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略轟炸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轰炸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敌方的领土、铁路、公路、港口、城市以及工业区进行的持续性空中打击。
|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轰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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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 |||
 潮汐行动中一架B-24轰炸机向位于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的阿斯特拉罗马纳炼油厂投弹[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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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美国 英国 苏联 中國 法國 加拿大 澳大利亞 新西兰 波兰 |
 德國 意大利 日本 匈牙利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亞 芬兰 泰國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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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阿诺德 卡尔·斯帕茨 柯蒂斯·李梅 切斯特·尼米茲 查尔斯·波特尔 理查德·皮尔斯 亚瑟·哈里斯 亚瑟·泰德 克利福德·麦克埃文 喬治·瓊斯 蔣介石 谢尔盖·胡佳科夫 亚历山大·诺维科夫 亞歷山大·戈洛瓦諾夫 |
赫尔曼·戈林 阿尔贝特·凯塞林 沃爾弗拉姆·里希特霍芬 胡戈·施佩勒 里諾·福吉耶 弗朗切斯科·普里科洛 埃托雷·穆蒂 东久迩宫稔彦王 杉山元 河边正三 南雲忠一 特內格·卡爾曼 喬治·傑內斯庫 亞爾·倫德奎斯特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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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中国： 法国：
荷兰：
波兰
苏联： |
德国 日本：
意大利： |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多空军战略家认为对工业及政治基础设施而非纯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将能带来重大胜利[13]。战略轰炸时常涉及对平民居住区的轰炸，相关军事行动有时刻意针对平民，以达到震慑作用并扰乱其日常秩序，但可能會觸犯戰爭罪行。不過二战爆发时国际法并未明确禁止对城市区域的轰炸，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及中日战争中这一情形已有发生。
二战期间的战略轰炸自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时即已开始。德国空军对波兰诸多城市及平民区进行了无差别的轰炸行动，目标包括华沙[14]。随战事发展，轴心国及同盟国的轰炸规模均明显提升。1940年9月德国空军开始对英国城市进行轰炸[15]。1942年后英国对德国的轰炸限制逐渐放宽，开始针对工业区域，并最终扩展至平民区[16][17]。美国对德国的轰炸跟随这一逻辑，对汉堡、德累斯顿及其他德国城市的燃烧轰炸广受争议[18]。
在侵华战场，日本对平民目标进行了持续的轰炸（如重庆）。在太平洋战场，美国于1944年10月开始对日本进行成规模的空袭行动[19]，而至1945年3月已开始采用燃烧轰炸，造成日本民眾的重大傷亡，殺死的人數甚至比原子彈還要多；1945年8月6日及9日则对广岛和长崎进行了原子弹轰炸，是史上仅有的两次核轟炸。
战略轰炸为一军事战略，与密接支援及战略空中力量有显著区别[20]。战略轰炸的效用在战间及战后都受到了广泛的讨论[21][22][23][24]，由於造成大規模屠殺平民的效果，作法極具爭議性。德国空军及英国皇家空军均未能挫伤敌军士气并完成致命一击。但亦有学者认为战略轰炸显著破坏了敌方的工业生产能力[25][26]，战间期的战略轰炸支持者则认为这一行动最终导致了日本的投降[27]。
法律争议
由于年代原因，1899年以及1907年的海格会议仅仅制定了关于陆战与海战的条款。在当时，空战还只是停留在脑海之中。虽然有些国家尝试将空战包括在国际人权公约中，但是它们都没能在二次大战前达成此目标。当然，也不是说空战由此而不在战争法的管辖之内，只是各国政府对于如何解释空战有着比较明显的分歧。[28]这意味着那时的各式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法均不限制针对平民所展开的空袭。[29]
对于国际法在空袭这方面的遗漏事实上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30]因为各式约束空战的国际法都有着太鬆或太紧的条款，所以大多数国家都拒绝签署此类条约，其中一个例子便是1923年起草的关于空战的海格规则。 另外，对于各大国来说，刚刚研发出来的先进轰炸机给予了它们巨大的军事优势。由此，对于限制使用此类轰炸机的条约它们更是不愿接受。 既然没有任何详细规定空战的条约，各交战国在战争初期便采用了被各主要交战国所签署1907年海格会议条约。而此条约没有限制任何针对平民所展开的空袭。[31]
纽伦堡审判中战争罪的主检察官Telford Taylor将军写到：
尽管像华沙、鹿特丹、贝尔格莱德、伦敦这些先遭受惨烈轰炸的城市是德军而非盟军造成了损失，但德国和日本的城市被摧毁并非出于报复，而是精心制定的方针，我们深刻体会到对城市和工厂进行空中轰炸已经是现代战争中在所有国家都会发生的事情。 [31]
1899年和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的（附件）第25条并未对平民得到豁免的程度提供明确的执行标准，海军方面也是这样。因此，像意大利空军理论家、将军朱利奥·杜黑这些人提出的理论似乎并不违反《公约》的规定。[32]基于这些原因，盟军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并未将轰炸非军事目标定为犯罪，下令采取类似行动的轴心国领导人也并未因此遭到起诉。Chris Jochnick在Roger Normand在他们撰写的文章《暴力的合法性1：战争法的批判史》中解释说：“法庭将对平民进行士气轰炸和其他攻击排除出审判后，这些做法已经被赋予了合法性。”[33]
道德伦理争议
战略轰炸的概念以及战争期间的广泛实施引发了战后关于其道德性的争论。出现了三种道德伦理观点。[34][35][36][37]
一种是基于正义战争理论，强调非战斗人员拥有免受战争伤害的固有权利，不应成为故意攻击的目标。坚持非战斗人员豁免权和使用武力的相对性。[37]
第二种是基于“工业网络理论”，该理论提出集中精力摧毁敌方军事、工业和经济基础设施，而不是军队，以此作为赢得战争的最快方式。支持者认为，二战期间对城市进行战略轰炸造成的平民死亡是合理的，因为它们缩短了战争时间，从而有助于避免更多的伤亡。
邁克爾·瓦爾澤在《正义与不正义的战争》（1977）中展现了第三种观点。沃尔泽提出了所谓的“最高紧急状态”理论。虽然他总体上同意正义战争理论，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对道德秩序的严重威胁将证明使用无差别的武力是正当的。[37]
空军元帅罗伯特·桑德比爵士总结了他对轰炸伦理的分析：[36]
对轰炸伦理的研究不能不提醒人们，人是一种不合逻辑的生物，更容易受到情感的影响，而不是冷静的理性。人具有自我欺骗和不加批判地压制不受欢迎的事实的神奇力量；面对压倒性的相反证据，他仍然能够相信他想相信的东西。事实上，没有哪个瞎子会看不见，也没有哪个聋子会听不见。因此，希望人们普遍接受关于空中轰炸伦理这样一个情绪化主题的理性观点无疑是不切实际的。
欧洲
战争初期的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航空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们认为，大规模的轰炸机群将有能力摧毁城市。例如，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在1932年警告说：“轰炸机总会通过。”
当战争于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开始时，武装中立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呼吁主要交战方（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将空袭限制在军事目标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未设防城市的平民区进行轰炸”。[38]英国和法国同意遵守这一要求，英国承诺“将轰炸严格限制在军事目标上，但条件是所有对手都将严格遵守相同的战争法”。德国也同意遵守罗斯福的要求，并解释说轰炸华沙是在协议范围内，因为华沙被认为是一座设防城市，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将针对敌方平民作为其政策。
英国的政策于1939年8月31日制定：如果德国发起无差别的攻击行动，英国皇家空军“应该攻击对战争至关重要的德国目标，特别是石油资源”。如果德国空军只攻击军事目标，英国皇家空军应该“对威廉港的德国舰队发动攻击”，并“在射程内发现海上战舰时进行攻击”。英国向盟友法国传达了“不采取可能涉及平民伤亡风险的空中行动”意图。
虽然英国承认轰炸德国会造成平民伤亡，但英国放弃将蓄意轰炸战区外的民用目标作为军事战术。1940年5月15日，在德国轰炸鹿特丹的第二天，英国改变了政策，英国皇家空军被允许攻击鲁尔区的目标，包括石油工厂和其它支持德国战争的民用工业目标。1940年5月15日指16日晚，英国皇家空军首次空袭德国内陆，而法国战役仍在继续进行。[39][40]
欧洲早期冲突
波兰
德国入侵波兰期间，纳粹德国空军对波兰城市展开了大规模空袭，轰炸医院等民用基础设施，包括逃亡的难民。[41]德国空军轰炸了波兰首都华沙，以及小镇维隆和弗蘭波爾。[42]对维隆的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批军事行动之一，也是第一次重大轰炸行动，轰炸是在一个几乎没有军事价值的城镇进行的；轰炸弗拉姆波尔被描述为测试战术和武器实用性的实验。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在《1939-1945年的欧洲战争》中写道：“没有简单的胜利：选择弗兰波尔的部分原因是它完全没有防御能力，部分原因是其巴洛克式的街道规划为计算和测量提供了完美的几何网格。”[43][44][45][46][47]
弗兰波尔被选为实验对象，因为低速飞行的试验轰炸机不会受到火力的威胁。此外，位于中心的市政厅是工作人员理想的定位点。我们观察了可见标志后的方向可能性，以及村庄的大小，这保证了炸弹仍会落在弗拉姆波尔。从一方面来说，它应该使探测记录更容易，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应该确认所用炸弹的效率。
德国空军发出指令的目的是防止波兰空军影响地面战斗或攻击德国领土。此外，德国空军还通过直接战术和间接空中支援来支持德国地面部队的推进，对波兰军事动员中心进行攻击，从而推迟波兰有序的战略兵力集中，并通过摧毁波兰战略铁路线来阻止波兰部队的支援。[49]
瓦瑟坎特行动为轰炸机部队对华沙目标的集中攻击做准备。然而，根据波兰教授托马什·萨罗塔的说法，由于恶劣的天气条件，行动被取消，而德国作家霍斯特·博格声称，这可能是由于罗斯福呼吁避免平民伤亡；据博格称，美国禁止轰炸华沙住宅区内的军事和工业目标。[50][51]
波兰自9月初以来的报告指出，德国轰炸医院并对平民进行扫射（由于德国飞机专门针对医院进行标记，直到医院被移至露天以避免此类袭击，因此对医院进行标记适得其反），以及对逃亡的平民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萨罗塔称，这直接违反了《海牙公约》。华沙于9月9日首次遭到德国地面部队的袭击，9月13日被围困。德国作家布格声称，随着德国地面部队的到来，华沙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根据《海牙公约》，这座城市可以合法地遭到袭击，因为它是一座位于前线的防御城市并拒绝投降。[52]
轰炸铁路、公路和集结的军队对波兰的动员造成了严重破坏，而对城镇和军事目标的袭击则破坏了陈旧的波兰信号网络，扰乱了指挥和控制。在几天的时间里，德国空军的数量和技术优势对波兰空军造成了损失。1939年9月1日起，波兰各地的空军基地也遭到了德国空军的轰炸。[53][54]
9月13日，根据波兰国防军的信息，德军对华沙犹太区发动袭击，理由是犹太人对德国士兵犯下了未指明的罪行，但可能是为了回应波兰地面部队的失败并意图发动恐怖袭击。德国空军183架轰炸机携带高爆弹和燃烧弹轰炸了华沙犹太区。9月22日，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发来信息：“紧急请求利用最后机会进行大规模轰炸，作为破坏性恐怖袭击……将尽一切努力彻底摧毁华沙”。阿道夫·希特勒颁布了一项命令，阻止平民离开华沙并继续展开轰炸，他认为这将促使波兰投降。[55]
9月14日，法国驻华沙空军武官向巴黎报告说，“德国空军根据国际战争法，只轰炸军事目标，因此法国没有理由反驳。”犹太新年，德国空军再次集中力量轰炸华沙的犹太人，轰炸犹太区以及犹太教堂。根据萨罗塔教授的说法，报告不准确，因为作者不知道维隆或卡米涅茨发生的轰炸事件，他于9月12日离开波兰，目的是为了避免法国卷入战争，并且报告于1948年发表。
三天后，华沙被德军包围，数十万张传单被投放在城市上空，指示市民在可能发生的轰炸之前撤离城市。9月25日，德国空军出动1150架次，投掷了560吨高爆弹和72吨燃烧弹。[56]
为了在西方战役中保留轰炸机的力量，He 111轰炸机被Ju 52运输机所取代。由于盛行风，导致轰炸的精度很差，甚至给围攻的德军造成了误伤。[57]
波兰对德国目标的唯一一次轰炸是由PZL23卡拉斯轻型轰炸机对奥瓦瓦的一家工厂实施的。由于苏联于1939年9月17日发动进攻，波兰空军于1939年8月18日离开波兰，驻扎在波兰东部的波兰简易机场和飞机即将被占领。虽然Pursuit Brigade追击旅是波兰首都华沙防御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在战争开始一周后被转移到卢布林。
但泽自由市也发生了一起无计划的轰炸。9月7日晚上11点，一架波兰卢布林R.XIII G水上飞机飞越该市，执行攻击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战列舰的任务。然而，该船已经离开了该市，因此水上飞机飞越但泽市中心，在那里轰炸并向庆祝威斯特普拉特波兰驻军投降的德军开火。[58]
西线，1939年至1940年5月
1939年9月3日，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西线战争开始。9月3日和4日，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德国多艘战舰和小型船只。9月3日，8名德国海军士兵在威廉港被英国炸死，这是战争中首次被英国杀死的德国士兵；随后英国对库克斯港和黑尔戈兰岛进行了袭击。1939年的黑爾戈蘭灣空戰显示了轰炸机面对战斗机的脆弱。[59][60][61]
德国的第一次空袭是在1939年10月16日和17日，袭击了羅塞斯和斯卡帕湾的英国舰队。此后很长时间没有活动。同时，英国皇家空军的袭击减少到每月不到一次。假战依然在继续，双方展开了政治宣传。[62][63]
英国禁止攻击地面目标和港口内的德国军舰，因为有造成平民伤亡的风险。赫尔曼·戈林早期发布的指示允许在任何地方对军舰进行有限攻击，包括在海上进行。而希特勒的OKW第2号命令和空军第2号命令禁止在敌人轰炸德国之前攻击人的海军力量，指出“必须以不引发德国空中战争的爆发为指导原则。”[64]
阿爾特馬克號事件之后，德国空军于1940年3月16日对英国海军基地斯卡帕洛进行了打击，首次出现英国平民的死亡。三天后，英国对德国在叙尔特岛赫努姆空军基地进行了攻击，虽然中了一家医院，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德军随后进行了报复性的海军袭击。[65]
德国对法国的轰炸始于5月9日夜间。到5月11日，法国报告称，亨恩-利塔尔、布鲁瓦、朗斯、拉费尔、洛安、南希、科尔马、蓬托瓦兹、朗贝尔、里昂、布、哈斯布鲁克、杜伦斯和亚眠等地区遭到轰炸，至少造成40名平民死亡。[66]
当盟军的轻型和中型轰炸机试图通过打击德军的部队和桥梁来拖延入侵时，英国战争内阁授权莱茵河以西的公路和铁路等目标进行有限的轰炸。[67]
鹿特丹轰炸
德国利用轰炸鹿特丹，试图让荷兰妥协投降。在德国发出第二次最后通牒后，努力失败了。1940年5月14日，德国空军被命令轰炸鹿特丹，以迫使被围困的城市投降。这起有争议的轰炸，轰炸针对的是被围困市中心，而不是为压力重重的德国第22步兵师（由冯·斯波内克中将指挥，于5月10日空降）在城市西北部和城市东部默兹河大桥与荷兰军队的战斗中提供直接的战术支援。在最后一刻，荷兰决定投降，并派遣一名全权代表和其他谈判人员越过德国防线。有人试图取消袭击，但轰炸任务已经开始。从法律上讲，这次袭击是针对对军事目标和前线至关重要的城市防御部分进行的，轰炸遵守了《海牙陆战公约》第25至27条。[68][69][70][71]
在100架He 111轟炸機中，57架投下总重97吨的炸弹，引发的火灾导致市中心2.8平方公里的区域被摧毁，包括21座教堂和4家医院。袭击造成800至1000名平民死亡，1000多人受伤，78000人无家可归。2022年，档案研究显示，鹿特丹大轰炸期间共有1150至1250名平民、荷军和德军丧生。大约25000所房屋、2320家商店、775个仓库和62所学校被毁。[72][73]
虽然德国历史学家霍斯特·布格表示，英国的宣传将平民伤亡人数夸大了30倍，但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显示，荷兰驻巴黎大使馆最初估计有10万人死亡，荷兰驻纽约使馆后来发布了修订后的3万人数字。国际新闻机构广泛报道了这些数字，将鹿特丹描绘成一个被恐怖轰炸无情摧毁的城市，无视平民生命，废墟下有3万人死亡。有人认为，轰炸是针对明确的目标，并有助于德军进攻。德国威胁要以同样的方式轰炸乌得勒支，荷兰最后选择投降。[74][75][76][77][78]
盟军的反应
鹿特丹遭袭后，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于1940年5月15日授权袭击莱茵河以东的德国目标。空军授权元帅查尔斯·波尔特攻击德国鲁尔区的目标，包括石油工厂以及协助战争的民用目标。袭击的根本原因是将德国空军从前线转移。丘吉尔在16日的一封信中向法国同行解释了他的决定的基本原理：“我今天与战争内阁和所有专家一起审查了你昨晚和今天上午向我提出的增加战斗机中队的要求。我们都同意，最好通过打击敌人的生命体征来吸引敌人到这个岛上，从而帮助共同事业。”由于英国炸弹瞄准技术不足，随后的袭击“对城镇和村庄造成了恐怖袭击的影响。”5月15至16日晚，96架轰炸机越过莱茵河，袭击了盖尔森基兴的目标。[79][80][81]
5月17日至18日晚，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轰炸了汉堡和不来梅的石油设施；投掷的燃烧弹引发了6场大火、1场中等规模的大火和29场小型火灾。袭击造成47人死亡，127人受伤。科隆的铁路调车场当晚遭到袭击。5月，埃森、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和汉诺威也遭到轰炸机司令部的类似袭击。6月，多特蒙德、曼海姆、法兰克福和波鸿遭到袭击。当时，轰炸机司令部缺乏必要的导航和轰炸技术背景，夜间轰炸的准确性极低。因此，炸弹通常散布在大片地区，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1940年6月7日至8日晚，一架法国海军F.222式轰炸机轰炸了柏林，这是盟军对德国首都的首次袭击。[82]
即使英国袭击了德国城市，但德国空军直到法国战役结束六周后才开始袭击英国。[83]
不列颠战役和伦敦大轰炸
1940年6月22日，法国与德国签署第二次贡比涅停战协定。英国则继续战斗。7月1日至2日，英军袭击了德国军舰沙恩霍斯特號戰艦和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16架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袭击了德国的哈姆火车站。[84][85][86]
1940年6月初，不列颠战役以德国对英国的小规模轰炸开始。“滋扰性袭击”指用来训练轰炸机机组人员进行昼夜攻击，测试防御能力并尝试方法。这些训练飞行持续到7月和8月，一直持续到9月的第一周。1940年6月30日赫尔曼·戈林发布的总命令指出：[87]
对英国的战争将仅限于对防御力量薄弱的工业和空军目标的破坏性攻击……对相关目标进行最彻底的研究，即目标的关键点，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应尽一切努力避免平民遭受不必要的生命损失。——赫尔曼·戈林
对英吉利海峡航运和英国空军的袭击和小规模冲突于7月4日开始，并于7月10日升级，道丁后来提议将这一天作为战斗的正式开始日期。战役期间，希特勒呼吁英国接受和平，但英国拒绝谈判。[88][89][90]
希特勒仍然希望与英国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他明令禁止对伦敦和平民的袭击，违反这一命令的飞行员都会受到惩罚。希特勒1940年8月1日发布的第17号指令确立了对英国的战争行为，并明确禁止德国空军进行恐怖袭击。元首宣布，恐怖袭击只能是他下令报复的手段。[91]
8月6日，戈林制定了鹰日计划：四天时间在英格兰南部摧毁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然后将轰炸目标对扩大到中部地区的军事和经济目标，直到日间袭击可以不受阻碍地进行，海狮作战即将开始时，再对伦敦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难民危机。1940年8月8日，德军转而袭击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基地。为了减少损失，德国空军也开始实施夜间轰炸。从8月19日至20日晚开始，夜间轰炸的目标是航空业、港口和城镇等战略目标，包括伦敦周围的郊区。[92][93]
到8月的最后一周，超过一半的空袭采取夜间轰炸。8月24日，几架偏离航线的德国轰炸机意外轰炸了伦敦市中心。第二天，英国皇家空军首次轰炸柏林，目标是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和西门子公司。由于攻击的误差，导致德国认为这是无差别的轰炸，此举激怒了希特勒：他下令通过对英国，特别集中对伦敦的夜间轰炸来打击“英国人的夜间海盗行为”。1940年9月4日，希特勒在柏林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宣布：[94][95][96]
前几天晚上，英国人轰炸了柏林。就这样吧。但这是一个两个人可以玩的游戏。当英国空军投掷2000、3000或4000公斤炸弹时，我们将在一个晚上投掷15万、18万、23万、30万、40万公斤。当他们宣布他们将大规模袭击我们的城市时，我们将根除他们的城市。总有一天，我们中的一个人会崩溃，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 --阿道夫·希特勒
伦敦大轰炸依然在进行中。戈林在阿爾貝特·凱塞林的敦促和希特勒的支持下，对英国首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9月7日，318架轰炸机对伦敦进行了连续不间断的轰炸，伦敦码头区在日间袭击中已经受损。1940年9月7日的袭击已经成为一场明显的恐怖行动，虽然主要目标是伦敦码头，但显然有恐吓伦敦民众的意义。希特勒本人希望轰炸伦敦会恐吓民众屈服。他说：“如果800万（伦敦人）发疯，很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在那之后，他相信“即使是一次小小的入侵也可能会有很长的路要走”。德国空军夜间又出动了250架次轰炸机。截至9月8日上午，已有430名伦敦人遇难。德国空军发布新闻公告，宣布他们在24小时内向伦敦投掷了100多万公斤炸弹。在为期九个月的闪电战中，许多英国城市遭到袭击，包括普利茅斯、斯旺西、伯明翰、谢菲尔德、利物浦、南安普顿、曼彻斯特、布里斯托尔、贝尔法斯特、卡迪夫、克莱德班克、赫尔河畔金斯顿和考文垂。《英国国防》一书的作者写道：[97][98]
尽管德国空军在9月初通过的计划中提到了对大城市人口的袭击，但1940-41年秋冬季袭击的详细记录并不表明其意图是对平民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选定的目标主要是工厂和码头。其他专门分配给轰炸机机组人员的目标包括伦敦金融城和白厅政府区。 --巴兹尔·科利尔
除了巴兹尔·科利尔的结论外，还有1941年在伦敦的亨利·阿诺德将军1949年的回忆录，支持科利尔的估计。亚瑟·哈里斯在1947年指出，德国未能抓住机会通过燃烧弹攻击摧毁英国城市。[99]
随着战争的继续，电子技术也不断升级。为了对抗德国的无线电导航设备，帮助导航员在黑暗中和云层中找到目标，英国随后地解决了对抗措施的问题（最明显的是机载雷达，以及高效的欺骗性信标和干扰器）。[100]
即使轰炸对英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破坏了平民的日常生活，但并没有造成决定性影响。英国的防空系统变得强大，随着德国放弃对英国的入侵，开始注意苏联，袭击也逐渐减少。
轰炸曼海姆的阿比盖尔·雷切尔行动是英国于12月16日对德国城市进行的首次报复性轰炸之一。1940年夏季，英国一直在等待机会，尝试在选定的城镇造成最大破坏的空袭，而这一机会是在德国突袭考文垂之后给予的。在内部，它被宣布为对考文垂和南安普顿的报复。丘吉尔于12月初正式下令实施新的轰炸政策，不展开宣传，并将其视为一项实验。目标标记和大多数炸弹都没有击中市中心。这促进了轰炸机流的发展。虽然这次空袭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功，但批准了进一步的行动。[101]
这是英国从精确打击军事目标转向对整个城市进行区域轰炸的开始。[102]
战争后期的德国
戈林的第一任参谋长 瓦尔特·韦弗将军是乌拉轰炸机的大力支持者，但当他在1936年的一次飞行事故中去世时，在戈林的影响下，对战略轰炸机计划的支持开始迅速减少。在戈林的压力下，韦弗的继任者阿尔伯特·凯塞林选择了一种中型、多用途、双引擎战术轰炸机。艾爾哈德·米爾希强烈支持戈林的观点，他对德国空军的未来起到了关键作用。米尔奇认为，德国工业（就原材料和生产力而言）每年只能生产1000架四引擎重型轰炸机，但双引擎轰炸机的数量是这个数字的许多倍。1937年春天，就在德国空军自己的技术办公室通过Ju 89轟炸機和Do-19重型轰炸机准备进行测试时，戈林下令停止四引擎战略轰炸机项目的所有工作。[103]
1939年，轰炸机B计划试图生产一种双引擎战略轰炸机，该轰炸机可以携带几乎与盟军四引擎重型轰炸机相当的炸弹载荷，但这是战前快速轰炸机概念的发展。轰炸机B的设计旨在实现至少600公里/小时的最高速度。轰炸机B项目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预期的设计需要每对至少1500千瓦（2000马力）的作战可靠航空发动机，这是德国航空发动机行业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严重问题。1942年春末，又启动了一项设计计划，开发具有跨大西洋航程的四引擎（后来是六引擎）轰炸机，攻击美国大陆，并恰如其分地命名为“美国轰炸机”。这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战争结束之前，只有来自两个设计竞争对手的五架原型机在空中进行测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在德国空军服役的重型轰炸机是容易出问题的He 177轰炸机。在1937年11月的初步设计中，航空部错误地决定He 177也应该具有中等角度的“俯冲轰炸”能力。直到1942年9月戈林本人才取消了这一要求。He 177A于1942年4月投入使用，虽然小批量A-0系列生产原型飞机持续发生一系列发动机起火。这一缺陷，以及许多严重缺陷的设计特征，导致戈林在当年8月谴责He 177A的戴姆勒賓士DB 601發動機只不过是容易着火、笨重的“焊接在一起的发动机”。1944年7月启动的应急战斗机方案以及盟军轰炸对整个德国航空业的破坏性影响，阻止了He 177B设计的任何生产。[104][105][106]
He 177A于1942年4月开始服役。此时，在英国皇家空军对吕贝克发动毁灭性袭击后，阿道夫·希特勒命令德国空军以贝德克轰炸展开报复：[107][108]
元首下令对英国的空战打上更具侵略性的烙印。因此，在选择目标时，应优先考虑那些袭击可能对平民生活产生最大影响的目标。除了袭击港口和工业外，还将对伦敦以外的城镇进行报复性恐怖袭击。为了支持这些袭击，布雷活动将减少。 --1942年4月14日，元首总部向德国空军最高司令部发出命令
1944年1月，四面楚歌的德国试图通过斯坦博克行动（英国称为“婴儿轰炸”）的恐怖轰炸来打击英国士气。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德国严重缺乏重型和中型轰炸机，英国高效和复杂的防空系统增加了障碍，被德国占领的西欧机场越来越容易受到盟军的空袭，这使得德国报复的有效性更加令人怀疑。
英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断言：“战争期间，各方轰炸了对方的城市。例如，在入侵和占领俄罗斯期间，有50万苏联公民死于德国的轰炸。这大致相当于盟军突袭中死亡的德国公民数量。”德国空军通过轰炸摧毁了许多苏联城市，包括明斯克、塞瓦斯托波尔和斯大林格勒。仅在1942年6月，塞瓦斯托波尔就投掷了20528吨炸弹。德国在东线的轰炸行动使其在西线的承诺相形见绌。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4月30日，德国空军在东线投掷了756773吨炸弹，平均每月22000吨。德国科学家发明了复仇武器：V-1导弹和V-2火箭——这些武器被用来从欧洲大陆对伦敦和英格兰南部的其他城市发动空袭。这场战役的破坏性比闪电战小得多。随着盟军从西方向法国和德国推进，巴黎、列日、里尔和安特卫普也成为目标。[109][110]
英国和美国在“十字弓行动”中，将部分战略轰炸行动用于消除德国“复仇武器”威胁。在1943年8月的九头蛇行动中，V2的开发被先发制人地打击的佩纳明德研究设施。
战争后期的英国
1941年9月23日，英国空军参谋部的一份文件阐述了对城市进行区域轰炸的目的：[111]
袭击城镇地区的最终目的是摧毁占领该地区的人口的士气。为了确保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到两件事：第一，我们必须使该城镇在物理上不适合居住；第二，我们必须让人们意识到不断的人身危险。因此，直接的目的是双重的，即产生毁灭和对死亡的恐惧。
在区域轰炸行动的前几个月，英国就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国家有限的资源对德国发动战争展开了内部辩论。英国皇家空军（RAF）应该缩减规模，让更多的资源流向英国陆军和英國皇家海軍，还是应该遵循并扩大战略轰炸方案？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教授发表了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支持轰炸行动，证明使用区域轰炸来“剥夺”德国劳动力是降低士气和影响敌方战争生产的最有效方法。[112]
内阁要求高等法院法官辛格尔顿先生调查相互竞争的观点。在1942年5月20日提交的报告中，他总结道：[113]
如果俄罗斯能够在陆地上控制德国，我怀疑德国是否会承受12个月或18个月的持续、加强和增加的轰炸，这必然会影响她的战争生产、抵抗力、工业和抵抗意志。
最后，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德豪斯的论文，正是这种观点占了上风，轰炸机司令部将一直是英国战争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的大部分工业生产被用于创建庞大的重型轰炸机舰队。直到1944年，对德国生产的影响非常小，这引发了人们对转移这么多努力是否明智的怀疑——人们的反应是，在其它任何地方，这种努力都不可能如此轻易地产生更大的效果。
林德曼深受温斯顿·丘吉尔的信任，丘吉尔任命他为英国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并在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1942年，林德曼向内阁提交了“脱屋行动”，展示了对德国城市进行密集轰炸可能产生的效果。内阁接受了这项任务，任命亚瑟·哈里斯空军元帅执行这项任务。它成为对德国发动的总体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德曼教授的论文提出了攻击主要工业中心以故意摧毁尽可能多的房屋的理论。工人阶级的房屋将成为袭击目标，因为它们的密度更高，更有可能发生火灾。这将取代德国劳动力，降低他们的工作能力。他的计算表明，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司令部能够很快摧毁位于城市的大多数德国房屋。该计划在开始之前就极具争议，但内阁认为轰炸是直接攻击德国的唯一选择（因为距离对欧洲大陆的重大入侵还有近两年的时间），苏联要求西方盟国采取行动缓解东线压力。英国很少有人反对这项政策，但议会中有三位著名的反对者，乔治·贝尔主教和工党议员理查德·斯托克斯和阿尔弗雷德·索尔特。[114]
1942年2月14日，英国向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发布了区域轰炸指令。轰炸的重点是“敌方平民，特别是士气”。虽然从未明确宣布，但这是英国最接近宣布无限制空中轰炸的一次——第22号指令说“因此，你有权不受限制地使用你的部队”，然后列出了一系列主要目标，包括多特蒙德、埃森、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和科隆。次要目标包括布伦瑞克、吕贝克、罗斯托克、基尔、汉诺威、法兰克福、曼海姆、斯图加特和施韦因富特。该指令指出，“现在的行动应侧重于敌方平民，特别是士气”。为避免出现任何混淆，查尔斯·波尔特爵士于2月15日写信给空军元帅诺曼·博托姆利，“……我想很明显，目标点将是建成区，而不是造船厂或飞机工厂”。工厂将不再是目标。[115]
第一次真正的轰炸发生在1942年3月28日至29日晚，当时234架飞机轰炸了吕贝克港。选择这个目标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军事目标，而是因为它被认为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用哈里斯的话说，它“建造得更像一个比城市还轻的火”。旧木结构燃烧良好，突袭摧毁了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几天后，罗斯托克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在空战的这个阶段，区域轰炸最有效和最具破坏性的例子是“千人轰炸”。轰炸机司令部通过组织和征召尽可能多的飞机，能够集结非常庞大的部队，然后攻击一个地区，压倒防御。飞机将交错飞行，以便它们能够连续到达目标上空：“轰炸机流”的新技术。
1942年5月30日，0时47分至2时25分，在“千年行动”中，1046架轰炸机向科隆投掷了2000多吨高爆弹和燃烧弹，由此引发的大火将其彻底烧毁。造成的损害是广泛的。在海拔20000英尺的600英里外可以看到大火。约3300所房屋被毁，10000所房屋受损。12000场大火肆虐，摧毁了36家工厂，另有270家工厂受损，45000人无家可归。只有384名平民和85名士兵死亡，但数千人撤离了这座城市。轰炸机司令部损失了40架轰炸机。
在埃森和不来梅又进行了两千次轰炸机袭击，但都没有像科隆和汉堡的破坏规模那样彻底动摇双方。使用重磅炸弹（炸毁屋顶）和燃烧弹（在暴露的建筑物中生火）的大规模袭击在一些城市造成了火灾风暴。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蛾摩拉行动、美国陆军航空队/英国皇家空军对[[汉堡大轰炸|汉堡的联合袭击}}（45000人死亡）、对卡塞尔的袭击（10000人死亡），对达姆施塔特的袭击（12500人死亡）；对普福尔茨海姆的袭击（21200人死亡）。
根据《毁灭的代价：纳粹经济的形成与瓦解》中的说法，1943年3月鲁尔轰炸期间，轰炸机进攻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投掷了34000吨炸弹。突袭后，钢铁产量下降了20万吨，短缺40万吨。斯佩尔承认，英国皇家空军正在打击正确的目标，突袭严重打乱了他增加产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耗需求的计划。1943年7月至1944年3月，飞机产量没有进一步增加。[116]
1943年汉堡大轰炸也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对虎I重型坦克生产和德国国防军最强大的两用火炮88毫米火炮生产的攻击意味着两者的产量都“倒退了几个月”。除此之外，约62%的人口无家可归，造成了更多的困难。然而，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被哈里斯对战争胜利的渴望分散了注意力，并试图在1944年春季之前摧毁柏林并结束战争，但无功而返。[117]
1943年10月，哈里斯敦促政府就轰炸行动的目的向公众诚实。对哈里斯来说，他在汉堡的完全成功证实了他的方法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他敦促：
轰炸机联合进攻的目的……应该明确地说，这是对德国城市的破坏，对德国工人的杀害，以及对整个德国文明生活的破坏。……房屋、公共设施、交通和生命的破坏，前所未有规模的难民问题的产生，以及由于害怕延长和加强轰炸而导致的国内和前线士气的崩溃，都是我们轰炸政策的既定目标。它们不是打击工厂的副产品。
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发现，从9月23日开始，对多特蒙德-埃姆斯运河和中德运河的袭击给莱茵河带来了巨大的交通问题。它对货物运输，特别是德国经济所依赖的煤炭运输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没有额外努力的情况下，到1945年2月，铁路运输（竞争煤炭）的出货量减少了一半以上，到3月，“除了有限的地区，煤炭供应已经消除。”[118]
1945年3月12日，多特蒙德遭受了1108架飞机的毁灭性轰炸，其中包括748架兰开斯特、292架哈利法克斯、68架蚊式轟炸機，这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单一目标的创纪录袭击。4800多吨炸弹通过市中心和城市南部投掷，摧毁了98%的建筑物。[119]
英国的其它努力
“惩戒行动”旨在通过削弱鲁尔地区的水力发电和运输来破坏德国的工业生产。德国还建造了大型夜间诱饵，如克虏伯诱饵基地，这是埃森克虏伯钢铁厂的德国诱饵基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的设计是为了将盟军的空袭从军工厂的实际地点转移。
1943年8月的九头蛇行动试图摧毁德国在远程火箭方面的工作，但只推迟了几个月。随后的努力针对的是法国的复仇武器发射场。
美国在欧洲的轰炸
1942年中，美国陆军航空军抵达英国，对英吉利海峡进行了几次突袭。美国第八航空队的B-17轰炸机被称为“飞行堡垒”，因为它们有10到12挺机枪的重型防御武器——最终每架轰炸机最多有13挺12.7毫米口径的“轻型枪管”勃朗宁M2重机枪——以及重要位置的装甲。部分原因是它们的武器和装甲更重，携带的炸弹比英国轰炸机小。鉴于所有这些，美国空军在华盛顿特区和英国的指挥官采取了与德国空军正面作战的策略，通过相互防御的轰炸机进行越来越大的空袭，白天在德国、奥地利和法国上空的高海拔飞行。此外，美国政府及其陆军航空兵指挥官都不愿不加选择地轰炸敌方城镇。他们声称，通过使用B-17和诺顿瞄准器，美国空军应该能够对德国战争机器至关重要的地点进行“精确轰炸”：工厂、海军基地、造船厂、铁路厂、铁路枢纽、发电厂、钢铁厂、机场等。
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双方同意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对德国的行动将由美国空军在一项名为“空白行动”的联合作战进攻计划中加强。英国空军参谋长、皇家空军元帅查尔斯·波尔特爵士负责英国和美国轰炸机行动的“战略方向”。卡萨布兰卡指令的文本写道：“你的主要目标是逐步摧毁和扰乱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削弱德国人民的士气，使他们的武装抵抗能力受到致命削弱。”在1943年3月4日的联合战略轰炸攻势开始时，669架英国皇家空军和303架美国陆军航空队重型轰炸机可用。[120]
1943年末，美国的战略空袭在施韦因富特突袭中表现出来。虽然袭击使用了战斗箱和装配舰，但无人护航的轰炸机编队无法与德国战斗机匹敌，造成了致命的伤亡，迫使第八航空队停止了在德国的空中行动，直到1944年投入使用一架远程战斗机，P-51战斗机的航程可以飞到柏林。
美军领导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坚持对军事目标进行“精确轰炸”的观点，并驳斥了只轰炸城市的观点。然而，欧洲的天气恶劣，目标能见度低。1943年12月，美国第八航空队接收了第一套H2X雷达。在前六架飞机抵达后的两周内，第八指挥部允许他们使用H2X对一座城市进行区域轰炸，平均每周授权一次类似的袭击，直到欧洲战争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间轰炸被称为“精确轰炸”，因为大多数炸弹都落在铁路调车场等指定目标附近。传统上，空军将瞄准点周围半径300米的圆指定为“目标区域”。虽然战争期间精度有所提高，但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实施精确轰炸的炸弹中只有大约20%落在这个区域内。1944年秋天，第八航空队投掷的所有炸弹中只有7%击中了目标点三百米以内。[121]
然而，大规模的轰炸最终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并迫使德国转移军事资源并进行反击。德国战斗机和88毫米高射炮从东部和西部前线转移是盟军战略轰炸行动的重要结果。
为了提高美军的燃烧弹轰炸，所以仿制了一个的德国村庄，并多次被烧毁。它包含德国住宅的全尺寸复制品。事实证明，燃烧弹袭击很成功，1943年7月，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军对汉堡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大约5万平民死亡，城市大部分地区被毁。
随着驻扎在意大利的第十五空军到来，美军在欧洲的指挥权被合并为美国驻欧洲战略空军（USSTAF）。随着野马战斗机的加入，以及第八航空队对战斗机战术的重大改变，旨在从1944年初开始确保美国在白天对德国的制空权，联合轰炸机攻势得以恢复。规划者们在一次被称为“大周”（1944年2月20日至25日）的行动中瞄准了德国空军，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在德国空军对英格兰的斯坦博克行动（“婴儿轰炸”）中，造成的德国空军损失惨重。由于对美国空军战术的主要防御手段遭受了如此严重的损失，德国规划者被迫匆忙分散工业，而白天的战斗机永远无法及时完全恢复。
1944年3月27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布命令，将包括战略轰炸机在内的欧洲所有盟军空军的控制权授予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将指挥权委托给副手空军元帅亚瑟·泰德。包括丘吉尔、哈里斯和卡爾·安德魯·斯帕茨在内的一些高级人物对这一命令表示抵制，但经过一番辩论，控制权于1944年4月1日移交给了盟軍遠征部隊最高司令部（SHAFF）。当联合轰炸机攻势于4月1日正式结束时，盟军飞行员正在实现对整个欧洲的空中优势。在继续进行一些战略轰炸的同时，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将注意力转向了支持诺曼底登陆的战术空战。直到9月中旬，对德国的战略轰炸行动才再次成为美国战略空军的首要任务。[122]
战略轰炸演变为白天由美国陆军航空队实施，而夜间由英国皇家空军为对德国工业区，特别是鲁尔区实施的大规模轰炸，随后对汉堡、卡塞尔、普福尔茨海姆、美因茨等城市的直接轰炸，以及经常受到争议的德累斯顿轰炸。
据称，在德国投掷的炸弹中大约有10%未爆炸。
战争后期对荷兰的轰炸
荷兰于1940年5月15日投降，德国空军于5月10日至14日轰炸了多个荷兰城市，造成1250-1350名公民死亡。然而，泽兰在比利时和法国军队的协助下继续抵抗德国的占领，德国空军于5月17日再次轰炸米德尔堡。[123]
德国占领荷兰期间，盟军在荷兰进行了大约600次战略轰炸。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造成平民死亡，但由于袭击造成的破坏，许多幸存者无家可归。在1940年5月至1945年5月期间，共有约10000名荷兰平民死于盟军空袭。[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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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空袭荷兰的大部分损失是由于误炸造成的，最初目标包括德国占领的工厂、交通设施、人口登记处、黨衛隊保安處以及边境的德国城市。盟军在轰炸时通常保持克制。造成最大损害的往往是决策失误。阿姆斯特丹、布雷肯斯、登海尔德、鹿特丹和海牙等城市因瞄准不够准确而遭受了巨大的平民损失和轰炸破坏。有时目标太小，因此“附带损害”的风险很高，对小目标的袭击仍然相对有限。
德军利用荷兰海岸对英国城市发动火箭袭击。这是盟军对荷兰展开空袭的另一个原因，造成了荷兰最致命的平民伤亡之一。1945年3月3日，英国皇家空军错误地轰炸了海牙市人口稠密的社区。英国轰炸机机组人员原本打算轰炸“海牙森林”地区，德军在那里部署了袭击英国城市的V-2火箭基地。然而，飞行员得到的坐标错误，因此轰炸机的导航仪器设置不正确。再加上雾和云层遮挡了视线，炸弹被投在了住宅区。轰炸共造成532名居民死亡，约30000人无家可归。[125][126][127][128]
1944年至1945年战争后期，德国空军再次对多个荷兰城市展开轰炸，这些城市已经被盟军在市场花园行动中解放，而其它地区仍被德国占领。荷兰于1945年5月5日被盟军解放。
对罗马尼亚的轰炸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不久对罗马尼亚展开第一次轰炸。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苏联空军对卡罗尔一世大桥发动了几次袭击，摧毁了其中一座桥并损坏了一条输油管道。然而，克里米亚战役和局势恶化后，苏联停止了对罗马尼亚的轰炸。
1942年6月12日，美军对普洛耶什蒂的袭击中首次向罗马尼亚发动空袭（这是美国在欧洲执行的第一次轰炸任务）。13架B-24轰炸机在哈里·A·哈尔维森上校的指挥下，从埃及费耶德向黑海地区投掷了8枚炸弹，其中2枚投在康斯坦察，6枚投在普洛耶什蒂，6枚落在蒂萨尼，还有几枚投在希奥夫利西尼。共造成三人死亡，损失很小。1943年8月1日对普洛耶什蒂的轰炸（海啸行动）则造成了严重损失。海啸严重损坏了四家炼油厂，对三家炼油厂的影响较小；它损坏了普洛耶什蒂火车站，但对城市本身没有太大影响，坎皮纳受损则更严重。截至10月，660名美军被杀或被俘，石油出口超过了海啸行动前的水平。海啸行动造成约100名平民死亡，200人受伤。[129][130]
1944年4月4日，英美轰炸机首次袭击布加勒斯特，主要目的是中断从罗马尼亚到东线战场的军事运输和德国的石油运输。布加勒斯特储存和分发了普洛耶什蒂的大部分精炼石油产品。对布加勒斯特的轰炸行动一直持续到1944年8月，在国王迈克尔一世对扬·安东内斯库发动政变后罗马尼亚加入同盟国。针对布加勒斯特的行动导致数千栋建筑被毁，9000多人伤亡。二战期间对罗马尼亚的轰炸共造成约7693名平民死亡，7809人受伤。[131]
1944年8月23日政变后，德国空军开始轰炸布加勒斯特，试图推翻新政权。袭击从8月24日持续到26日，造成300多名平民伤亡，许多建筑物受损。[132]
对意大利的轰炸
亚洲
亚洲范围内的大多数战略轰炸是由日本和美国实施的。英联邦曾计划，等欧洲战事结束，就派遣一支由多达1000架重型轰炸机组成的战略轰炸部队(“老虎部队”)去远东；但直到太平洋战事结束，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概述
早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後，美國的吉米·杜立特中校曾派出16架B-25戰略轟炸機襲擊日本的東京、橫濱、名古屋和神戶的油庫、工廠和軍事設施。
然而當美國成功发展B-29轟炸機後，美軍便有能力對日本作出有實質作用的戰略轟炸。B-29轟炸機的时速达563公里，飞行高度超过10,000米，续航里程为6,430公里。打擊距離達到2,400公里，並能攜帶9,000公斤的炸彈。當時軸心國的戰鬥機都不能達到此高度，即使達到也追不上它們的速度。
美軍的首輪使用B-29的襲擊是在1944年6月15日，47架B-29從成都起飛，轟炸位於日本九州的八幡鋼鐵廠。但這次攻擊並沒有造成太大的破壞，68架飛機中，只有47架飛抵目標，有4架未能起飛，有4架墜毀，有6架因機件問題要在途中棄置所帶的炸彈，有一架被擊落，其餘的大多只轟炸了次要的目標。
首次來自南方的襲擊是1944年的11月24日，美軍派出88架轟炸機空襲東京，意欲进行一次白天的精准轰炸。飛機在10,000米高空投彈，結果只有约30架飞机找到了轰炸目标，約10%命中預定目標，只有一个飞机制造厂受了轻伤。
當時美軍並未攻佔馬里亞納群島、硫磺岛等軍事基地，如果由中國出發則會有補給問題，而且機場設備簡陋，距離也太遠，由中國起飛的B-29必須減少載彈量以運載燃料，故此B-29在中國的日子裏，只對日本發動了有限的攻擊。直到尼米玆海軍上將以跳島戰術攻佔了一些接近日本的島嶼後，美國第20空軍被編配到第21轟炸師，並開始籌備對日本本州的大規模轟炸。
日本实施的轰炸
日本的战略轰炸是由大日本帝國海軍航空隊及大日本帝國陸軍航空部隊相互独立的来实施。大多数空袭是针对中国的大城市，如上海、武汉和重庆，其中对重庆的空袭从1938年2月持续至1943年8月，共约5000次左右。
对南京和广州的轰炸始于1937年9月22日及23日。它们激起了广泛的抗议，國際聯盟远东咨询委员会的一份决议即为其体现。时任英国副外交大臣 Cranborne 勋爵在他的个人声明中表达了义愤。
当整个文明世界听说这些空袭的消息后，其所带来的深深的恐怖感难以用语言形容。这些空袭所轰炸的地点往往离真正的敌意区域很远。某些地方虽有军事目标，然而在空袭中貌似完全不是首当其冲的。看样子空袭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无差别的屠杀平民来制造恐怖……
——Cranborne 勋爵[133]:135
日本帝国海军亦曾以航空母舰舰载机袭击了当时中立的美国珍珠港及瓦胡岛，时在1941年12月7日，造成近2500人死亡，令美国于翌日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还空袭过菲律宾及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空袭，1942年2月19日）。
台北大空袭
1945年5月31日造成三千余名台北居民当场死亡，伤者及无家可归者更达数万人以上。
對台灣他处的空襲另有：
- 松山空襲 1938年2月23日，蘇聯與中華民國空軍空襲松山飛行基地。
- 新竹空襲 1943年11月25日，美國與中華民國空軍於空襲日軍駐新竹空軍基地。
- 台灣沖航空戰 1944年10月12日 - 16日，日軍基地航空部隊與美國海軍機動部隊之間的戰役。首先轟炸新竹、高雄、沖繩。
- 高雄大空襲 1944年10月12日、1945年1月15日，做為南進基地的高雄市，岡山、左營、鹽埕受創最重。
- 岡山大空襲 1944年10月14日至20日，台灣空戰期間，美軍在台灣高雄州岡山的大規模空襲行動，派出130架B-29轟炸機，目標為岡山飛機製造廠及海軍61航空廠進行連續6天的大轟炸。
东京大轰炸
主要指1945年3月10日、5月25日这两次轰炸，导致：
- 75,000人当场死亡
- 100,000人受伤
- 1,000,000人流离失所
原子弹爆炸
廣島市
广岛市原子弹爆炸事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國在當時日本的广岛市，於日本時間1945年8月6日早上8點15分投下原子弹的历史事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遭受核武器袭击的都市。原子弹爆炸造成广岛市十几万居民死亡，都市遭到毁灭性打击。
長崎市
長崎市原子彈爆炸（1945年8月9日上午11時2分，即昭和20年8月9日）是指二次大戰末期由美軍對日本長崎市所發起的一次核攻擊[134]，亦是人類歷史上第二次於戰爭中使用核武器[135]。（第一次為8月6日對廣島市的核攻擊）當時的長崎市人口有240,000，戰後估計死傷者達148,000人，而建築物就有大概36%受到全面燒燬、破壞[136]。
参见
-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德國的戰略轟炸，德国空军在德国和德国占领的欧洲上空进行的战略防御空袭
參考資料
引用
- ^ Duga, James; Stewart, Carroll. Ploesti. Brassey's. 2002 [26 March 2009]. ISBN 978-1-57488-510-1.
- ^ 2.0 2.1 White, Matthew. Twentieth Century Atlas – Death Tolls: United Kingdom. [4 June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4-20）.
- ^ Crook, Paul. Chapter 10 "The case against Area Bombing". Peter Hore (编). Patrick Blackett: Sailor, Scientist, and Socialist. Routledge. 2003: 176. ISBN 0-7146-5317-9.
- ^ André Corvisier (1994). A Dictionary of Military History and the Art of War, Blackwell Publishing, ISBN 0-631-16848-6. "Germany, air battle (1942–45)" by P. Facon and Stephen J. Harris p. 31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Jennifer M. Lind (2010).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28. ISBN 0-8014-7628-3
- ^ R.J. Rummel. China's Bloody Century: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 Transaction Publishers. 31 August 2007.
- ^ Olivier Wieviorka, "Normandy: the landings to the liberation of Paris" p.131
- ^ Hawley, Charles, Dresden Bombing Is To Be Regretted Enormously, Der Spiegel, 11 February 2005 [2023-02-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6-17）
- ^ Kerr (1991), p. 276
- ^ German Deaths by aerial bombardment (It is not clear if these totals includes Austrians, of whom about 24,000 were killed (see Austrian Press & Information Service, Washington, D.C. [2016-02-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 April 2006）.) and other territories in the Third Reich but not in modern Germany)
- 600,000 about 80,000 were children in Hamburg, Juli 1943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in Der Spiegel SPIEGEL ONLINE 2003 (in German)
- Matthew White Twentieth Century Atlas – Death Toll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lists the following totals and sources:
- more than 305,000: (1945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 400,000: Hammond Atlas of the 20th century (1996)
- 410,000: R. J. Rummel, 100% democidal;
- 499,750: Micheal Clodfelter Warfare and Armed Conflict: A Statistical Reference to Casualty and Other Figures, 1618–1991;
- 593,000: John Keegan The Second World War (1989);
- 593,000: J. A. S. Grenville citing "official Germany" i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94)
- 600,000: Paul Johnson Modern Times (1983)
- ^ Matthew White Twentieth Century Atlas – Death Tolls: Allies bombing of Japa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lists the following totals and sources
- 330,000: 1945 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 363,000: (not including post-war radiation sickness); John Keegan The Second World War (1989);
- 374,000: R. J. Rummel, including 337,000 democidal;
- 435,000: Paul Johnson Modern Times (1983)
- 500,000: (Harper Collins Atla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 12.0 12.1 Marco Gioannini, Giulio Massobrio, Bombardate l'Italia. Storia della guerra di distruzione aerea 1940-1945, p. 491
- ^ Tami Davis Biddle, "British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Strategic Bombing: Their Origins and Implementation in the World War II Combined Bomber Offensiv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995) 18#1 pp 91-144
- ^ Levine 1992, p. 2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Murray 1983, p. 52.
- ^ Hastings 1979
- ^ Garrett 1993[页码请求]
- ^ Boog 2001, p. 408.
- ^ Pimlott, John. B-29 Superfortress (London: Arms and Armour Press, 1980), p.40.
- ^ R.J. Overy, The Air War. 1939-1945 (1980) pp. 8-14
- ^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established by the Secretary of War on 3 November 1944, pursuant to a directive from the late President Roosevelt, 30 September 1945. Anesi.com. [November 20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01）.
- ^ J.K.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chapter 12 "The Illus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first published 1958. Galbraith was a director of the 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 ^ Williamson Murray, Allan Reed Millett, "A War To Be Won: figh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p. 319
- ^ 存档副本 (PDF). [2016-09-19].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21-03-22）.
- ^ Buckley 1998, p. 165.
- ^ Murray 1983, p. 253.
- ^ Buckley 1998, p. 197.
- ^ Gómez, Javier Guisández. The Law of Air Warfar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20 June 1998, nº 323: 347–63 [2014-04-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1-06）.
- ^ Terror from the Sky: The Bombing of German Cities in World War II. Berghahn Books. 2010: 167. ISBN 1-8454-5844-3.
- ^ Evangeslista, Matthew. "Peace Studies, Volume 3". page 447. Routledge.
- ^ 31.0 31.1 Sir Arthur Harris. Despatch on War Operations: 23rd February 1942 to 8th May 1945. Routledge. November 30, 1995: 44. ISBN 0-7146-4692-X.
- ^ .Obote-Odora, Alex. "The judging of war criminals: individu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page 177.
- ^ State Crime: Current Perspectives (Critical Issues in Crime and Societ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28, 2010: 90. ISBN 0-8135-4901-9.
- ^ Moral Questions. web.archive.org. 2022-05-26 [2024-10-28].
- ^ Smith, Melden E. The Strategic Bombing Debate: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Vietna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77, 12 (1). ISSN 0022-0094.
- ^ 36.0 36.1 The Ethics of Bombing. www.armyupress.army.mil. [2024-10-28].
- ^ 37.0 37.1 37.2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BN 978-0-19-507198-6. doi:10.1093/acref/9780195071986.001.0001/acref-9780195071986 （美国英语）.
- ^ International Law - Bombing of Civilians. www.dannen.com. [2024-10-28].
- ^ Taylor 2005, Chapter "Call Me Meier", p. 111..
- ^ A.C. Grayling (Bloomsbury 2006), p. 24..
- ^ Bruno Coppieters, N. Fotion, eds. (2002) Moral constraints on war: principles and cases, Lexington Books, p 74..
- ^ Bob Golan, Jacob Howland, Bette Howland, (2005). A long way home,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p 11.
- ^ George Topas, (1990). The iron furnace: a Holocaust survivor's stor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p 23..
- ^ Hempel, Andrew. (2000). Poland in World War II: An Illustrated Military History.
- ^ Gilbertson, David. The Nightmare Dance: Guilt, Shame, Heroism and the Holocaust. The Nightmare Dance: Guilt, Shame, Heroism and the Holocaust. Troubador Publishing Limited. 2017-08-14. ISBN 978-1-78306-609-4 （英语）.
- ^ Davies, Norman. No Simple Victory: World War II in Europe, 1939-1945. No Simple Victory: World War II in Europe, 1939–1945. Penguin. 2008-08-26. ISBN 978-1-4406-5112-0 （英语）.
- ^ Norman Davies. (1982).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437..
- ^ Schreyer, Wolfgang: Die Piratenchronik. Augen am Himmel: Eine Piratenchronik 1968.
- ^ Speidel, p. 18.
- ^ Boog 2001, p. 360-361..
- ^ Straty Warszawy 1939–1945.Raport pod red. Wojciecha Fałkowskiego, Naloty na Warszawę podczas II wojny światowej Tomasz Szarota, pages 240–281. Warszawa: Miasto Stołeczne Warszawa 2005.
- ^ Boog 2001, p. 361..
- ^ Hooton 1994, p. 181..
- ^ Hooton 1994, p. 182..
- ^ Spencer Tucker, Priscilla Mary Roberts, (2004). Encyclopedia of World War II: a political, social and military history, ABC-CLIO, p 1613..
- ^ Smith&Creek, 2004. p. 63.
- ^ Smith&Creek, 2004. pp. 63–64.
- ^ "7 września 1939 r. – bomby na Parademarsch. Polskie bombardowanie lotnicze Gdańska | Tysol.pl". www.tysol.pl. [2024-10-29].
- ^ 1939. web.archive.org. 2011-12-08 [2024-10-30].
- ^ Monday, September 4, 1939. web.archive.org. 2011-11-05 [2024-10-30].
- ^ Vice Admiral a. D. Prof. Friedrich Ruge, Dr. Hellmuth Günther Dahms, Dr. Ernst Schraepler, Dr. Herbert Michaelis, Dr. Walther Hubatsch, (1968). Der 2. Weltkrieg, Bertelsmann Lexikon Verlag, Gütersloh, p. 657.
- ^ Richards 1953, p.67..
- ^ Smith&Creek, 2004. p. 64.
- ^ Hooton 1994, p. 190..
- ^ IN THE AIR: Raid on Sylt - TIME. web.archive.org. 2009-09-06 [2024-10-30].
- ^ "The Miami Daily News, Saturday 11 May 1940".
- ^ Richards 1953, pp.114–115..
- ^ Piekalkiewicz, Janusz, The Air War, 1939–1945, Blandford Press, Poole, Dorset, UK, 1985, p.74..
- ^ DeutschlandRadio Berlin - MerkMal - Der Bombenkrieg in Europa. web.archive.org. 2008-03-10 [2024-10-31].
- ^ Rutherford, Ward, Blitzkrieg 1940, G.P. Putnam's Sons, New York, 1980, p.52..
- ^ Boog 2001, p. 361,362..
- ^ Van Nul to Nu Deel 3-De vaderlandse geschiedenis van 1815 tot 1940 Page 42, Square 2- by Thom Roep and Co Loerakker.
- ^ Hooton Vol 2 2007, p. 52..
- ^ Boyne, Walter J., Clash of Wings: World War II in the Air,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94, p.61..
- ^ The Milwaukee Journal, Monday 20 May 1940.
- ^ Maass, Walter B., The Netherlands at War: 1940–1945, Abelard-Schuman, New York, 1970, pp. 38–40..
- ^ Kennett, Lee, A History of Strategic Bombing,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82, p.112..
- ^ St Petersburg Times, Wednesday 17 July 1940.
- ^ Richards 1953, p.124.
- ^ Boog 2001, p. 362..
- ^ Jane's, 1989. p. 34.
- ^ Martin, Paul. Invisibles vainqueurs: exploits et sacrifice de l'Armée de l'air en 1939-1940. Invisibles vainqueurs: exploits et sacrifice de l'Armée de l'air en 1939–1940. Editions Y. Michelet. 1990. ISBN 978-2-905643-02-5 （法语）.
- ^ Boog 2001, p. 362..
- ^ British Military Aviation in 1940 - Part 4. web.archive.org. 2011-08-28 [2024-11-03].
- ^ Battle of Britain July 1940. www.naval-history.net. [2024-11-03].
- ^ Grenzlanduniversitt. web.archive.org. 2013-09-29 [2024-11-03].
- ^ Wood and Dempster, 2003. p. 117..
- ^ Great Air Battles: The Battle of Britain. web.archive.org. 2015-11-04 [2024-11-03].
- ^ SC Military Museum. web.archive.org. 2009-03-31 [2024-11-03].
- ^ Quester, George "Bargaining and Bombing During World War II in Europe", World Politics, Vol. 15, No. 3 (Apr. 1963), pp. 421, 425. Published b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 Wood and Dempster, 2003. p. 122..
- ^ The Battle of Britain - Home Page. web.archive.org. 2009-04-19 [2024-11-03].
- ^ John Ray, The Night Blitz, chapter "Choosing London", pages 101–102..
- ^ Der alliierte Luftkrieg - TEIL IV. web.archive.org. 2012-12-30 [2024-11-03].
- ^ Smith&Creek, 2004. Volume II. p. 122.
- ^ Nikolaiviertel Berlin - Luftkrieg. web.archive.org. 2009-09-25 [2024-11-03].
- ^ Air Power:The Role of Bombing in World War II. web.archive.org. 2011-12-29 [2024-11-03].
- ^ Collier, 1957. p. 261.
- ^ Boog 2001, p. 365..
- ^ Ray, John, "The Night Blitz", Cassel & Co 1996, ISBN 0-304-35676-X p.236-241.
- ^ UK Government Web Archive. 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 [2024-11-03].
- ^ Horst Boog,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lobal war", p 509.
- ^ Trigg, "The Defeat of the Luftwaffe" 2016, p. 52-56.
- ^ Griehl and Dressel, p 53.
- ^ Griehl and Dressel, p 52.
- ^ Griehl and Dressel, p 165.
- ^ Price, 2005. p. 195..
- ^ Hitlerův rozkaz k zahájení „baedekerových“ náletů. Fronta.cz. [2024-11-04] （捷克语）.
- ^ Hayward 2001, p. 117..
- ^ Groehler O. Geschichte des Luftkriegs 1910 bis 1980. Berlin, 1981. p. 373..
- ^ Harris, Sir Arthur Travers. Despatch on War Operations, 23rd February, 1942, to 8th May, 1945. Despatch on war operations, 23rd February, 1942, to 8th May, 1945. F. Cass. 1995. ISBN 978-0-7146-4692-3 （英语）.
- ^ Levine 1992, p. 39..
- ^ Issues : Singleton - World War Two. web.archive.org. 2008-12-27 [2024-11-06].
- ^ Longmate 1983, p. 132..
- ^ Levine 1992, p. 36..
- ^ Tooze 2002, pp. 597–598..
- ^ Tooze 2002, p. 602..
- ^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Summary Report (European War). www.ibiblio.org. [2024-11-06].
- ^ RAF Bomber Command 748 Lancasters record attack (Dortmund) 12 March 1945. web.archive.org. 2017-08-13 [2024-11-06].
- ^ Harris, Arthur Travers, ed Cox, Sebastian (1995). Despatch on War Operations: 23 February 1942, to 8th May, 1945, Routledge,.
- ^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 ^ Norman Longmate, The Bombers:The RAF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 1939–1945, pp.309–312.
- ^ Cijfers bombardementen. www.niod.nl. [2024-11-18] （荷兰语）.
- ^ 1940: het gevecht om Zeeland. www.oorlogzeeland.nl. [2024-11-18].
- ^ De namen van slachtoffers van bombardement 3 maart 1945. | Bombardement Bezuidenhout '45. www.bb45.nl. [2024-11-18].
- ^ 3 maart 1945. WO2 Sporen. [2024-11-18] （荷兰语）.
- ^ Boodschap aan de bevolking van Den Haag : oorzaken, gevolgen en nasleep van het mislukte bombardement op het Bezuidenhout, 3 maart 1945 | WorldCat.org. search.worldcat.org. [2024-11-18] （英语）.
- ^ Bombing of the Bezuidenhout: 3 March 1945. www.europeremembers.com. [2024-11-18] （英语）.
- ^ Stout, Jay A (November 2003). Fortress Ploesti: The Campaign to Destroy Hitler's Oil Supply..
- ^ Dugan, James; Stewart, Carroll. Ploesti: The Great Ground-Air Battle of 1 August 1943..
- ^ MARI DEZASTRE Bombardarea Bucureştilor în ’44: mii de morţi şi sute de clădiri făcute praf (Fotografii şocante). adevarul.ro. 2011-02-22 [2024-11-18] （罗马尼亚语）.
- ^ aviatori.ro - contribuţiile d-voastră - articole. www.aviatori.ro. [2024-11-18].
- ^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Marching to war, 1933-1939. Military Heritage Press. 1989 [2019-05-31]. ISBN 978-0880293341.
- ^ 據美軍記錄，發動襲擊的時間是於上午10時58分。
- ^ 美國在長崎市投下的原子彈是屬於Mk-3型核子彈的胖子原子彈。
- ^ 《原子彈爆炸死難者名冊》（原爆死没者名簿）在2006年8月9日所記載的死難者人數是140,144人。
来源
- 圖解第三帝國，克里斯畢曉普、戴維喬丹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