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寇

(重定向自流贼

流寇,又稱流賊,是指流動的土匪、強盜,尤指明朝末年的流寇。

歷史

流寇發展的歷史相當久遠,組成份子相當複雜,有逃丁、邊兵、驛卒、礦徒、饑民等,一般流民即可發展成流寇,唐末的王仙芝黃巢之亂即可視為流寇。流民聚結成寇,首領多是出自於邊軍,或分或合,到處搶糧,使官兵東西奔擊,窮於應付。阎尔梅说过,“寇起山陕之初,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1]历史上最长的流寇流动是黄巢,曾两次攻陷长安。一旦流寇停止流動,便失去流寇的特性,兵科张缙彦曾奏言:“臣任清涧知县,于兵情、贼势,亲见有素。盖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黃巢與李自成皆因攻陷首都後失去戰力。

明朝流賊

明朝政府制定有魚鱗冊,不允許人口隨便流動,謹防流賊。然而明朝末年的流寇蔚為奇觀,有山西人曾记录流寇首领名单:“紫金梁其首也,余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張一川)、邢红狼、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撞塌天(当即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马守应)、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高迎祥)、点灯子(赵四儿赵胜[2]、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夭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夭王、映山红、催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当即革里眼贺一龙)。”趙翼二十二史劄記》還列出唐賽兒劉千斤李鬍子葉宗留鄧茂七李添保黃蕭養劉六劉七齊彥名趙瘋子曾一本徐鴻儒劉香等人,其中劉香是海盜出身。

崇祯二年(1629年),後金入塞,山西巡抚耿如杞率山西兵马赶赴京师勤王,因粮饷不足,兵部令守通州,又調昌平,又明日調良鄉,部队发生哗变,纷纷逃回山西。[3]崇禎二年“議裁驛站冗卒”,被裁失業的驛卒與流寇合流,流賊遍及山西、陝西、河南、湖北、四川等省,李自成本人就是這次事件中的要角。流賊所到之處,饑民爭附之。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帝令陕西巡抚刘广生留杂项辽饷银1万4千两,就地赈济。

崇祯三年(1630年)三、四月间,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黄河,分兵两路进入山西西北部。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亦先后率部进入山西。

崇祯四年(1631年),职方郎中李继贞上疏说:“皇上以数万金钱活数十万生灵,福泽莫大焉!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也,利益莫大焉!”[4]几天后,李继贞再次疏陈赈济的重要性:“臣部若不代请,日复一日,残破愈甚,将费数百万不能收拾;而人民逃窜,东作尽废,延安、西安、平阳、汾州百万钱粮尽成乌有,虽增兵增饷何救于事。度今日平贼之费,与他日平贼之费,孰少孰多?今日借出之费,与他日有出无入之费,孰得孰失?当有不待臣言而洞然于心者矣。”崇祯四年(1631年),崇祯帝以内库银10万两,令陕西巡抚御史吴甡赴陕西延长赈济。点灯子與满天星受抚后,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郝临庵、刘六等部一度受抚。但吴甡赍来的赈银十万两,加上藩王以下捐助的五万两和粮食二万石,僅是杯水车薪,“所救不及十一”。[5]杨鹤的抚局没有推行多久,就以失败告终。[6]

崇祯八年正月,扫地王、平地王等率部经颍州直抵凤阳,烧享殿,掘皇陵,朝野震动。

滎陽大會

崇祯八年正月(1635年),有荥阳大会,吴伟业《绥寇纪略》:“贼侦知,合七十二营头目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金王、曹择、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会荥阳,议逆官军。……壬子(初一日),杀牛马祭天誓师,赐诸贼饮铺,部署已定。有亡自贼中来告状。”娄曾泉於《明朝史略》称“在这次会议上,李自成初露锋芒,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胡允恭亦言,“荥阳大会堪称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明末农民起义将由困难走向胜利,农民军由分散的武装斗争趋向联合作战”,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荥阳大会”。[7]

滎陽大會僅出自於《绥寇纪略》一書,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张岱《石匮书后集》、计六奇《明季北略》、彭孙贻《平寇志》和谈迁《国榷》均無記載。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稱:“所謂滎陽大會召開的起因和議題,同基本的歷史事實鑿枘不相容,顯然出於好事之徒的附會”,結論是“滎陽大會是一個虛構事件”。

李自成

崇祯八年,洪承畴督剿西北的李自成,卢象升督剿东南的高迎祥。崇祯九年张献忠部一度围攻滁州,逼近南京,又转而围攻凤阳,不克,辗转进入庐州、安庆府境。同時,高迎祥部则由密县、登封至嵩县,又回到陕、豫交界之山区。是年,高迎祥被俘犧牲,李自成繼任闖王。事實上,明代萬曆年間,流寇已成大患,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奏疏:“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已未(万历四十七年),辽东四路进军,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鳞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崇祯十年卢象升奏言: “寇每股虽号数万,妇女老弱半焉。”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加强了对农民军的围追堵截。

崇祯十年的陕西大旱,李自成部转移到巩昌府南部。孙传庭奏称:“臣维闯、过等贼,与大兵相持于阶、成山中者七、八月,气焰风声,益非昔比。”

崇祯十一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及南直隶的沿海地区皆旱。華北一带“旱,蝗,赤地千里”。[8]

崇祯十三年,灾害扩大,北方全部沦为旱灾灾区。《豫变纪略》卷三:“是时大旱、蝗,川泽皆竭,濠隍之径扬尘。自是而后,土寇大起如蝟毛。”崇祯十三年秋天,张献忠部进抵绵阳、汉州、金堂、简州、资阳、泸州。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出商洛山,进军河南府境。此时的河南府已大旱三年,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李自成进军河南府時,“贼既入豫,饥民从者日众”。北方大旱摧毁了明朝财政,义军則休养生息,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崇祯十四年二月,李自成部攻开封,有骑兵三百人,步兵三千人,“合诸胁从之徒约三万人”。崇祯十四年以后农民军已摆脱不利的局面,寇強官弱,千里纵横。

崇祯十五年八月,明督师侯恂在《论中原流贼形势疏》中说到,“贼中联营各部,如曹操一支,窥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阴相猜贰。”崇禎十六年以後,李自成的大順部隊已不可擋,陣中發展出強大的進攻能力,每三万骑兵,分作三个行列,“前者返顾,后者杀之”,如同三堵墙一般,時人呼之三堵墙。饥民往往充当农民军的炮灰。[9]。崇祯十六年秋,孙传庭部在豫西與李自成郭决战,官军败,孫傳庭戰死。明亡矣。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國。接着,李自成部进军山西,在平阳分兵,一路北上太原、大同、宣抚至北京,另一路经泽州、怀庆、卫辉、大名、河间至北京。兩軍皆勢如破竹,明朝滅亡。

明朝並非不能抗擊流寇,然剿不勝剿,又陷於東北清兵堀起,苦於兩面作戰。終至亡國。[10]王瓊《雙溪雜記》即說明:“當流賊內亂之時,而胡虜不侵,猶能支也。”

清朝

流寇並非明朝所特有,清之白蓮教捻亂也屬流寇性質,嘉慶二年(1797年),明亮德楞泰總結白蓮教“行不必裹糧,住不藉棚帳,黨羽不待徵調,蹂躪於數千里”“東奔西竄,無久占之地,無一定之所,以劫掠為生”的流動作戰方式,進呈《籌令民築堡禦賊疏》一文。

石达开太平天国政权出走之後。曾国藩稱石达开说“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助之人愿从者渐少。且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须搬,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11],最後“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疾流行,死亡枕藉”[12]

「捻」者,捻香也,流動於黄河流域,捻亂持續時間比太平天國更長,也更難平定。1865年,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殲之後,清朝傾全力對付捻軍,動用湘軍、淮軍及數省兵力,利用地形,「畫河圈地」,後分為東、西二捻,西捻為左宗棠所平定,東捻被李鴻章所滅。

注釋

  1. ^ 见《阎古古全集》卷六,《流寇议》
  2. ^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说点灯子原名孟长庚。
  3. ^ 據耿如杞《世篤堂集》所收《勤王揭稿》,譁變的軍隊是張鴻功所統山西鎮兵,耿如杞所領撫標營兵和太原營兵。
  4. ^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4,15页。
  5. ^ 《绥寇纪略》卷一
  6. ^ 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记载崇祯四年十一月,“降贼不沾泥张存孟复叛,陷安定。王承恩讨克之。贼走绥德,银川驿马夫李自成往从之,为队长。”
  7. ^ 胡允恭:《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8. ^ 郑廉著,王兴亚点校《豫变纪略》卷一,p6。
  9. ^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提及河南饥民: “贼置阵,凡五重,饥民在外,步兵次之,马兵次之,骁骑又次之,老营家口居中。”
  10. ^ 顾公燮《丹午笔记》276《明末杀运循环》:“明代之亡,实由流寇。……甲申岁,皇清定鼎……由是王师往讨,次第荡平,历十有八年,剪除殆尽。四方屠戮,惨不可言,天未厌乱,杀运循环。”
  11. ^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
  12. ^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打地蒙难纪实碑文》

參見

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