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幹校

五七幹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為了貫徹毛澤東《五·七指示》精神興辦的農場，是集中容納中國黨政機關幹部、科研文教部門的知識分子，對他們進行勞動改造、思想教育的場所。「幹校」是「幹部學校」的簡稱。

歷史

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後被稱為「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轉「五·七指示」時指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從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把辦軍隊式的「大學校」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聯繫起來，認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此時，他的思路已經向把幹部集中起來辦「大學校」轉變了。在這個「大學校」，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而且把生產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階級聯繫起來。但是，毛澤東的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農民、解放軍、學校都辦這種「大學校」的同時，提了一下幹部；具體怎麼辦，他還沒有考慮好。

建立

1968年5月，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借紀念《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在慶安縣柳河鎮辦了個有500名省直機關人員參加勞動鍛煉的農場。 同年10月5日，《人民日報》以《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經驗》為題，用一整版篇幅進行了報道，並在配發的編者按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該這樣做。」此後全國各地競相仿效。

中共中央及國務院等國家機關在河南等18個省、自治區建立了106所五七幹校，遣送安置了十萬多名下放幹部、三萬家屬和五千名知識青年（子女）。各省、市（地）、縣辦的五七幹校接受改造的學員多於十萬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人民日報》刊發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於是「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和專家教授。隨着他們的返城，五七幹校也漸趨衰落、冷清，但誰也不敢貿然撤銷五七幹校；仍有一批人滯留在此。大多數地方，則把五七幹校當作讓幹部輪流去勞動、學習一段時間的場所。當全國掀起「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評《水滸》運動」時，各地的五七幹校則成了辦應景學習班的場所，平時只有看守房舍和農具。

撤銷

1979年2月7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各地五七幹校陸續宣告正式撤銷。

內部生活

五七幹校一般選址在偏遠、貧窮的農村，去幹校的人被稱為「學員」。無論資歷深淺、品級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戰士」。他們中間有黨政機關幹部、大大小小的走資派、科技人員、大專院校教師、反動學術權威等，有的還拖家帶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給城裏或家鄉的親友代管。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國作協、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等單位，連老弱病殘除外的政策也被置於不顧，統統攆進幹校；年紀最長的有七十（俞平伯）、六十（冰心、陳伯翰等）以上的人，喪失勞動力的、體弱的、深度近視的人就更多了。他們被不分年齡、性別，統統按照軍隊編制，編到劃定的連、排、班去，由軍宣隊軍人或工宣隊師傅管理。他們被規定過軍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須整隊呼口號、唱毛語錄歌；要「早請示、晚匯報」，例行性地一日數次集體齊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甚至參加野營拉練。他們的學習內容是體力勞動：種田、挑糞、養豬、做飯、挑水、打井、蓋房等，要求自食其力。有的因不堪重負，被勞累折磨誘發的疾病致死。

在各單位群眾中派性鬥爭嚴重的情況下，五七幹校被當作迫害異己、懲治走資派和知識分子的場所。這裏也搞政治運動，如清查五一六等；同樣的激烈、揪心，人人自危。但總的說，前緊後松；1975年姚文元挨批評後，預感有不祥降臨時說：「虧我身體還好，擠擠公共汽車、到五七幹校勞動都還行」。

五七幹校既是牛棚的延伸，但火藥味比牛棚略淡一些。與文革初期的群眾性批鬥相比，到幹校相對是一種解脫，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雖然仍有批鬥等進行，但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多數不再是急風驟雨式的了。能成為「光榮的」五七戰士，已經屬於「候補被解放者」或「准被解放者」了，並非所有人都有這樣的資格。對那些轉到幹校來的右派而言，這裏的環境比他們過去的生活甚至還有所改善──這裏的生活條件和待遇並不算太惡劣，甚至勞動強度也略小些。

評價

《五七一工程紀要》稱為「變相失業」的場所。

外部連結

• 「五七幹校」是個什麼學校(中國共產黨新聞)（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黃慶雲【我的文化大革命】（全文閱讀）
•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文獻：國務院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