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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米特福德

南希·弗里曼-米特福德CBE（英語：Nancy Freeman-Mitford；1904年11月28日—1973年6月30日），又名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n 1]，英國小說家、傳記作家和記者，米特福德六姐妹之一，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倫敦名利場上「鍍金青年」的代表人物。她的作品多批判英國和法國上流社會紙醉金迷物慾橫流的生活，言辭犀利；她還以撰寫通俗歷史人物傳記而著稱。

南希·米特福德
出生南希·弗里曼-米特福德
(1904-11-28)1904年11月28日
英國倫敦
逝世1973年6月30日(1973歲—06—30)（68歲）
法國凡爾賽
職業小說家，傳記作家
代表作《逐愛》
《戀戀冬季》
《貴族義務》 (編著)
配偶彼得·羅德
（1933年結婚—1957年離婚）
親屬大衛·弗里曼-米特福德，雷德斯代爾男爵二世 （父親）

悉尼·鮑爾斯（母親）

米特福德家族

作為大衛·弗里曼-米特福德，雷德斯代爾男爵二世的長女，南希度過了一段優渥愉快的童年。在1931年出版第一部小說之前，她受過私立教育，接受過作家培訓，但沒有擊起什麼水花。她的兩部戰後半自傳小說《逐愛》 （1945）和《戀戀冬季》 （1949）奠定了她的文學聲譽。

南希與彼得·羅德(1933) 雙方對彼此的婚姻都不滿意，他們在長期分居後於1957年離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與自由法國軍官加斯頓·帕萊夫斯基相戀，帕萊夫斯基是她的一生所愛。戰後，南希在法國定居直到去世。在法國期間，她仍與在英國的朋友保持聯繫，信件往來，定期聚會。

20世紀50年代，南希提出了「U」（上流社會語）和「non-U」（非上流社會語）的概念，即從日常言語使用的詞語來識別一個人的社會身份及地位。這原本只是她的一個玩笑，但沒想到很多人都當真了，並把她當作禮儀教養的權威。

她的晚年苦樂參半。事業上，她撰寫的的龐巴度夫人、伏爾泰和路易十四的人物傳記取得巨大成功；然而，情感生活上，她與帕列夫斯基關係的最終破裂。60年代後期，她的健康狀況每日愈下，忍受了數年的病痛折磨後，於1973年去世。

家庭

 
「伯蒂」米特福德，雷德斯代爾男爵，繪製於1902年

米特福德家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諾曼時代，約翰·德·米特福德爵士在諾森伯蘭擁有一座米特福德城堡。14世紀末到15世紀初，約翰爵士擔任過幾個重要的公職，從此米特福德家族世代為官。[3]18世紀，威廉·米特福德 ( William Mitford ) 作為古典歷史學的領銜人，主要研究古希臘史。[4] [5]他的曾孫阿爾傑農·伯特倫·米特福德 ( Algernon Bertram Mitford ) 生於1837年，又稱「伯蒂」，是一名外交官和旅行家，1874至1880年間，在迪斯雷利二世的內閣部下工作。[6]1874年，他與艾爾利伯爵十世，大衛·奧格威的二女兒克萊門蒂娜結婚，該聯姻使米特福德家族開始結識英國的名門望族。[7]克萊門蒂娜的姐姐布蘭奇·奧格維嫁給了亨利·蒙塔古·霍齊爾爵士，霍齊爾爵士曾入伍為兵，後來經商。四個孩子中，克萊門汀（「克萊米」）在 1908 年嫁給了後來的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內莉則是嫁給了伯特倫·羅米利。 由於霍齊爾爵士和布蘭奇的私生活都很混亂，儘管名義上霍齊爾爵士是克萊米的父親，但歷史學家和家族都認為克萊米不是其親生女兒。[8]布蘭奇在克萊米出生前不久曾告訴她的朋友倫敦德里夫人，孩子的父親是她的妹夫伯蒂·米特福德，[9]但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克萊米的父親另有其人。[n 2]

伯蒂·米特福德有五個兒子和四個女兒。在他的堂兄去世後，他繼承了豐厚的財產，並辭去了在政府的公職。繼承的條件是改姓為「弗里曼-米特福德」。而後他重建了位於格洛斯特郡的家族鄉間別墅巴茨福德宅邸 。19世紀90年代，他曾短暫擔任保守黨議員。除此之外，他還沉迷於讀書、寫作和旅行。家族的貴族頭銜曾於1886年斷代，1902年他又重新被晉封為雷德斯代爾男爵一世。[11] [n 3]

米特福德家譜簡圖

 
該圖顯示了米特福德家族通過聯姻與其他家族的關係，其中包括羅素家族（貝德福德公爵），[14]丘吉爾家族（馬爾堡公爵），並通過亞歷山德拉公主與英國王室建立了聯繫。[15]黛博拉·米特福德嫁給了後來的德文郡公爵十一世，[16]安德魯·卡文迪什。

童年

親子關係

南希·米特福德的父親大衛·伯特倫·奧格威·弗里曼-米特福德生於 1878年3月13日，是伯蒂·米特福德的次子。大衛在錫蘭經營了幾年茶園，後參加了1899年至1902年的第二次布爾戰爭，不幸受了重傷。[17]1903年，他與托馬斯·吉布森·鮑爾斯的長女悉尼·鮑爾斯訂婚。悉尼是一名記者、編輯，同時是雜誌創辦人，其出版的刊物包括著名的《名利場》和《女士》。[18]他們於1904年2月16日結婚，之後住在倫敦西部格雷厄姆街租的房子裡。[19]鮑爾斯為他的女婿提供了一份工作，即《女士》雜誌的業務經理，然而大衛對閱讀興趣不大，對商業更是一無所知。南希·米特福德的傳記作者賽琳娜·黑斯廷斯提到，「一個不那麼令人愉快的職位……簡直無法想象。」 [20] 他在這個職位上待了 10 年。[21]大衛和悉尼的第一個孩子於1904年11月28日出生，他們原本給她取名為露比，但後來改變了主意，最終取名為南希。[22]

青春期

南希由保姆和女僕進行日常撫養和照顧。早些時候，悉尼認為不能對孩子發脾氣，也不應該糾正孩子的行為。這樣的育兒思想致使南希變得以自我為中心，任性妄為。黑斯廷斯寫道，她的青春期總是「咆哮，充斥着怒火」。[23]就在她三歲生日前夕，她的妹妹帕梅拉出生了，保姆對妹妹的悉心照料加劇了南希的怒火，因此在童年時期，她總是對妹妹發泄心中的不滿。[24]

1909年1月，弟弟湯姆出生，1910年6月，妹妹戴安娜出生。[24]1910年夏天，為了減輕保姆照料孩子的負擔，南希被送去了附近的弗朗西斯赫蘭德學校，這便是她接受的所有正規學校教育。同年秋天，全家搬到了肯辛頓維多利亞路的一棟更大的房子，之後南希一直由家庭女教師進行輔導。[25] 每年夏天不是在白金漢郡海威科姆附近的鄉間別墅，就是在巴茨福德宅邸與雷德斯代爾祖父母一起度過。[26]1913至1914年冬天，大衛和悉尼前往加拿大淘金，據說大衛在安大略省斯瓦斯蒂卡鎮買下了一塊土地。他們的第五個孩子就是在這裡懷上的，於1914年8月8日在倫敦出生，取名尤尼蒂。[27]

戰爭、巴茨福德宅邸和阿斯霍爾莊園

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大衛重新加入部隊，很快轉移到了法國。1915年5月，大衛的哥哥克萊門特在第10皇家驃騎兵團[28]服役時犧牲，大衛從而繼承了雷德斯代爾男爵的頭銜和土地。1916年8月17日伯蒂·米特福德去世，仍在前線的大衛成為了雷德斯代爾男爵二世。悉尼很快住進了巴茨福德宅邸，儘管其中大部分經久未用，她仍精心地打理這個房子。孩子們可以在宅邸和莊園裡盡情玩耍，也可以在書房裡一起上課。但這讓南希感到沮喪，她的活躍與智慧仍需激發出來。她花了很多時間在宅邸的書房裡讀書，根據黑斯廷斯寫的傳記，她的知識是在那奠定了基礎。[29]

 
阿斯霍爾莊園，米特福德家族在 1919至1926年間的住宅

雷德斯代爾擁有的資產廣闊，但不景氣。戰爭結束時，雷德斯代爾男爵決定出售巴茨福德莊園，將逐漸壯大的家族（第五個女兒傑西卡·米特福德於1917年9月出生）搬到不那麼奢侈的住所。[n 4]這座房子最終在1919年初被賣掉，連同其中的大量物品，讓南希大失所望的是，書房裡的書也一同被賣掉了。[29]新的居所阿斯霍爾莊園，是牛津郡斯溫布魯克附近的一棟詹姆斯一世時期雅克布風格的豪宅。這原本只是當作修建另一棟房子時暫時的容身之所。[31]米特福德家族在阿斯霍爾莊園住了七年，這也成為南希後來在她的半自傳體小說中描繪的許多家庭場景的原型。[25]

對南希來說，成長是艱難的。無法與年齡相近的妹妹帕梅拉親近起來的她，對弟弟妹妹感到厭煩和惱怒，並通過取笑和折磨他們來發泄自己的情緒。[32]她的嘲弄無疑是殘忍的，為此以湯姆為首的其他孩子組成了「反南希聯盟」。[33]但她的侄子亞歷山大·莫斯利後來回憶，她的嘲弄也是「一種高度磨練的武器，讓極具競爭力、聰明、充滿活力的姐妹們井井有條...這是她的一種自我保護手段。」[34]她與兄弟姐妹的關係並非都是敵對的，為了逗他們開心，她創辦了《鍋爐》雜誌，並親自為該雜誌撰寫了有趣而可怕的謀殺故事。[35]

在多年請求去正規學校上學後，1921年南希終於獲得了在哈瑟羅普寄宿學校上學的機會。哈瑟羅普是一所為名門望族的千金們開設的非正式私立學校。勞拉·湯普森 在她為南希撰寫的傳記中寫道，哈瑟羅普與其說是一所學校，「更像是對初次登名利場的簡單演習」。[36]南希在這裡學習法語和其他科目，參加有組織的活動，並加入了女童軍。這是她第一次離家生活，她享受其中。[35]第二年，她被允許陪同其他四個女孩去巴黎、佛羅倫薩和威尼斯進行文化之旅；她的家書裡充滿了對這些景點和珍寶的驚嘆：「我不知道我竟如此着迷這些畫作...如果我擁有屬於自己的房間，我會把它變成一個畫廊」。 [37]

名利場初次亮相的名媛

1922年11月南希18歲生日時舉行了盛大的「亮相」舞會，這標誌着她開始步入上流社會。1923年6月，她在白金漢宮向國王喬治五世正式地進行自我介紹，標誌着她在名利場上的正式「亮相」，可以參加倫敦社交季的舞會和聚會。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她大部分時間都在參加一系列社交活動，結識新朋友，並與20年代倫敦的「鍍金青年」打成一片。[38]南希說「世界一片黑暗，黎明帶來了光亮」。[39]1926年，阿斯霍爾莊園終於被他人收購。然而斯溫布魯克的新房子準備就緒時，家裡的所有的女性前往巴黎待了三個月，黑斯廷斯說，正是在這段時間裡南希開始了與法國的「終生之緣」。[40]

南希告訴她的弟弟湯姆，她在倫敦交的新朋友伊夫林·加德納[41]「和一個叫伊夫林·沃的男人訂婚了，我認為他的寫作很不錯」。[42]她後來和沃保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友誼。[43]雖然她現在已經成年，但她的父親仍對她的大多數男性朋友都懷有強烈的敵意，因為這些人表現得輕浮、自戀和柔弱。其中就有哈米什·聖克萊爾·厄斯金，是羅斯林伯爵五世的次子，牛津本科生，比南希小4歲。根據黑斯廷斯的描述，他是所有人選中最不合適的，「所有花蝴蝶中最閃閃發光、最自戀的」，無疑也是最有可能得罪雷德斯代爾男爵的人。[44]儘管厄斯金是同性戀（南希可能不知道這一點），兩人於1928年相遇並非正式地訂婚了。[36]家人和朋友都不看好這段關係，沃甚至建議她「好好打扮一番，找一個更好的男人」，[36]但這段關係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好幾年。[25]

初出茅廬的作家

除了父親提供的微薄津貼，為了賺取更多的生活費，南希在沃的鼓勵下開始寫作。她最開始是在社會雜誌的八卦專欄中嘗試匿名投稿，偶爾發表署名文章。[45]1930年，《女士》雜誌聘請她撰寫定期專欄。[46]同年冬天，她開始創作長篇小說《高地舞》，書中的角色大多以她的朋友、熟人和家人為原型，講述了一群人參加了一場蘇格蘭家庭聚會從而引發一系列混亂的故事。[47] [48]這本書1931年3月剛出版時並沒有引起反響，於是她立即開始創作另一本《聖誕布丁》，由她的密友馬克·奧格爾維-格蘭特配圖。與早期的小說一樣，情節圍繞「鍍金青年」與傳統貴族之間的衝突展開。「波比·波斌」這一角色顯然有哈米什·厄斯金的影子，而約翰·貝傑曼則是配角波比的家庭教師的原型。[49]因為書中的人物極具辨識度，雷德斯代爾夫人認為這本書不適以南希自己的名義出版。[50]

厄斯金和南希之間的戀情剪不斷理還亂。[50]雖然她經常對這段關係感到絕望，但她拒絕了其他人的求婚，說她「非哈米什不嫁」。[51]她的妹妹戴安娜於1928年與布萊恩·吉尼斯結婚，婚後育有兩子。然而1932年，戴安娜捲入了一場家庭醜聞，她背棄了她的丈夫，做英國法西斯聯盟領導人奧斯瓦爾德·莫斯利爵士的情婦，而莫斯利爵士本人已婚並育有三個孩子。這件事使南希當時的境地雪上加霜，但她是家族中唯一一個向戴安娜提供幫助的人，定期拜訪她並向她傳達家裡的最新消息和社會八卦。[52]1933年6月，她與厄斯金的戀情戛然而止，因為厄斯金告訴她，他打算娶一位倫敦銀行家的女兒。[36]在他們分手後的最後一封信中，南希寫道：「我想，你的靈魂還是愛我的，我們會有孩子，然後相依到老，一起回顧相愛的時光」。[53] [54]

婚姻、寫作和政治生活

 
從基尤橋看綠地河濱

厄斯金離開不到一個月，南希就宣布與倫內爾·羅德爵士[54]的次子彼得·羅德訂婚。倫內爾·羅德爵士是一位外交官、政治家，在同年被封為倫內爾男爵。 [55]據南希的朋友哈羅德·阿克頓說，彼得·羅德是「一個前途無量的年輕人......無論選擇從事什麼職業，才華橫溢的他都將在相應領域取得成功。」[56]其他傳記作者將他描述為不負責任、 背信棄義、令人厭煩的人，並且無法保住一份穩定工作，他還被認為是伊夫林·沃作品《黑色惡作劇》中寡廉鮮恥、毫無道德底線的巴茲爾·希爾一角的原型。 [57]南希·米特福德與彼得·羅德於1933年12月4日結婚，在此之後他們定居於倫敦西郊的村莊綠地河濱的別墅。然而，米特福德新婚的喜悅很快就被家庭財務壓力、彼得的無能和她對夫家的厭煩消磨殆盡。[58]

1934 年，南希開始創作第三部作品《大打出手》 ，以諷刺奧斯瓦爾德·莫斯利爵士發起的法西斯主義「黑衫」運動。南希本人曾於1931年短暫地接觸過莫里斯創立的新黨，但這一興趣並不持久，她很快轉為英國法西斯聯盟和法西斯主義的強烈反對者。 [59]這部諷刺小說於 1935 年發表，書籍封面由畢普·佩爾斯 [60]繪製。小說對當時的政治風向並未產生太多影響，卻得罪了米特福德的兩個妹妹，戴安娜和尤尼蒂，因為她們是莫斯利法西斯運動的擁護者，還是德國獨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忠實信眾。[25]後來，戴安娜與南希和解，但南希與尤尼蒂姐妹關係的裂痕從未癒合，因為南希以她為原型塑造了一個可笑的角色尤金妮婭·馬爾曼斯。 [61]

至1936年，米特福德的婚姻只剩一具空殼。彼得·羅德與朋友的妻子有染，這段婚外情一直持續到1937年。同年，米特福德家19歲的妹妹傑西卡與表弟埃斯蒙德·羅米利私奔，舉家震驚。[62][n 5] 埃斯蒙德·羅米利曾是惠靈頓公學的學生，他公開聲稱自己是共產黨人，且在西班牙內戰中作為共和黨參戰。 [65]這對年輕的情侶被查出滯留於西班牙的畢爾巴鄂，於是南希·米特福德前去接他們回家，但未能成功說服二人。隨後，傑西卡與埃斯蒙德於1937年5月成婚。 [66]

從1937年冬到1938年，南希主要編輯了奧爾德利的斯坦利的書信，此人是與她同屬曾祖母布蘭奇·艾爾利一支的表兄。 [66]南希告訴她的朋友羅伯特·拜倫，由於她全心投入到這一書信項目之中，每天有九到十個小時伏案工作，丈夫對此十分不滿，夫妻關係進一步惡化。 [36]1938年夏，南希發現自己懷孕了，她希望自己能生個女孩，並說：「很難想象一間房子裡能容下兩個彼得·羅德這樣的人。」然而，她在九月就流產了。 [67] 1939年初，彼得前往南法與救援組織合作，幫助在西班牙內戰最後階段從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為首的西班牙國民軍中逃離的數千名西班牙難民。 1939年5月，南希加入了他的行列，並在組織中作為救援人員服務了數周。 [68]她被眼前的場景深深地震撼了：「我這輩子從未流過這麼多眼淚。」 [69]這幾周的經歷讓南希的反法西斯立場愈發堅定，她甚至寫道：「為了阻止這種病態的勢力蔓延，我情願與魔鬼為伍。」 [36]

南希·米特福德反對家庭內部極端的政治主張，是一位溫和的社會主義者， [70]然而，她的一些作品，比如她為斯坦利書信集撰寫的導言，以及她於1955年寫作的有關「上流-非上流」的文章，都堅定地捍衛着在其成長曆程中如影隨形的貴族傳統和價值觀。[71]

第二次世界大戰

自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米特福德家庭因政見不同而分崩離析。南希和丈夫羅德支持戰爭中的同盟國陣營，妹妹傑西卡及丈夫羅米利一家動身遷往美國。[n 6]餘下的家庭成員要麼寄希望於英德之間關係變緩，要麼像妹妹尤尼蒂一樣，公開支持納粹。[72]戰爭爆發時，尤尼蒂身處慕尼黑。絕望之下，尤尼蒂試圖開槍自殺，但未能成功。隨後，她經由中立國瑞士被遣送回家。[n 7]莫斯利與戴安娜·米特福德於1936年秘密成婚，以國防條例第18B條款為依據被拘留。[74]南希，一個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向英國情報機構軍情五處如此形容她的妹妹：「一個冷酷而精明的利己主義者，一個狂熱的法西斯主義者和希特勒的崇拜者，打心底里盼望英格蘭崩潰和民主制度垮台」。[75][n 8]1939年至1940年間，二戰處於靜坐戰階段，南希曾短暫地擔任過空襲預防局的司機，隨後又在帕丁頓的急救站輪崗。 [36]她將這些經歷寫入了她的第四部小說，以間諜為主題的喜劇故事《鴿子派》。這部小說由哈米什·漢密爾頓出版社於1940年3月出版，然而彼時被戰爭陰雲籠罩的社會對輕鬆愉悅的戰爭諷刺題材毫無興趣，因而銷量慘澹。[78]

 
寇松街上，海伍德山書店門口的紀念牌

1940年4月，南希第二次流產。不久後，羅德被派遣至威爾士衛隊，動身前往海外[36]，留南希獨自居住在倫敦。倫敦大轟炸期間，她搬到魯特蘭門的別墅居住。別墅的主樓被徵用來收留從戰場東線轟炸區撤退的猶太難民家庭。南希花了大量時間照顧這些人，並形容他們「十分勤勞，講衛生且心懷感恩」。[79]她與一名自由法國的官員安德烈·羅伊有一段短暫的婚外戀情，並因此第三次懷孕。1941年，南希的第三次流產引發了併發症，並接受了子宮切除。[80]痊癒後，她在清閒中無所適從，於是在寇松街的海伍德山書店擔任助理。[n 9]這裡成為了南希每天的主要活動地點，並成為了倫敦文人墨客以文會友的心儀之地。[36] 1942 年 9 月，她與加斯頓·帕萊夫斯基相識，他是一名隸屬於戴高樂將軍倫敦參謀部的法國上校加斯頓·帕萊夫斯基。帕萊夫斯基深深吸引了南希，為她的創作帶來了大量的靈感，並從此成為其一生摯愛，儘管她的深情並未獲得充分的回應。由於南希非常有名，他們的戀情一直低調進行，直到1943年帕萊夫斯基前往阿爾及利亞。自此直到戰爭結束前，帕萊夫斯基只有零星的機會回到英國，二人的感情主要靠書信和電話維繫。[82]

《鴿子派》的慘澹銷量打擊了南希寫作的熱情。然而，在好友伊夫林·沃的鼓勵下，她於1944年再次開始準備創作新書。1945年3月起，她向書店請假三個月進行寫作。[36] 《逐愛》是一部帶有濃厚自傳色彩的愛情喜劇小說，其中出現了大量明顯以南希的親友為原型的角色。[83]在此期間，她驚聞弟弟湯姆·米特福德犧牲於緬甸前線戰場的噩耗，[84] [n 10]但仍專注地完成了這部小說。同年9月，她前往巴黎。表面上，此行的目的是建立海伍德山書店的法國分店；實際上，她希望與彼時是戴高樂戰後臨時政府成員的情人縮短異地距離。[36] 1945 年 12 月，她返回倫敦，着手《逐愛》的出版事宜。傳記作家賽琳娜·黑斯廷斯寫道，「這本書一上市便大獲成功……經受了漫長戰爭歲月的艱難困苦之後，這個浪漫的故事無疑為大眾注射了一劑營養素，其成分正是大家喜歡的：愛、童年與英國上流社會生活。」[83]出版不到一年，《逐愛》便售出了20萬冊，奠定了南希·米特福德暢銷書作家的地位。[85]

搬到巴黎

在戰爭結束之際，羅德返回家中，但這段婚姻已經名存實亡。儘管夫妻二人仍保持着朋友般的關係，他們最終決定分開生活。[86][n 11]1945年末法國之行後，南希再次產生了定居此處的想法，於是她在1946年3月從書店辭職，於4月離開倫敦，永久定居法國，再也沒有回到英格蘭居住。通過大量書信往來，她與自己的一大批朋友保持着聯繫。據賽琳娜·黑斯廷斯記錄，她通過書信發展的諸多友誼，遠遠超過她通過正常社交交往所能達到的水平。

蒙賽爾街道

「我在這裡非常開心……我感覺自己完全變了一個人，就好像離開礦井、沐浴在陽光下……戴安娜·庫珀簡直就是天使。我為她的美麗和魅力所傾倒…… 哦，我對法國人充滿激情！」
（南希·米特福德在決定永久定居法國後給母親的信）

在巴黎的頭18個月，南希多次更換住所，有着繁忙的社交活動，活動的中心是英國駐法大使達夫·庫珀和他的名媛妻子戴安娜·庫珀治下的英國大使館。[88]最終，南希在塞納河左岸的蒙塞爾第七街道找到了一間舒適的公寓，並雇了一名女傭。公寓接近情人帕萊夫斯基的住所。[89]安頓下來之後，她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生活模式，並在接下來的20年裡遵循這個模式度日，具體安排根據帕萊夫斯基的時間表調整。在社交、娛樂和工作之餘，她定期訪問英國的家人朋友，每年夏天在威尼斯度假。[25] [90]

1948年，南希完成了一部新的小說，即《逐愛》的續集《戀戀冬季》，其中有同《逐愛》相似的鄉間氛圍，前書中的角色在新書中大量出現。《戀戀冬季》的反響比《逐愛》更好。眾說紛紜中，伊夫林·沃給出了為數不多的客觀評價：他指出，小說中的描寫顯示出了作者的卓然文采，而對話部分則顯得筆力不足。[91] [92] 1950 年，南希譯配了安德烈·魯森的戲劇《小木屋》（La petite hutte），為該劇在倫敦西區的首映及賣座做好了鋪墊。[93]泰晤士報評價稱，「劇中台詞的風格乍一聽口語化，實際上出人意料，處處彰顯出米特福德女士的手筆。」[94]該劇共在倫敦上演了1261場，每個月給南希·米特福德掙來了穩定的300英鎊版稅費。[93]同年， 受《星期日泰晤士報》邀請，南希開設了持續四年的專欄。[36] 從1951年起，她又開始了忙碌的創作生活，寫作了第三部戰後小說《祝福》。這也是一部半自傳體愛情小說，但這一次，故事發生在巴黎，一名年輕的英國貴族女性嫁給了一個好色的法國侯爵。哈羅德·阿克頓稱之為米特福德完成度最高的一部作品，其中「洋溢着她對法國的熱情」。[95]這一次，伊夫林·沃（在題詞中，南希將這本書獻給了他）對這本書沒有批評意見，而是稱讚它「極其出色，有趣可讀，連貫完整，是南希至今寫作的最佳作品」。[96]

隨後，米特福德着手寫作第一部嚴肅的非虛構作品，即龐巴杜夫人的傳記。新書於1954年3月上市後，評論家們的總體評價此書「具有很高的娛樂性，但不可被當作歷史看待」。[97]歷史學家A·J·P·泰勒將南希對18世紀凡爾賽宮的描寫與《逐愛》中虛構的鄉間別墅阿爾康萊十分相似，南希本人對這一評價感到非常不滿。[98] [36]

《貴族義務》

1954 年，伯明翰大學的語言學教授艾倫·羅斯提出了「上流社會語」和「非上流社會語」這對概念，以區分英格蘭不同社會階層的不同語言風格。[99]他在一本芬蘭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內含大量詞彙作為說明，《逐愛》則被用作上流社會語的例證。[100]着惡搞的精神，南希將這個「上流」和「非上流」的觀點融入了她為雜誌《邂逅》撰寫的一篇有關英國貴族的文章中。[101]儘管這僅僅是她文章的一小部分，它在1955年9月發表時仍然引起了巨大的轟動。[100]很少有人能理解她的幽默，反倒有成百上千個人寫信給南希，憂心忡忡地詢問自己的言語是否太過裝腔作勢。[102]這對概念在社會上掀起的焦慮和興趣持續高漲，以至於哈米什·漢密爾頓在1956年翻印了他發表在一本名為《貴族義務》的小冊子中的文章，[n 12]這冊書中還收錄了 [104] 伊夫林·沃、約翰·貝傑曼、彼得·弗萊明和克里斯多夫·塞克斯等人的作品，[105]這本書一經發表，反響甚佳。傳記作家瑪麗·洛弗爾寫道，「『上流』和『非上流』成為了當時的流行語……南希成了好幾代人眼中的禮儀裁判。」[106]勞拉·湯普森指出，「上流」「非上流」或許是南希·米特福德最有名的標籤，但諷刺的是，這個概念並非由她原創，而是她從別處借用來「開玩笑的」。[102][n 13]

職業生涯晚期

1957 年 10 月，帕萊夫斯基被任命為法國駐意大利大使。由於他的政治和社會活動眾多，南希與他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最終減少到每年一次，除此之外，他們偶爾也互通書信。南希很大程度上隱瞞了她對這次分居的真實感受，然而她的朋友卻注意到她越來「粗魯」地取笑朋友，這也許是一種自我保護：「如果她直接告訴別人她不開心，人們會盡一切努力安慰她」。 [108] 1958 年 3 月，南希的父親雷德斯代爾男爵去世。父親火化後，她告訴姐姐傑西卡，「骨灰存放他以往從倫敦帶回來的那種包裹里，用厚厚的牛皮紙裹着，打着優雅的結」。 [109]

 
路易十四——南希備受讚譽的書《太陽王》的主題

與此同時，南希完成了她的最新著作《戀愛中的伏爾泰》 ，講述了伏爾泰和夏特萊侯爵夫人之間的愛情故事。她認為這是她第一部真正成熟的作品，也是她最優秀的作品。 [36] 該書於1957年出版，持久暢銷，引起了眾評論家的重視，也得到了南希朋友們的高度讚揚。 [36]然而，由於視力急劇下降而引起的頭痛以及對自己可能失明的擔憂，南希在寫這本書時一度受阻。在拜訪眼科醫生帕特里克·特雷弗-羅珀 後，問題得到了解決，他給了她配了一副新眼鏡：「能夠長時間閱讀真是太棒了。現在我才知道我在寫伏爾泰時有多麼的缺斤少兩」。 [110]然後她重新開始寫小說，在《別告訴阿爾弗雷德》中，她復活了《逐愛》和《戀戀冬季》的敘述者范妮·溫查姆，並將其作為英國大使的妻子置於巴黎的環境背景中。她早期小說中人們熟知的幾個角色成為次要角色出現在此書中。這本書於 1960 年 10 月出版，受到讀者的歡迎，收穫的評價卻很冷漠。南希的一些朋友不喜歡這本書，自此她決定不再寫小說。 [111]

1962 年 8 月，帕萊夫斯基被任命為喬治·蓬皮杜政府的部長，並重返巴黎。但這並不意味着他能與南希定期見面，或者更頻繁地見面，相反，他繼續與南希保持着一定距離。 [107] [n 14] 1963 年 4 月，南希在英國參加她的堂兄安格斯奧格威與亞歷山德拉公主的婚禮。一個月後，她的母親雷德斯代爾夫人於5月25日去世，她回來參加葬禮。 [15]南希告訴她的老朋友維奧萊特·哈默斯利，她的朋友們也在正值大好年華時去世。 [112]伊夫林·沃就是其中一位，他於1966年4月10日去世。他的公眾形象充滿敵意，而南希卻在其背後看到了他隱藏的善良和幽默， 並在他去世後稱：「沒有人記得伊夫林，因為他的一切都是笑話，一切」。 [36]湯普森稱他們的關係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友誼之一」。 [36]

在這些動盪中，南希繼續寫作。 1964 年，她開始撰寫路易十四國王的傳記《太陽王》。她的出版商決定將其作為一本插圖豐富的「咖啡桌」書發行。該書於1966年8月出版，榮獲眾多褒獎。戴高樂總統向其內閣的每一位成員都推薦了這本書。 [113] [36]這時，南希與帕萊夫斯基的關係已經歸於沉寂，她意識到最好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36]在房東施加的壓力下——房租漲得離譜，她不得不離開她在蒙賽爾街的公寓，她決定離開巴黎，在凡爾賽給自己買房子。 [114]

最後幾年

 
南希（左）(於2003年去世)、尤尼蒂（中）和戴安娜（右）在斯溫布魯克墓地的墳墓

1967 年 1 月，南希搬到了凡爾賽的阿圖瓦街 4 號。這座簡陋的房子帶有一個半英畝（2023.4平方米）的花園，這很快成為她的一座小樂園。[115] 1968年，她開始動筆撰寫她的遺作，即腓特烈大帝的傳記。 1969 年 3 月，她因疾病纏身不得不待在家裡，並且從報紙上得知帕列夫斯基已與富有的離過婚的薩根公爵夫人結婚。儘管南希早就接受了帕列夫斯基永遠不會娶她的事實，她還是被這個消息深深刺痛了，但卻仍舊裝出一貫的冷漠。 [116]不久之後，她住進醫院進行腫瘤切除手術。手術後，她繼續飽受疼痛的折磨，但仍然堅持寫書。1969 年 10 月，她去往東德遊玩，參觀了前皇家宮殿和戰場。 [117]她最終完成了這本書。1970年4月她又回到醫院接受進一步的檢查，然而既沒有得到確切的診斷，也沒有接受有效的治療。 [36]

《腓特烈大帝》於1970年下半年出版，反響平平。 儘管有一段時間，南希很享受姐妹和朋友們的來訪，也樂得在花園裡幹些雜活，然而，她餘下的歲月都被疾病所吞噬。 1972 年 4 月，法國政府授予她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同年晚些時候，英國政府授予她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BE)。她欣然接受了前者，但對後者嗤之以鼻——她記得伊夫林·沃稱這是一種「侮辱」，於是拒絕接受。 1972 年底，她前往倫敦的納菲爾德診所，在那裡她被診斷出患有霍奇金淋巴瘤（一種血液癌症）。此後她又堅持了六個月，但卻無法照顧自己，幾乎一直處於痛苦之中，竭盡全力振奮精神。她寫信給她的朋友詹姆斯·里斯-米爾恩：「很奇怪，如果不是因為疼痛難忍，走向死亡本該有許多有趣和迷人的一面」。 [36]她於 1973 年 6 月 30 日在她位於 阿圖瓦街的家中去世，並於凡爾賽宮火化，之後她的骨灰被帶到斯溫布魯克墓地與她的妹妹尤尼蒂安葬在一起。 [118]

著作

小說

「幾個月來，南希一直坐在客廳的爐火前無奈地咯咯笑，她那雙奇怪的綠色三角形眼睛閃爍着愉悅的光芒，而她的細筆則沿着孩子練習冊的線條飛舞。有時她會大聲朗讀給我們聽。」
傑西卡·米特福德談起《高地舞》的寫作起源。[119]

南希不是科班出身的作家或新聞工作者；她的文體是非正式的，甚至是口語化的，就像她的書信一樣，這一點在她戰前的作品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48]她也許從她的外祖父托馬斯鮑爾斯那裡繼承了與生俱來的機智和敏銳的表達能力。當托馬斯鮑爾斯還年輕時，他在普法戰爭期間寫的快訊被阿克頓稱為「非常生動有趣」。 [120]南希的小說取材於上流社會的家庭生活和風俗習慣，屬於風俗喜劇類型。她的主人公通常是決心讓生活變得有趣的聰明女性，她們的周圍卻都是古怪的人物——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自傳體小說。 [121] [122]湯普森說，南希在 1930 年代初首先嘗試寫一部小說，這不足為奇，因為她的許多朋友都在這麼做。他補充到，也許南希的出版商桑頓·巴特沃思「喜歡這個漂亮、善於交際的女孩的想法，以及她寫作的文體風格」。 [47]米特福德後來對她的戰前小說感到尷尬。雷切爾·庫克在 2011 年重新發行該書時表示她沒有理由感到尷尬：「這本書有一種特殊的能量，它源於一位寧死也不願讓人感到無聊的作家的偉大獻身，令人欽佩，讓人無法抗拒。」 [123]

評論家通常將南希的戰後小說與早期的作品區分開來。庫克將《逐愛》描述為「一部超越前作的完美小說」。 [123]在阿克頓看來，這本書和它的姊妹篇《戀戀冬季》呈現了一幅完全真實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格蘭鄉村別墅的生活畫面，並且將長期被該時期的歷史學家視作參考。 [124]在這些後來的小說中，《每日電訊報》的佐伊·海勒稱他在文中聽到，在精細和巧思的背後，是「南希明白無誤的顫音，在其明亮、輕快的節奏中，生命觀的描述得以顯現——既令人難以震驚又容易使人厭煩」。 [125]這種更嚴肅的底色與她早期作品「明亮、脆弱、不可避免的轉瞬即逝」的本質形成鮮明對比。 [126] 奧利維亞·萊恩在《衛報》中表示，他透過淺層的表面辨別出南希「對愛情的追求及對其後果的一種微弱而迷人的悲觀主義」。 [127]

《祝福》收穫的評論更加兩極分化。 伊夫林認為那些批評這本書的人是「懶惰的畜生……他們不忍心看到一個作家成長」。 [128]菲利普·亨舍爾等人認為，雖然這部小說非常有趣，而且南希的「非凡聲音」也沒有減弱，但她對「法國特性」的把握遜色於對英國鄉間氛圍的描寫，此外，她對法國文明的刻畫無法令人信服。 [36]與之相似，南希的最後一部小說《別告訴阿爾弗雷德》也獲得了褒貶不一的評價，伊夫林再次稱讚這是她最好的作品， 並「強烈要求續本」。 [129]然而，持此觀點的基本上只有他一人；其他評論家認為這本書的敘事框架不夠清晰。一位美國評論家指出該書的重點不明：「到底發生了什麼？讀者能從頭到尾分清哪些是伊頓人嗎，即使他們被打敗了？裡面所有的現代建築都是假的嗎？上流社會的人真的這樣說話嗎？」 [130]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對南希所有的虛構作品提出了類似的批評：「如果她更努力、更進一步擯棄業餘的身份，削減魅力，超越她所知道的，或者說她所愛的世界，她是否會成為更好的小說家？ [36]

傳記作品

南希在小說寫作中培養的生動刻畫人物形象的能力，在她的四部傳記作品中得到充分體現。在第一部作品《龐巴度夫人》中，她聽從了伊夫林·沃的建議，不是為了那些專家而寫作，而是塑造「像斯特拉奇筆下的《維多利亞女王》中充滿時代美感的大眾生活」。 [131]在她後來的傳記作品中，這仍然是她的寫作標準。她將《戀愛中的伏爾泰》描述為「一份金賽報告，記錄他與德夏特萊夫人、聖蘭伯特，以及德布弗勒夫人的偷腥……我可以接着寫上好幾頁。」 [132]阿克頓認為《太陽王》是英語作品中對這個主題最有趣的介紹。文學評論家西里爾·康諾利對南希的非正式寫作風格發表了評論，認為她將毫無生氣的原始資料轉化為可讀形式的文本，這也許是任何專業歷史學家都羨慕的技能。 [133]歷史學家安東尼婭·弗雷澤認為南希對「自1950年以來歷史和傳記書籍銷量的猛烈飆升」做出了重要貢獻。 [36]

新聞、信件和其他作品

南希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名記者。儘管如此，她的文章很受歡迎，尤其是她為《星期日泰晤士報》撰寫的有關巴黎生活的文章。湯普森將這個系列描述為「《山居歲月》的更複雜版本，將法國的畫卷以英國讀者喜愛的方式展現在他們面前」。 [36]湯普森補充到，南希一直是一位優秀的作家，通過她自由的表達和幻想，她的真實性格體現在了書信之中。許多書信已集合成信件集並得以出版。《獨立報》評論到，它們「令人愉悅，智慧的火花四處迸發，粗糙而有趣，不循禮節，讓人耳目一新」。 [134]

作品一覽

（出版商詳細信息僅適用於首次出版）

小說

傳記

譯作

  • 《小房子》(The Little Hut). 倫敦: Hamish Hamilton. 1951. OCLC 317377443.  （劇本翻譯和改編自安德烈·盧桑的《小房子》）

編著

  • 《信件集：阿尔德利的女士们（1841 - 1850）》(The Ladies of Alderley: Letters 1841–1850). 倫敦: Chapman & Hall. 1938. OCLC 408486. 
  • 《信件集：奥尔德利的斯坦利家族（1851 - 1865）》(The Stanleys of Alderley: Letters 1851–1865). 倫敦: Chapman & Hall. 1939. OCLC 796961504. 
  • 《贵族义务：对英国贵族可识别特征的调查》(Noblesse Oblige: An Inquiry into the Identifi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glish Aristocracy). 倫敦: Hamish Hamilton. 1956. OCLC 219758991.  本書包括南希的論文《英國貴族》，首次發表於 1955 年 9 月的 《邂逅》。

信件集

其他作品

南希是一位高產的作家，她發表的文章、評論、散文和序言眾多，其中一些作品發表在兩本合集中：《水甲蟲》（Hamish Hamilton，1962）和《惹惱的天才》（Hamish Hamilton，1986）。她翻譯的拉斐特夫人的浪漫主義小說《克萊夫公主》於 1950 年在美國出版，但備受爭議。 [36]

信息說明

  1. ^ Although "Freeman-Mitford" was the family's surname after 1886, neither Nancy nor her siblings appear to have used it outside formal documents. All Nancy's published work bears the name "Mitford", she specified the name "Mitford" in her CBE citation, and her gravestone bears the shortened name.[1][2]
  2. ^ Mary Soames, daughter of Clementine and Winston Churchill, considers the most likely father of Clementine to have been William George "Bay" Middleton (1846–92), a Scottish landowner, horseman and possible lover of Empress Elizabeth of Austria. Soames suggests that Bertie Mitford may have been the father of Nellie, Clementine's younger sister.[10]
  3. ^ William Mitford's brother John Freeman-Mitford,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and Lord Chancellor of Ireland, had been ennobled as Baron Redesdale in 1802. The title had lapsed on the death of the first Baron's son.[12][13]
  4. ^ A sixth daughter, Deborah, was born in 1920. Hastings has recorded Lord Redesdale's disappointment that this final child was yet another girl; he had hoped for another son.[30]
  5. ^ Esmond Romilly was the son of Nellie, Clementine Churchill's younger sister, but rumours suggested that Romilly was actually the product of an affair between his mother and her brother-in-law, Winston Churchill. There was a distinct physical resemblance between the young Churchill and Romilly. In his biography of Romilly, Kevin Ingram rejects the suggestion of Churchill's paternity as unfounded, possibly invented by Nancy as a tease.[63][64]
  6. ^ In May 1940, after Hitler's invasion of the Low Countries, Esmond Romilly joined the Royal Canadian Air Force and after training as an observer was commissioned as a pilot officer. He was killed in November 1941 in the course of a bombing raid on Hamburg.[65]
  7. ^ Although she made a partial recovery and lived a further nine years, the damage to Unity was permanent. The bullet proved impossible to remove and eventually caused a fatal attack of meningitis.[73]
  8. ^ Diana was unaware of Nancy's role in her imprisonment until many years after the war. Both remained on affectionate terms during the remainder of Nancy's lifetime. However, in a television programme in 2001 Diana described her sister as "the most disloyal person I ever knew".[76][77]
  9. ^ The shop had been founded in 1936 by G. Heywood Hill. Mitford later bought a partnership in the business; her share was eventually passed to her nephew the Duke of Devonshire. Between 1995 and 2004, the shop sponsored a literary prize, which it revived in 2011 (in a revised form) to mark the bookshop's 75th anniversary.[81]
  10. ^ Tom, strongly pro-German, had requested that he be sent to Burma to fight the Japanese, rather than to fight against Germans.[84]
  11. ^ Rodd and Mitford were divorced in 1957, and he died in 1968.[87]
  12. ^ The terms "U and Non-U" entered the language permanently; Thompson argues that the notoriety associated with Noblesse Oblige came to haunt Mitford, partly by branding her in some eyes as a "super-snob" and partly by distracting attention from her serious writing. The Daily Telegraph's obituary in 1973 was headed: "Nancy Mitford, U and Non-U creator, dies at 68".[103]
  13. ^ Palewski had been conducting a simultaneous affair with another woman, a near neighbour of Mitford in Paris. In 1961 this woman bore Palewski's child. He assured Mitford that he had no intention of marrying the woman and saw no reason why his friendship with Mitford should not continue.[107]
  14. ^ Palewski had been conducting a simultaneous affair with another woman, a near neighbour of Mitford in Paris. In 1961 this woman bore Palewski's child. He assured Mitford that he had no intention of marrying the woman and saw no reason why his friendship with Mitford should not continue.[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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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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