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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鴉片史

中國鴉片史主要記述鴉片在中國範圍內從初引進、傳播、盛行到禁止的整個歷史進程。這段歷史包含了早期鴉片作為藥用引入在中國境內流行，到明清時期被認識為一種能致人成癮，使人渙散的邪物，在政府利益和社會環境健康的權衡中歷經兩次鴉片戰爭，直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大陸、港澳台等地區紛紛立法禁止和肅清。

中國鴉片進口量，1650-1880

概述

鴉片在中國的歷史，有研究認為起源於7世紀鴉片在醫學領域的使用。到了17世紀，吸食大煙（含有鴉片的煙草）的潮流從東南亞傳播到中國，使國內人們對於鴉片的需求日益見長[1]

1729年，清朝政府頒佈了第一個反鴉片法令[2][3]，當時每年約有200箱鴉片進口到中國[1]。自鴉片傳入中國以後，鴉片的進口量隨年逐升。1799年中國當局以更加嚴厲的條件重新頒佈禁令[4]時，鴉片的年進口量已達4,500箱[1]。隨着19世紀30年代十年間的貿易增速，到1838年，鴉片年進口量攀升至40,000箱[5]。之後1842年的《南京條約》，隨着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而告結束。其後鴉片輸入實際上處於「默許」的走私狀態中。直至1858年的上海稅則談判，中英終於達成協議，實現了鴉片貿易合法化。1858年，鴉片在中國每年的進口量已經達到70,000箱（約4,480長噸（4,550公噸）），幾乎與2000年全球鴉片產量持平[6]。

在19世紀晚期，中國國內在林則徐及李鴻章推廣自產罌粟花的政策下種植面積超過180萬公頃，佔世界鴉片總種植面積67%,成為全球最大鴉片出口國,清政府官方統計不含走私數量1860年出口主要國家英國7000公噸、美國1500公噸、法國1000公噸、荷蘭500公噸、俄羅斯300公噸、日本250公噸。到20世紀政府開始抑制國內的鴉片產量，英國與中國簽訂了減少鴉片貿易的條約。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使得鴉片貿易在中國重新變得活躍，並重新成為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在1949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階段嚴厲禁止了非藥用鴉片的使用。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21次政務會議通過並發佈了《政務院關於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要求各級人民政府設立禁煙禁毒委員會，嚴厲禁種罌粟。1952年11月底結束後，中國成功地在全國範圍內基本禁絕了為患百餘年的鴉片，創造了舉世公認的奇蹟。並且在50-70年代期間一直是實際上的「無毒國」（雖然在中國一直種植有少數罌粟作為藥用原材料和研究用途，但整個過程受到嚴厲管制）當時的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亦抑制了鴉片的流通[7][8]，

早期歷史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鴉片在公元7世紀，也就是唐朝時第一次由阿拉伯商人引進中國[9][10][11]，當時被中國人稱之為「阿芙蓉」[12]。但是這種說法有所爭論，更早的記錄顯示，公元1世紀時就有鴉片以止痛藥的身份進入中國地域[12]。當時記載宋朝詩人蘇軾在其詩中描述了鴉片的醫藥用途：「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罌粟[A]湯。」[13]

 
明光宗皇帝

鴉片最初由醫學家用來控制體液，保存氣或生命力，在明代（1368年-1644年），徐伯齡在15世紀中葉的《蟫精雋》上記載了鴉片除了能治療腹瀉，還有春藥的作用：

主興助陽事，壯精益元氣。方士房中御女之術，多用之。又能治逺年乆痢，虛損元氣者，徃徃服不三數分。多服，能發人疔腫、癰疽、惡瘡，並一應熱疾。……其價與黃金等[13]

明朝的統治者通過天朝冊封體制來獲得鴉片，當時鴉片被叫做烏香（黑香料）。明朝《大明會典》記錄了暹羅王國向明朝皇帝進貢的重達100公斤（220英磅）烏香禮物，其中還包括乳香、西瓜、胡椒、象牙、犀牛角和孔雀羽毛。

鴉片一直被視作一種中草藥，直到1639年，鴉片才被列為非法商品[14]。

鴉片貿易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鴉片儲存庫

16世紀，葡萄牙人發現了鴉片在中國市場的潛在價值，利用他們橫跨亞洲的工廠資源去贊助廣州商人，以滿足鴉片的藥用和娛樂需求。1729年，雍正帝開始禁止清朝的鴉片風潮。在布克薩爾戰役之後，東印度公司（EIC）獲得了稅收控制權，並壟斷了莫臥爾帝國在孟加拉地區的鴉片市場。可是之後的英法北美戰爭和英國市場對中國茶葉的極度需求，使得東印度公司負債高達28,000,000美元，這筆賬需要用白銀兌付[15][16]。為了轉虧為盈，東印度公司除納稅之外也開始在加爾各答拍賣鴉片。考慮中國法律不允許鴉片進口，東印度公司便計劃一邊順從中國的法律市場，一邊利用其非法市場。英國商人在廣州明面上進行茶葉交易，暗地裏在加爾各答販賣鴉片來彌補公司的債務虧損。在那裏，鴉片會在英國船隻的掩護下進口中國，然後由當地的商人走私入境。據19世紀漢學家Edward Parker的說法，從印度走私到中國的鴉片分為四種：公班土、白土、金花土和小公班[17]。1833年7月在內伶仃島靠岸的赫拉克勒斯（英語：Hercules (1814 ship)）號上的貨物被按照產地醒目的標註了「新」、「舊」公班土，「新」、「舊」貝納雷斯以及白土以示區分。會計還規定了每種類型的箱子數量，以及每箱的價格。「箱」（chests）[B]包含起源於印度孟加拉邦和馬德拉斯管轄區的小鴉片球。

1729年，清政府發佈了中國第一挑反煙令，規定「凡興販鴉片煙者，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2][3][18][19]

1797年，東印度公司廢除了孟加拉代理一職，強制農民同英國商人進行毒品交易，並加強了它對鴉片貿易的管理。英國對中國出口鴉片的數量也從1730年的15,000公斤漲到1773年的76,000公斤[20]。1799年，兩廣總督覺羅吉慶時下令禁止鴉片的運輸和銷售[4][21]。到了1804年，東印度公司扭轉了與中國的貿易虧損，並且在1806至1809年間獲利約七百萬銀幣。與此同時，美國開始加入鴉片市場，隨之而來的還有質量較次的土耳其鴉片；到了1810年，美國已在廣州有約10%的鴉片市場[16]。

同年，嘉慶帝還下了另一道聖旨：

「鴉片煙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驟長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賊身命，大為風俗人心之害，本干例禁，該犯楊姓膽敢攜帶進城，實屬藐法，著即交刑部嚴審辦理。惟此項鴉片，近聞購食者頗多，奸商牟利販賣，接踵而來。崇文門專管稅務，僅於所屬口岸地方稽察，恐尚未能周到，仍著步軍統領、五城御史於各門禁嚴密訪查，一有緝獲，即當按律懲治，並將其煙物毀棄。至閩粵出產之地，並著該督撫關差查禁，斷其來源。毋得視為具文，任其偷漏。」[22]

聖旨的作用非常有限，遠在北京的清政府並不能阻止位於中國南部諸省的鴉片走私。到了19世紀20年代的時候，中國每年進口孟加拉鴉片約910噸。[23]

被販運到中國的鴉片由東印度公司在巴特那和貝納雷斯的兩家工廠加工。1920年左右，來自印度的摩臘婆鴉片進入了市場，由於市場需求持續上升，鴉片價格與其產量也開始持續上漲。[24]

由於同外國企業的非法貿易導致銀幣的流失，以及1838年中國吸毒者的數量從原先的約400萬增長到了1200萬[25]，道光皇帝開始採取行動，他將主張抵制鴉片一派的首領林則徐派往廣州。林則徐迅速壓制了在中國境內的非法鴉片貿易，逮捕鴉片販子，並要求那些外國公司無償上交其股份。對於貿易公司的反抗，林則徐直接封鎖一切交易，並將那些國外商人圍堵在各自的工廠內，最終強制要求他們上交所有鴉片。在接下來23天的時間裏，林則徐銷毀了多達1,016噸的鴉片。

第一次鴉片戰爭

 
一個第一次鴉片戰爭的雕像

因為大量的進口鴉片在虎門銷煙中被摧毀，英國商人要求英國政府補償他們的損失，然而英國當局認為損失應該由中方償還。英國政府在1842年的《南京條約》中不僅要求擴大鴉片貿易，同時也要求中國割讓香港領土，降低關稅，給予英國最惠國待遇，並允許他們設立外交代表。此外，《南京條約》中英方要求清政府為虎門銷煙中被銷毀的鴉片賠償三百萬美元。

太平天國之亂

太平天國在當時反對吸食鴉片[26]。西方勢力擔心太平天國的勢力擴張會大幅度影響鴉片貿易的股市，所以最後選擇幫助清政府平定內亂。

第二次鴉片戰爭

 
英國的一副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宣傳畫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後，英國原以為憑藉《南京條約》可以迅速打開中國市場，獲取巨額利潤。然而，中國當時「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得英國出口到中國的貨物常常滯銷，造成了英國長期處在與中國巨大的貿易逆差之中。此外，英國還須巨額斥資管理其海外殖民地。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決定擴張其在中國的鴉片貿易來彌補這一財政虧空，改變其被動的貿易地位[27]。於是，在1856年10月8日發生的「亞羅號事件」最終成為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索。「亞羅」號是中國人建造的一艘船，其非法弄到了一張港英執照，並僱用了一名叫亞羅的外國人在船上工作，該船便稱為「亞羅」號。該船僱用的水手中隱藏着海盜，憑藉港英執照作掩護，從事鴉片走私和搶劫等活動。然而，當亞羅號事件發生時，該船的香港執照早已過期。在10月8日，清政府以搶劫和走私的罪名逮捕了「亞羅」號上的水手。然而，英國駐香港總督巴夏禮向在向英國的報告中稱中國水師在該船捕人時，曾扯落船上的英國國旗，有損英國的權利和榮譽，要求廣州當局賠禮道歉、釋放人犯。然而，時任兩廣總督葉名琛對英態度強硬，拒絕賠償、道歉。此舉令英國方面極為不滿，於是10月23日，英國海軍向虎門口開進，揭開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序幕。這場戰爭最終以清政府的全面潰敗告終。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洗劫並火燒了圓明園。同年，清政府與英國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標誌着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束[28]。在新簽訂的《天津條約》中，清政府額外開放了五個通商口岸，並且首次允許外國商人與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經商與傳教。

鴉片戰爭的影響

美國、法國在英國之後也與中國簽訂了所謂的「不平等條約」。鴉片戰爭也被中國許多歷史學家認定為「百年國恥」的開端。

此時英國的鴉片貿易面臨着後來成為英國首相的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的強烈敵意[29]。作為時任議會議員，格萊斯頓非常反對鴉片戰爭，並稱中國與英屬印度之間的鴉片貿易是「最臭名昭著，最殘暴」的[30][31]。他抨擊這場戰爭為「巴麥尊的鴉片戰爭」，是「一場非正義的戰爭，一場策劃更加精細的戰爭，給這個國家蒙上了永遠的恥辱」[32][33]。1840年5月，他表示「因我們對中國的罪孽，（我）非常害怕上帝對英國的審判」[34]。格萊斯頓對鴉片的敵意源於鴉片對他的妹妹海倫的影響[35]。

清朝晚期

 
約1858年中國的鴉片吸煙者

按照我們所追求的政策，我們英國人對中國每一塊土地都負有道德責任，這些土地已經從糧食種植中撤出，專門用於罌粟種植；因此，中國鴉片增長的事實只會增加我們的責任感。[36]

——1884年，上訴法院法官弗萊

自太平天國之亂結束以後，鴉片在清朝的經濟中逐漸扮演起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於鴉片相比於同等價值的銅幣要輕上很多，商人在雲南、四川等鴉片受眾較廣的地方把它們當作錢來進行交易。人們發現罌粟幾乎可以在任何環境條件下進行種植，於是種植罌粟的風氣迅速在民間蔓延開來，同時地方官員們也意識到，即使當別的農作物不景氣的時候，種植罌粟也能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利益。在那個時期，政府一直在反對種植罌粟，但是地方官員因收到了高額的賄賂和想要避免與依賴於罌粟種植的農民們起衝突，在壓迫罌粟種植的數量上並沒有太大的作為。眾多因素之下，原先遭到政府抵制的鴉片在1880年代地位逐漸變得跟茶葉和稻米的地位一樣，並且鴉片的種植也成為了政府官員們極大的稅收來源之一。

 
中國鴉片館（英語：Opium den），大約1896年
 
鴉片吸食者，賴阿芳攝於約1880年

歷史學家史景遷指出，鴉片雖然會對人造成很大的危害，但在經濟停滯不前的情況下，鴉片提供了流動資本並且創造了新的稅收來源。許多不論是富貴貧賤的人都依靠着鴉片生意謀生。在清朝的最後十年裏，鴉片帶來的危害喚醒了人們的良知，大多數人為了抵制鴉片而選擇放棄了利益。[37]

 
中國鴉片種植區，1908年

自1901年以後，清政府發起了新的一輪抵制鴉片的運動，然而此時的反對勢力已然不是英國，而是那些經濟意義上或是精神意義上賴以鴉片生存的國民[38]。雖然面對的是對禁鴉片愈發有異議的國民們，但是清政府依舊堅持推行全國性抵制鴉片運動，並與此同時倡導與國際反鴉片組織積極合作。在1902年的《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簽署後，進口關稅添加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但條約同時聲明了「英方無意干涉中國對本地鴉片徵稅的權利」，因此印度鴉片並沒有受到該條約的影響[39]。

1907年，英國與中國簽署了一項條約。英國同意在未來十年裏逐漸廢止對中國的鴉片出口，與此同時中國也同意在此期間根除國內的鴉片產業。國內外的大力合作被證明是有效的，但在辛亥革命發生後，清政府被推翻，英國覺得已經沒有義務繼續再幫助中國解決鴉片問題，地方及省會官員也不再參與反鴉片運動，繼續擴展鴉片生意作為稅收來源之一。[40]

 
鴉片吸食者在北京的非法鴉片館（1932年）

在北部的寧夏省和綏遠省，蒙藏委員會會長馬福祥雖然表面上禁止鴉片相關的商業活動，但在暗地裏協助鴉片毒品交易用來補貼軍費開支[41][42]。1923年，馬福祥被一位中國銀行的包頭官吏發現了他暗地裏一直在利用中國銀行的一個分支銀行將銀幣送往包頭來贊助鴉片貿易[43]。

中華民國時期

主條目：特貨

從1940年開始往後的一段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解決金融危機開始在陝甘寧邊區進行鴉片種植，並將成品賣給當時被日本軍佔領、中國國民黨佔領的省區[44]。

由於中國共產黨公開宣稱禁止吸食鴉片，故在其內部資料中，一般以「特貨」、「特產」、「土產」、「土貨」、「土特產」、「肥皂」為等代稱鴉片[45]，偶爾會因審核不嚴出現「鴉片」字樣。一般可以根據代稱貨物的體積、價值、運輸方式判斷「土特產」、「特產」、「肥皂」是否為「特貨」 [46]。

從中國工農紅軍時期開始，中國共產黨在部分蘇區開始收鴉片稅，零星開始鴉片貿易。到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由中共官方主導鴉片種植與鴉片貿易，解決財政危機。國共內戰時期，鴉片已經作為重要經費來源[47][48]。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南京工委在汪精衛政權統治的南京發起清毒運動。

中共建政至改革開放

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初期通過英屬香港向世界出售鴉片與鴉片製品，獲得外匯。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全面禁毒後，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國營農場以「藥用」為名種植罌粟，估計直到1980年代初終止大面積種植[49]，中國藥用罌粟集中到甘肅省農墾集團公司種植[50][51]。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禁毒運動也取得了巨大勝利。短短的兩三年時間，新中國就基本禁絕了為患百餘年的鴉片，創造了舉世公認的奇蹟。也是目前新中國人權發展的最偉大的成就之一。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就下定決心以最快的速度剷除為禍我國百餘年的鴉片毒品，所採取的主要措施就是發動人民的力量。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21次政務會議通過並發佈了《政務院關於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

  • 四、從本禁令頒佈之日起，全國各地不許再有販運製造及售賣煙土毒品情事，犯者不論何人，除沒收其煙土毒品外，還須從嚴治罪。
  • 五、散存於民間之煙土毒品，應限期令其繳出，我人民政府爲照顧其生活待分別酌予補償。如逾期不繳出者，除査出沒收外，並應按其情節嚴重分別治罪。
  • 六、吸食煙毒的人民限期登記(城市向公安局，鄕村向人民政府登記)，並定期戒絕。隱不登記者，逾期而猶未戒除者査出後予以處罰。
  • 七、各級人民政府衛生機關，應配製戒煙藥品，及宣傳戒煙戒毒藥方，對貧苦癮民得免費或減價醫治。煙毒較盛的城市，得設戒煙所，戒煙戒毒藥品的供應，應由衛生機關統一掌握。嚴防隱蔽形式的煙毒代用品。

政務院禁毒通令發佈後，各級人民政府立即行動，紛紛成立禁煙禁毒委員會，在各地進行轟轟烈烈的禁毒工作。在具體查辦毒品的時候，新中國廣泛動員群眾。當時非常重視販毒人員的檢舉揭發工作。針對毒品的種、運、制、販、吸等環節的實際情況，人民政府及公安機關採取「力勸兩頭，斷斬中間」的策略，即規勸吸毒者不吸、種者不種（包括強制剷除），重點卡斷流通環節，着重打擊製毒販毒。此法在當時被稱為「攔腰一棍」，使得種罌粟的不易賣出，吸食者也不易買到，除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內地偏僻山區尚有零星種植罌粟外，全國大部分地區先後實現了禁種。

經過這一時期的嚴厲打擊，到1952年禁煙禁毒運動第二期戰役前，東北、華北、華東、西北四個地區共繳獲毒品（折合鴉片）約24473308兩，迫使大量公開的販毒分子洗手不干，少數冥頑不化者轉入地下，公開的煙館在全國已經絕跡。但是，由於巨大的毒品地下市場依然存在，不法之徒為牟取暴利更鋌而走險；產地禁種使得存貨「浮出水面」及境外貨走私入境，所以禁毒鬥爭的形勢依然嚴峻。 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肅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21日，政務院發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為查禁鴉片煙毒的通令》，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關於開展全國規模的禁毒運動的報告》。在《指示中》，確立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原則。

  • 四、對於運動中被揭發或自動坦白的毒犯，在處理上應採取嚴厲懲辦與改造教育相結合的方針，打擊懲辦少數，教育改造多數，即：製造者、集體大量販賣者從嚴，個別少量販賣者從寬；主犯從嚴，從犯從寬，慣犯從嚴，偶犯從 寬；拒不坦白者從嚴，徹底坦白者從寬；今後從嚴，過去從寬。打擊的重點放在集體大量的製毒、販毒犯與嚴重違法的工作人員。對情節不是特別嚴重，只要徹底坦白，真誠悔過，檢舉立功者，可減輕或免予處分。對於單純吸食毒品者，不應作為這次運動的鬥爭對象。因為吸食毒品的人，數量更大，不可能在這次運動中完全戒 絕，也不應該把他們同製毒、販毒犯同等看待。而且只要能夠做到根絕製毒、販毒的現象，則吸毒的現象，將會逐漸消滅。
  • 五、關於種毒問題，目前主要發生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應在今後工作中逐步解決。內地的種毒問題，必須檢查禁止，在這次反毒運動中，如不能同時解決，則可在運動結束後，另行處理。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06,第134頁 一般來說，只要有檢舉立功表現的販毒人員就不再追究刑事責任，而如果死硬到底則要受到嚴懲。於是在這種形勢下，絕大多數毒販一落網就積極檢舉，公安部門順藤摸瓜，毒品交易網絡便頃刻土崩瓦解。

196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頒佈《中央關於嚴禁鴉片、嗎啡毒害的通知》，《通知》規定嚴懲私藏毒品、吸食毒品、種植罌粟、私設地下煙館和販賣毒品等犯罪行為；規定對吸毒犯應強制戒毒，對已吸食鴉片或打嗎啡針等毒品成癮者，必須指定專門機構嚴加管制，在群眾監督下，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限期強制戒除，在吸毒嚴重的地區可以集中戒除；規定凡自己吸食毒品，但自動交出毒品並坦白交代其犯罪行為者，可從寬處理。

至此，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新中國近三十年享有「無毒國」狀態。

1973年1月13日，國務院又頒發了《關於嚴禁私種罌粟和販賣、吸食鴉片等毒品的通知》。該通知重申1950年《關於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特別是提到了境外不法分子組織鴉片走私販運又有抬頭趨勢，該通知要求：

　一九五０年二月二十四日，前政務院發佈《關於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查禁鴉片煙毒的鬥爭，成效卓著，僅用三年左右時間，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煙毒流害就基本禁絕。但是，近些年來，由於國內外種種原因，在少數邊境地區和一些歷史上煙毒流行的地方，私種罌粟，製造、販賣和吸食鴉片等毒品的情況又不斷發生，特別是從國外走私販運的鴉片大量流入內地，情況日趨嚴重。為了保護人民健康，維護社會治安，保障四化建設，國務院重申：對於私種罌粟和吸食鴉片的，必須限期剷除和戒絕；對於製造、販賣、偷運鴉片和其他毒品的違法犯罪活動必須堅決打擊，依法嚴懲。

目前海洛英、冰毒、麻古等新一代毒品成為主流，鴉片已經基本在中國絕跡。

金三角地區

剩餘的鴉片生產，因為國民黨軍隊的潰逃和大陸嚴厲禁止，從中國邊境南部轉移到金三角地區[52]。殘餘的鴉片貿易主要服務於東南亞，但在越南戰爭期間蔓延到美國士兵中間，在1971年的達到巔峰，20％的士兵認為自己已經毒品上癮。[53]

另見

註釋

  1. ^ Yingsu (罂粟) refers to the poppy, Papaver somniferum, and was used an alternative name for opium.
  2. ^ A chest of opium contained approximately 100 "catties" or 1 "picul", with each catty weighing 1.33 lb (600 g), giving a total of ~140英磅（64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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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永远难忘的革命岁月. 延川文史资料第3辑. : 第99頁. 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戰，我們秘密經營大煙土。我黨是嚴禁吸毒的，經營煙土必須秘密進行。為了方便，我們不叫大煙土，而稱其為『土貨』或『特貨』；後來稱作『肥皂』，論條論塊；最後證實定名為『土產』。 
  46. ^ 内蒙古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 第46頁. 關於特貨問題「一種特殊貨幣的商品，大煙……也有將其稱之為特貨的」 
  47. ^ 山东解放区海关史料综览 第三卷. : 第1605頁. 特貨，即大煙（鴉片）、嗎啡等。 
  48. ^ 民主革命时期的镇原县边区政府. [2018年4月3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4-04）. 據《解放日報》報道，……三岔貿易支公司，當年輸入糧食1500石……特貨（大煙）1200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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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 Baumler, Alan. Modern China and Opium: A Rea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2015-03-22]. ISBN 978047206768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16） （英語）. Although many of the specific techniques they used we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Nationalists, the Communist anti-opium campaigns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context of the successful effort to use mass campaigns to bring all aspects of local life under control, and thus the Communists were considerably more successful than were the Nationalists. Opium and drug use would not be a problem again in China until the post-Mao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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