兰军才能发起他们的主要突击。
轰炸之后
教宗庇护十二世在轰炸后表现沉默，但他的国务卿马廖枢机直截了当地向美国驻圣座高级外交官哈罗德·蒂塔曼（Harold Tittmann）说，这场轰炸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 . 令人作呕的愚蠢行径”[34]。
在该事件后的所有调查均可证实轰炸只杀死了修道院内避难的230名意大利平民[35]。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对卡西诺修道院的轰炸杀死了任何一名德军士兵。然而需注意当时的轰炸精度十分糟糕：据估计从高空投下的炸弹中，只有10％击中了修道院。由于这一因素，一些炸弹落到别处，出乎意料地杀死了德军或盟军士兵。事实上，有16枚炸弹击中了第5军团在距离蒙特·卡西诺27公里普雷森扎诺的军营，并在马克·克拉克将军的活动房屋几码之外引爆，险些杀死在办公桌在做文书工作的将军[36]。
在轰炸后当天日出时，大多数仍然活着的平民逃离了废墟，只有约40人留下来：6名在修道院深处幸存下来的修士，79岁的修道院院长额我略·迪亚马雷、3个佃农家庭、几个孤儿和被遗弃的儿童，以及多位重伤员和濒死者。此后盟军再度发起了炮击与新一轮轰炸，而第4印度师也开始对山脊进攻。修道士们于是决定离开自己被毁的家园，带着能活动的幸存者在2月17日早上7时30分离开。老神父带领全部人沿骡马小路下山，前往利里河谷，沿途念玫瑰经。当他们到达德军的急救站后，一些被修道士带下山的重伤员被军事救护车送走。在与德国军官会见后，修道士们被送到圣安瑟莫的修道院。2月18日，修道院院长会见了第14军司令冯·辛格尔·艾特林中将。一位名叫卡罗曼诺·培拉加里（Carlomanno Pellagalli）的修士回到了修道院，当他后来在废墟上流浪时，德军伞兵以为他是一个幽灵。4月3日之后，再没有人见到过这位修道士。
现在所知道的是，德军当时已经与修士们达成协议，不会将修道院用于军事目的。此外，早在在1943年12月德军就已与圣座达成一项协议，向圣座保证不会占据卡西诺修道院[37]。英国方面1973年出版的官方历史声称，德军指挥官已认定“卡西诺阵地”（Cassino Position）是防线的关键[38]；但作者最终总结道“大量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直到盟军轰炸将修道院摧毁前，德军并未将使用修道院建筑用作任何军事用途”[39]。然而当修道院被炸毁后，德军第1伞兵师的伞兵部队占领了修道院的废墟，把它变成一个堡垒和观察哨，为盟军的进攻造成了很大麻烦。
战况
在轰炸后当晚，皇家苏塞克斯团第1营的一个连（印度第4师第7印度步兵旅的下属单位）从自己位于蛇头岭（Snakeshead Ridge）的阵地攻击70码（64米）外之593点。但该攻击行动失败，该连付出一半兵力的伤亡代价。
翌日晚上苏塞克斯团奉命以营级的兵力进行攻击。攻击的开端近乎灾难：由于双方太过接近，炮兵有误击友军之风险，不能用于直接支援对593点的攻势。因此，计划的炮击目标是为593点守军提供火力支援的575点。该地地形意味着向575点发射之炮弹不得不以非常低的高度飞过蛇头岭，结果当晚一些炮弹落在正在集结进攻的己方部队中。重组后，攻击在午夜展开。战况十分残酷，时常有近身肉搏，但守军极其顽强地守住了阵地。苏塞克斯营再度战败，又一次付出50％以上的伤亡。过去两个晚上，苏塞克斯团失去了15名军官中之12位，参加攻击的313人之中有162人丧生[40]。
主攻在2月17日夜间展开。第6拉吉普塔纳步枪营第4连负责继续攻击593点，而苏塞克斯团残部则转为此次进攻的预备队。第9廓尔喀步枪营第1连负责进攻444点。在此期间，第2廓尔喀步枪营第1连要席卷斜坡和峡谷以直接攻击修道院。进攻修道院要通过恶劣的地形，但作战计划期望来自喜马拉雅山地的廓尔喀人能在山区地形上取得成功。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期望未达到实际效果。战斗和此前一样残酷，但盟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却付出严重的人员伤亡。拉吉普塔纳步枪营阵亡官兵196人、第9廓尔喀步枪营第1连损失了149名官兵、第2廓尔喀步枪营第1连则有96人阵亡。很明显，这次攻击失败了。2月18日，迪莫兰准将和弗赖伯格终止了对修道院山的攻势。
在主攻另一半，新西兰师第28（毛利）营之两个连强行渡过拉皮多河，试图攻占卡西诺镇的火车站。新西兰部队希望能够以车站为据点，让工程师建造一条可供装甲部队支援的围堤。盟军炮兵稳定的炮击烟幕掩饰了毛利营的位置，使得他们免于被修道院山上的德军炮兵看见，并在这一天的大部分坚守他们的阵地。然而在2月18日下午，两辆德军坦克对阵地发动反攻，而孤立无援的毛利营缺乏装甲部队和反坦克炮的支援，坚守无望被迫撤退[41][42]。总部得知无论是在山区还是沿围堤都无法成功突破，只得命令毛利营撤退到河边。从凯塞林和第10军团司令冯·菲廷霍夫的谈话记录间可得知，新西兰部队的计划几乎成功，而德军对火车站的陷落非常震惊，完全没想到己方的反击会成功[43]。
第三次战役
计划
在之前两次战役里不愉快的经历后，盟军认为只要冬天的天气持续，在第3次战役中夺取加里利亚诺河下游的卡西诺镇就没有吸引力。在山区中的“右勾拳”攻势只取得了代价昂贵的失败，因此盟军决定从北面沿拉皮多河谷发动双重攻击：一路攻向要塞化的卡西诺镇，另一路攻打修道院山。这一计划的思路是扫清两地间的道路瓶颈，以联系南面的火车站，再向利里河谷前进。 英军第78步兵师在2月底已经抵达，归新西兰军指挥，他们将在双重攻势后于卡西诺的下游横渡拉皮多河，并开始向罗马推进。
没有任何盟军指挥官满意这一计划，但他们希望在战役前以重型轰炸机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轰炸会大显神威。轰炸行动要求连续3个整天的晴朗天气，为了等待合适的预期天气，攻势被连续推迟了21天。在此期间，盟军部队不得不在潮湿寒冷的阵地中等待。指挥新西兰第2师的基彭伯格少将被反步兵地雷所伤，失去双脚，被迫离开前线，使得事态变得更加糟糕。基彭伯格的指挥职务由格雷厄姆·帕金森准将接替。在安齐澳，德国的一次反击因失败而被取消。
战役
第3次战役开始于3月15日。此前盟军以750吨1,000磅延迟引信炸弹轰炸了前线[44]。早上8时30分新西兰人展开了攻势，跟随由746门大炮发射的徐进弹幕射击前进，攻势维持了3个半小时[44]。这场攻势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利用轰炸造成的瘫痪效果。盟军的轰炸很是分散，仅有50%的炸弹落在目标一英里内，落在目标点1,000码内的炸弹更是只有总数的8%；然而轰炸和炮击还是成功消灭了镇中300名伞兵中的半数。守军的集结快过预期，而盟军装甲部队却被弹坑所阻；尽管如此，新西兰军仍然取得了成功，距胜利近在咫尺。然而左翼的后续攻击错过了良机，守军已重新组织；更严重的是，和天气预报结果相反，前线再次下起了暴雨。激流的雨水淹没了炸弹坑，将废墟变成沼泽；无线电发报机在不断浸泡下无法运作，通讯因此中断。黑暗的雨云遮住了月光，阻碍在废墟中清理道路的任务。在右翼，新西兰军已占领城堡山和第165点，按照计划，由亚历山大·加洛韦少将指挥的印度第4步兵师之单位已通过该处攻击236点，并进至435点：刽子手山（Hangman's Hill）。战斗过程出现了一些混乱，第9廓尔喀步枪营第1连的1个排沿一条可绕过236点的路线占领了435点，而第6拉杰普塔纳步枪营第1连对236点的攻击却被击退了。
截至3月17日结束，廓尔喀人有一个营的兵力控制了刽子手山（435点），距修道院仅有250码（230米） 。他们的供应线仍被在236点和城镇北部的德军控制。城镇内的战斗仍异常激烈，但新西兰军和装甲部队已经通过了瓶颈，并占领了车站。不过，德军仍然能够援助镇中的部队，并将狙击手送至镇中原本已被清除的区域[45]。
3月19日，是计划中对卡西诺镇及修道院实施决定性打击的日子。计划中包括由第20装甲旅的坦克实施的一场突袭，坦克从凯洛山沿着工兵部队摸黑修复的道路推进，向阿尔巴内塔农场发起攻势，并从那里向修道院推进。然而，第1空降师从城堡山（Castle Hill）上的修道院发起出人意料的猛烈反击，导致盟军已不可能自城堡山和刽子手山向卡西诺山修道院发起任何进攻。第20装甲旅的坦克缺乏步兵支援，到午后已被全数击毁[46]。卡西诺镇的进攻部队几乎没有取得进展，整体主动权落入德军手中。德军阵地在城堡山附近，镇守通往修道院山的门户，令盟军初步的成功无法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3月20日，弗赖伯格将第78步兵师的单位投入战斗，首先是为了增加镇中驻军数量，保护已被清理的地区不被德军再次渗透；其次是增援城堡山的盟军，让部队可以转为封锁城堡山和第175点和第165点之间的两条道路，以阻止德军继续使用这2条路线增援镇中的部队。[47]3月21日严峻的战斗仍在持续，盟军指挥官认为他们已到了成功的边缘。然而守军坚定不移，盟军预期能封锁德军增援路线的445点攻势惜败于德军，在市内盟军只能逐间房推进。
3月23日，亚历山大会见了他的指挥官们。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取胜的可行性方案，但众人皆知新西兰和印度师已筋疲力尽。 弗赖伯格认定已无法推进，便他取消了攻击[48]。虽然第1空降师损失惨重，但仍然守住了阵地。
总结
接下来的3天盟军稳定了战线，撤出坚守刽子手山的廓尔喀孤军，以及孤守第202点的一支来自新西兰第24步兵团的支队。盟军改组了前线配置，撤下筋疲力尽的第4印度师及新西兰第2师，山上的部队由英军第78师接替，镇内由英军第1禁卫旅驻扎。[49]新西兰师指挥部在3月26日解散，部队改由英军第13军指挥。在卡西诺山奋战期间，第4印度师损失了3千人，而新西兰师已有1,600人阵亡、失踪和受伤[50]。
第四次战役
亚历山大的战略
亚历山大在意大利的战略是“...迫使敌人在（诺曼底）登陆实施时，在意大利投入尽可能多的师团”[52]。当时的情况使他拥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一次大规模攻势，以实现这一目标。他的计划是从亚得里亚海调动由奥利弗·利斯中将指挥的英国第8军团的大部分，横过意大利山脊与美国第5军团会师，攻击卡西诺至海边30公里的战线。第5军团（美国第2军和法国远征军）将在左翼，而第8军团（英国第13军和波兰第2军）在右翼。随着春天到来，地面状况得到改善，盟军可以有效部署大规模编队和装甲部队。
计划及准备
依据“皇冠行动”计划，左翼的美国第2军在海岸沿7号公路向罗马进攻。右翼的法军将由加里利亚诺河对岸英军第10军在1月时的第1次战役建立的桥头堡进攻，向沿海平原和利里河谷之间的障碍——奥伦奇山脉进发。英国第13军在中心右前方向利里河谷进击。右边由瓦迪斯瓦夫·安德斯中将指挥波兰第2军（第3和第5师），4月24日在卡西诺山区背后与第78师换班。波兰第2军将尝试印度第4师在2月失败的任务：孤立修道院，由修道院背后进入利里河谷与第13军会师，以夹击卡西诺的防线。人们希望这支比此前的印度第4师规模更大的部队可以饱和德军防守，使德军无法互相支援。好转的天气、地面情况和补给供应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波兰和英国部队的夹击是全面成功的关键。加拿大第1军将作为预备队以进一步打开突破口。一旦德国第10军团被打败，美国第6军将从安齐奥滩头阵地突破，以在阿尔班山切断德军的退路。
这样大规模的部队调动需要花两个月的时间执行。他们必须以小规模的单位调动，以保持行动的秘密和突然性。美军第36师被要求进行两栖突击训练；盟军特意制作了道路上的路标和虚假的无线电讯息，以给人一种即将在罗马北部两栖登陆的印象。盟军计划利用这一假象将德军预备队限制在远离古斯塔夫防线的后方。盟军向前沿地区运送部队仍局限在晚间行动，而正从亚得里亚海调来的装甲部队需留下假坦克和车辆，令撤离地区在敌人的空中侦察中保持不变。欺骗计划取得了成功：到了最后一次卡西诺战役的第2天，阿尔贝特·凯塞林估计盟军正以6个师面对他在卡西诺的4个师。事实上，盟军有13个师。
战况
对卡西诺的第1次攻击发生在5月11日至5月12日期间。战斗在11日晚上11时以一次大规模炮击拉开序幕。第8军团战线的1,060门火炮及第5军团战线的600门火炮投入了战斗，由英军、美军、波兰军、新西兰军、南非军和法军共同实施炮击。一个半小时后，4个方向的进攻全面展开。到了第2天白天，美国第2军一直没有取得进展，但同属第5军团的法国远征军实现了既定目标，并在奥伦奇山向其右边的第8军团伸展，横扫两个军团之间的所有德军阵地。在第8军团方面，第13军的2个师（英军第4步兵师和印度第8师）遭到了强烈抵抗，仍成功渡过了加里利亚诺河。至关重要的是，达德利·罗素的印度第8师工兵在早上已成功地在河上架桥，加拿大第1装甲旅得以渡河并提供其至关重要的装甲部队支援，以击退不可避免的德军坦克反击。此前的第1次战役和第2次战役中，美军和新西兰军的经历已证明装甲部队在此次战役中的不可或缺。
在卡西诺山区，波兰步兵攻下了蛇头岭的593点（加尔瓦略山），旋即被德国伞兵重新夺回[53]。在3天的攻击中，波兰军和德军的反复攻击令双方损失惨重。波兰第2军在攻击德国第4伞兵团时损失了281名军官和3,503名其他军衔的士兵，攻击不得不停止[54]。路德维希·海尔曼上校指挥的800名德国守军成功抵御了两个师的攻势[55]。5月12日清晨，波兰步兵师遭遇了“令人绝望的迫击炮、火炮和轻武器火力，把先锋的几个营打光了”[56]。
截至5月12日下午，尽管遭到越来越多的疯狂反击，拉皮多河的桥头堡不断扩展，而沿海和山区的消耗战持续。到5月13日压力开始舒缓。德军的右翼开始被第5军团进占。法军已占领马约山，从这一位置掩护第8军团的物资补给线。而凯塞林已在第8军团的对面投入所有预备队，以便争取时间退守至后方约13公里处的第2条防线：希特勒防线。5月14日，法军的摩洛哥古梅尔人部队步行穿过未设防的与利里河谷平行的高山，从德军认为无法通过的地形成功包抄德国守军，并支援在河谷的英国第13军。
在1943年，古梅尔人部队是由4组摩洛哥塔博尔组成的殖民军队，每组有3个松散的塔博尔（大致相当于1个营），专门从事山地战。阿尔方斯·朱安将军的法国远征军包括由奥古斯丁·纪尧姆将军指挥的摩洛哥塔博尔司令部（包括第1、第3和第4塔博尔）[57]总共有7,800名战斗人员，[58]大致等同于一个步兵师的力量。远征军还有4个较传统的师：摩洛哥第2步兵师、阿尔及利亚第3步兵师、摩洛哥第4山地师和自由法军第1师。
5月15日，英军第78师穿过桥头堡部队，从后备军加入第13军战线，执行转向行动以从利里河谷孤立卡西诺。
5月17日，波兰第2军再次向山上展开攻击。德军自碉堡般的阵地投射持续的火炮与迫击炮火力，而波兰军队几乎没有自然掩体。战斗残酷异常，时有近身肉搏。由于盟军在利里河谷的攻势威胁到德军的补给线，德军决定从卡西诺高地撤退并据守希特勒防线阵地[59]。到5月18日凌晨，第78师和波兰军在卡西诺镇以西3公里的利里河谷会师。卡西诺高地上，波兰军第2次攻势的幸存者遭到惨痛的打击，以至于“费了一番工夫才找到有足够的勇气攀登顶峰前最后数百码的人”"[60]。
5月18日清晨，波兰第12波多利亚骑兵团的一支侦察小队登上高地，并在修道院废墟上升起了波兰国旗[59]。修道院最后的守军是30名[59]未能转移的德军伤员。战后，波兰人在卡西诺山坡上修建了一座波兰公墓。
后续
希特勒防线
希特勒防线由于希特勒本人的坚持已改名为森格尔防线，以减小防线一旦被突破时造成的负面影响。英国第8军团沿利里河谷向防线进军，美国第5军团在海岸发起攻击。一场紧随卡西诺战役发动的攻势宣告失败，使得第8军团决定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组织。军团耗费了数天时间使2万辆车辆和2千辆坦克通过已被突破的古斯塔夫防线。对森格尔防线的第2次攻击在5月23日开始，以波兰军为右翼，新近从第8军团的预备队抽出的加拿大第1步兵师为中路，进攻由可怕的第1伞兵师防守的皮耶迪蒙特。5月24日，加拿大军突破了防线，加拿大第5（装甲）师通过突破口涌入。 5月25日，波兰军攻占皮耶迪蒙特，标志着森格尔防线崩溃，盟军向北进攻及越过罗马的道路被打通。
安济奥突围
当加拿大人和波兰人在5月23日发动攻击时，已替代约翰·P.卢卡斯中将指挥美国第6军的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将军，在安齐奥的桥头堡使用7个师中之5个（3个美军师和两个英军师），发动了双管齐下的进攻。面对这一情况的德国第14军没有任何装甲师，因为凯塞林把他的装甲部队南调，以帮助德国第10军团在卡西诺的行动。唯一的装甲师：第26装甲师正从罗马以北调来。此前它被留在罗马北部应付盟军伪造的登陆，因此无法进行战斗。
克拉克攻占罗马但未能包围德国第10军团
5月25日，德国第10军团全面撤退，卢西恩·特拉斯科特的美国第6军按计划向东进攻以切断其去路。预计到了第2天，第6军会截断撤退路线，包围第10军团与凯塞林所有的预备队。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此时马克·克拉克将军却命令特拉斯科特改变进攻路线：第6军原计划沿6号公路向东北方的瓦尔蒙托内进攻，如今被要求向西北直扑罗马。克拉克做出如此决定的原因尚不明确，围绕这一问题有很多争论。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克拉克有野心想成为第1个抵达罗马的人；但也有人认为，他考虑给予他疲惫的部队必要的休整机会，但新的进攻方向要求他的部队正面进攻德军已有充分准备的凯撒防线。特拉斯科特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克拉克“害怕英国人正实施秘密计划，从而能够首先进入罗马”[61]。克拉克本人的作品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说法。然而，亚历山大在战役前已明确规定了军团进攻的界线，而罗马被分配给第5军团。第8军团多次被告知他们的任务是牵制德国第10军团，尽可能消灭他们、然后绕过罗马继续向北追击。事实上第8军团的确向北继续追击德国第10军团，在6周内向佩鲁贾方向追击大约360公里[62]。
当时，特拉斯科特感到震惊，后来写道：
“…我目瞪口呆。这绝不是向敌人依然强大的西北部推进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瓦尔蒙托内的缺口投入最大的力量，以确保全歼撤退的德军。在与马克·克拉克将军亲自讨论前，我不会服从这一命令。…[但是]他不在滩头，甚至无线电都没法联系上他。…这样的命令把滩头部队的主力从瓦尔蒙托内缺口调走，失去了击溃第10军团的机会。命令在26日正式生效”[61]。
他接着写道：
“在我脑海里毫无疑问的是，假如克拉克将军能忠实执行亚历山大将军的指示，假如他在5月26日没有把我的进攻方向改向西北，安齐奥的战略目标早就圆满完成了。为了先到达罗马而失去这一机会可以说得不偿失”[63]。
盟军的确失去了消灭德军的机会。德国第10军团的7个师[64]得以撤退到下一条防线：拉西米恩防线，在这里他们与第14军团会合，且战且退至佛罗伦斯北方巨大的哥德防线。
罗马在1944年6月4日解放，比诺曼底登陆仅仅早了两天。
战争荣誉
卡西诺战役中的单位被授予了一系列战斗荣誉。在第一次战役中参战的部分单位被授予卡西诺第一级战斗荣誉（Casino I）。此外，附属的战役荣誉被授与第一次战役中执行某些特定行动的单位。这些荣誉包括修道院山战斗荣誉、城堡山战斗荣誉和刽子手山战斗荣誉。[65]
参与第二次及之后战役的单位被授与卡西诺第二级战斗荣誉（Casino II）。[66]
参与战役的全体波兰官兵被授予卡西诺山纪念十字勋章。
遗产
疏散与修道院藏宝
古老的卡西诺山修道院是圣本笃最早制定西方修道运动准则的地方。1944年2月，修道院被盟军的轰炸和炮击彻底摧毁。[注 2]
在1943年秋季，也就是卡西诺战役开始的几个月前，“赫尔曼·戈林装甲师”的2名德国军官——马克西米利安·贝克尔（Maximilian Becker）上尉和尤利乌斯·施莱格尔（Julius Schlegel）中校——提出在战线接近之前把卡西诺的珍宝移送到梵蒂冈及圣座拥有的圣天使城堡。他们说服了教会当局，还说服自己的上级指挥官使用师团的卡车和燃料执行任务。两位军官必须找到足够的原料制造箱子，在部队中寻找木匠，还聘请本地劳动者(支付食品配给外加每天20支香烟)。此后他们开始了“针对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大规模疏散工作”，转移这一“无价”的宝藏[68]丰富的修道院档案馆、图书馆及画廊内包括“800份教宗文书、20,500卷旧图书馆藏书、60,000卷新图书馆藏书、500卷“摇篮本”、200份羊皮纸手稿、100,000份印刷品和单独的珍藏。”[69]第一批卡车是运载意大利古典图画的，在贝克尔和施莱格尔首次来到卡西诺不到一周就已准备好。[70]每辆卡车将护送宝藏的修士一同运到罗马；超过100辆卡车的车队就这样保护了修道院的修士团。[71]任务在1943年11月的头几天完成，“在3个星期内，于正在败退的战争中，在异国完成如此任务，可谓是巨大的成功。”[71]在大教堂中弥撒后，修道院长额我略·迪亚马雷正式将已签署的拉丁文羊皮纸卷轴交给保罗·康拉特将军、表彰尤利乌斯·施莱格尔中校和马克西米利安·贝克尔医学博士“挽救了卡西诺山修道院的修士和宝藏。”[72]
自卡西诺山转移的宝藏中包括提香的画作、以及一幅艾尔·葛雷柯和两幅戈雅作品。[73]
美国军事历史回顾
美国政府对于德军占领卡西诺的官方立场在经历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显著变化。1961年，首席军事史办公室删除了有关德军使用修道院“不可辩驳的证据”之记录。轰炸20周年时，美国国会在对该办公室的质询中指出，在轰炸前“修道院内除了一只小规模的军事警察支队外，实际上没有德国军队”。1969年美国陆军官方纪录最后一次修正了相关记述，并得出结论说“修道院实际上没有被德军占领”。[74]
摩洛哥人暴行
在战役后的第二天，法国远征军下属的法属摩洛哥古梅尔人部队被指控在周围的山间实施强奸和屠杀。其中的一些单位被指对该区域的意大利农村犯下暴行。[75]在意大利这些受害者被称为Marocchinate，意思是“被摩洛哥人施暴”。
战争公墓及纪念
在卡西诺的战斗停止后，位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立即设立了卡西诺山纪念十字勋章，以纪念波兰军占领战略重点。波兰歌曲作家费利克斯·科纳尔斯基参加了这里的战斗，此时了写出他的歌曲《卡西诺的红罂粟》。后来在卡西诺山上建起了波兰战争公墓，任何人从修复后的修道院都可以看到公墓。
在卡西诺西郊的共和联邦国殇纪念战争公墓是英军、新西兰军、加拿大军、印度军、廓尔喀军和南非军伤亡人员的最后安息之地。法军和意大利军的墓地在利里河谷的6号公路；美军阵亡人员安葬在内图诺的西西里-罗马美军公墓。德军的墓地位于卡西诺以北约为2英里(3公里)的拉皮多河谷。
1950年代，教宗援助委员会的一个下属机构用被摧毁的卡西诺修道院青铜大门被用于铸造“友爱灯”，并分发给当年交战双方的各国代表，以促成交战双方的和解。[76]
1999年，位于华沙的卡西诺战役纪念碑揭幕，其位置紧邻以波兰第二军司令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命名的街道。
2006年，罗马的一座盟军纪念碑揭幕，旨在纪念为解放该城市战斗和阵亡的盟军人员。[77]
《莱博维兹的赞歌》
美国作家小沃尔特·M·米勒是一位天主教徒，作为轰炸机机组成员参与了摧毁卡西诺山修道院的战役。如米勒所说，这场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并直接使他在十年后写出了科幻巨作《莱博维兹的赞歌》。该书描绘了未来核战争后修道院的生活，修道院的修士们毕生致力于延续残存的人类的知识，直到修道院外的世界足以再次迎接这些知识为止。[78][79]
佛伊泰克
在卡西诺作战的庞大军队中，最奇怪的成员可能是来自伊朗的一只名叫佛伊泰克的熊。佛伊泰克在波兰第2军的第22炮兵供应连中服役，在战役中运送炮弹。
相关条目
注释
- ^ 历史学家阿尔贝·辛普森（Albert Simpson）在1951年出版的陆军航空军官方历史中对于这一事件的描述[22]与Hapgood & Richardson根据对艾拉·伊克的录音采访做出的描述有所差异[21]。官方历史说，该飞行由1架Piper J3“小熊”双座轻型飞机在“不到200英尺”的高度进行；而在之后公布的记述中，飞行由1架斯廷森L-5“哨兵”联络机在1,200至1,500英尺高进行，将军们的飞机由上方300米飞行的3架战斗轰炸机护航。J-3与L-5之间的混淆很容易理解，因为两种机型非常类似。两种记录给出了不同的高度，可能原因是一个记录了离修道院的高度，另一个则记载了到谷底的高度。
- ^ 这不是卡西诺山修道院数百年历史上第一次遇毁：577年到589年之间卡西诺被伦巴底人摧毁；883年撒拉森人再度毁灭修道院；之后的1349年，修道院毁于地震。[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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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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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 SMU's Frank J. Davis World War II Photographs（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contain 95 images of Italy（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including 28 photographs taken just after the Italian battle of Cassino
- Illustrated article on the Battle of Monte Cassino at Battlefields Europe
- Richard Hartinger's Monte Cassino Foundation
- Masters of Monte Cassino（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he Polish II Corps' battle for the monastery
- Google Videos. The Battle For Monte Cass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