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
唐元(1269年—1349年),字长孺,号敬堂,学者称筠轩先生。元朝江浙行省徽州路歙县(今安徽黄山市歙县)人。元朝著名学者、理学家、文学家,仕至徽州路儒学教授。他是徽州唐氏三先生之一,也是明朝开国谋士朱升的老师。卒后入乡贤词祭祀。[1]
唐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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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宋、元朝 | |
爵位 | 新安郡博士 |
族裔 | 汉族 |
世系 | 徽州李唐氏第十一世祖 |
出生 | 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三月初三日丑时 |
逝世 | 元朝至正九年(1349年)六月十三日申时 |
墓葬 | 歙县唐家坞 |
配偶 | 徐良真(1268年-1350年) |
著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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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与交游
唐元的始祖唐承昈,是宋参知政事唐介的曾孙,宋南渡后为徽州知州,子孙遂为徽州人。承昈传九世至廷隽,廷隽无嫡后,以婺源严田李玘之子李桂三继传。严田李氏本为唐朝皇室之后,其始迁祖李佯,为唐宣宗子昭王李汭第三子,避黄巢之乱于篁墩,易名李京,后卜居界田。传三世,李德鸿留居界田,李德鹏迁祁门新田,李德鸾迁婺源严田,此即徽州谱牒史上著名的“三田李氏”。德鸾传十世至桂三。桂三字常道,号梅癯,治《周礼》,于“理学诸文多所发明,具载《六典精义》”,过继后易名唐虞,是为唐元之父。[原創研究?]
唐元既出诗书之家,自幼受程朱理学熏陶。少时与洪焱祖、俞魏卿为笔砚交,里人并称“新安三俊”。三人“徜徉山水间,洗濯磨淬,婆娑嬉游,未始不孳孳以蒞学为务。戏谑亵狎,不一出诸口。”蒙元灭宋后,科举废止达三十余年,江南文人多成游士。三人在干谒名公硕儒之余,恒心嗜学,闻名乡里。时徽州路总管孟淳初见唐元,十分器重,赠诗曰:“新安三俊子其一,气貌清腴文字工”。因为早年“不识治生理”,唐元“屡阨衣食”。三十六岁,以所作诗五十四篇投谒被誉为“江西诗派殿军”的方回,方回欣然命其集为《艺圃小集》,并在序文中称赞其诗“所以可人意者,格高也……近人之学许浑、姚合者,长孺扫之如秕糠,而以陶、杜、黄、陈为师者也”。此后,唐元“梦寐间不敢忘先生之训”,“奋迅劘切以诗自鸣”。延佑二年(1315),元廷恢复科举。消息传到徽州,四十六岁的唐元一度“萤窗雪案”,学习应试文章,却四试有司不利,于是愤弃举子业。元廷科举规模不大,对汉人、南人又存有歧视,这使得当时大量文人转而从事吏事。当时,虽有数举不第而恩授教授、学正和山长之例,但对汉人、南人也存在年龄上的限制。唐元最初训导乡校,生活较为清苦。五十八岁时,得江浙行省授平江路儒学学录之职,在职兴文教,交游东南名士。六十五岁,迁建德路分水县儒学教谕。六十八岁,任集庆路南轩书院山长,声名已盛于金陵。寻以徽州路儒学教授致仕,退居歙县乌聊山下,“益以文章自任”,名重东南,被誉为“东南学者师”。“每侯伯下车,必先请见。四方大夫士子过其境者,必询其起居,即其庐而礼焉。” 上门求文者也是络绎不绝,填塞阡陌。
唐元自谓“晚始知学,而圣言浩若烟海,常惧精力就衰,卒未有成”,“恨平生未见之书尚多,吾岂甘衰老而自弃哉?”因此,他好学老而不倦,晚年“须眉纷白,神采粹温。老于其乡,一人而已”。至正九年以病卒,得年八十有一。临终嘱薄葬,又作“视死如归,无忧无辱。海水还源,本来面目”十六字诗,端坐而逝。其自作像赞曰:“生不忮物,晚而劬书。庶几谨畏,遗体无污”,可以说是对其一生的写照。
唐元平生交游广泛。仅《筠轩集》诗文所及者,即有:方回、虞集、曹泾、龚璛、张起岩、王士熙、吴师道、杨刚中、贡师泰、李桓、杜本、郑元佑、汪巽元、陈栎、汤炳龙、杨敬惪、洪焱祖、俞魏卿、郑奕夫、郑玉、程文、危素、毕祈凤、牟应复、马昂夫(薛昂夫)、郭麟孙、夏溥、刘致、盛则轩、程益、陈方、艾庭晖、俞肇、鲜于去矜、蒋师文、江光启、黄志斋、朱克用、朱文选、赵孟威、夏希贤、夏泰亨、徐舫、胡初翁、孟淳、卢挚、于泰来、孙国瑞、庄蒙、吕广文、汪逢辰、尤拔、吴彬、汪德玉、程国宝、鲍元康、汪幼凤、周彦明、鲍椿、许洪寿、程植、孙岩等。这些人大多是当时身处东南一带的名士,以及诸路儒学教官或书院山长。唐元的交游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元代士人在干谒交际和从事教业上的真实状况,对考证相关人物的生平也有一定的价值。 唐元生平所著,计有《敬堂杂著》、《思乐杂著》、《吴门杂著》、《分阳杂著》、《金陵杂著》和《老学藂稿》凡“三千余篇”,以及理学著作《易传义大意》十卷、《见闻录》二十帙,可谓著作等身。今仅存《筠轩集》诗文十三卷,有《唐氏三先生集》本和清《四库全书》本。从版本上看,前者即后者的底本。《唐氏三先生集》的序跋和附录中,保留了大量有关唐氏三先生的文献,是今人研究三先生和元明徽州文学的重要材料。
理学
元代是新安理学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徽州士人视程朱之学为家邦之学,又都重视家学渊源,因此几乎无人不浸染理学。唐元幼承过庭之训,私淑朱熹,尤精于《易》。他认为,“《易》至朱程无余蕴矣”,但是“二家多不及象”;“儒先於一爻二爻间有总论”,然而“六爻每无总论”。因此,悉数考证陈备,凡“互有不同,则疏于卦末”,成《易传义大意》十卷[3]。此书今已不见传本,清朱彝尊《经义考》卷四十四即将其列为佚书。
唐元平生喜竹,谓其“霜凌雪厉,独正不惧,即吾志操之坚贞也”。他在《董氏存诚堂记》中以“乾之九二”论诚心之道,在《徽州路重建谯楼记》中以山水卦形记建楼始终;在《山林读书所记》中以“物得其所”引出“一心在理”、“持敬”修诚之论,在《一斋记》中由“天一”之数推及人伦终始、修心敬静之说;其《歙县儒学修造记》以“天下惟理最大”开篇,《徐至刚字说》以“义”制刚直收尾……皆持论中正,不一而足。这种“正色坐紫阳”、不为异说的态度,是当时从事教职的教官和山长们所共有的。唐元晚年著《见闻录》二十余秩,“理学渊源,名物巨细,事无不考,问无不知” 。虽然此书亦已散佚,但从书名可以看出,唐元当是重视以主观经验和客观名物来阐述理学的,这自然是难能可贵的正途。至于探究“理学渊源”、“事无不考”,从治《易》的角度看,不由令人想起清人王夫之的易学。《四库总目》称唐元“于经术颇深,其议论亦不诡于正”。可惜其理学著作今皆亡佚,已难深入探究了。
文章
唐元是以程朱理学出身而治文的。在经历了科举的失利后,他转而攻古文,“紬绎经史百家,沉潜韩柳欧曾,于鹤山爱其博洽,自以为临邛衣钵”。每每“五更孤枕,潜思密运,不竢笔札,以腹为稿”,于是“文从字顺,滔滔汩汩” 。唐元以“临邛衣钵”自居,道学文章皆以魏了翁为师。魏了翁之文醇正有法,且立意高远、思想深刻;语言流畅,而纡徐曲折、出乎自然。今观唐元《筠轩集》中《金陵祭杨待制文》写得高古整齐,《贽见梦臣张侍御书》则纡徐而典雅,其他序记铭跋也都议论平实而富有文采,尤可谓得鹤山真传。此外,其《太原王才塑工赞》描摹生动传神,《四库总目》谓其“亦可以补史所未备”;而《跋李伯时摹刘商观弈图》和《舟喻示儿桂芳》都写得短小凝练,后者全文不足160字:
日游吴会,买舟江浒。篙师嗜利而好招人也,偪仄委琐,坐卧弗舒,炎熇上压,沴气下蒸,不呕则泄,同舟之人惧焉。晚泊马目山下,贷舟老叟,大可容千斛,深房高榻,枕簟悉安。余始知善用大者不知其为大,而器小者自不可掩也。汝由是而知务学矣!浮躁浅露,其量几何?深藏不市而恢乎有容者,君子之道也,作《舟喻》,示第五儿桂芳,且将以自箴焉。
唐元白天所乘小舟,因船家贪利多载,以致舱内污浊,旅客叫苦不迭。夜晚所登大船,人少舒适,因而坐卧甚安。这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唐元却从中看出了“善用大者不知其为大,而器小者自不可掩也”的事实,并悟出了“务学”应当“深藏不市而恢乎有容”的道理。《易·序卦》云:“有大而能谦,必豫。”唐元以舟所喻的道理,正是君子的重要品德。文章前半部分叙事,在描述了小舟的狭窄肮脏后,仅用“深房高榻,枕簟悉安”八字便衬托了大船的宽敞惬意。后半部分抓住“大”和“小”的不同表现,点到即止。在说理的方法上,因事生教,寓理于物,完全不是空洞呆板的说教。最后以“且将以自箴”结尾,使得父子处于平等地位,更显谨慎自然,可以说一篇是难得一见的说理文章。
诗歌
唐元晚年在《艺圃后稿自序》中回忆谒诗方回一事时说:“遂闻古今作者格有高卑之异,知其说当自得之心,然博读静思其梯级也……窃谓自得于心者,无法之法;博读精思者,有法之法。”其《艾幼清汝东樵唱诗跋》又云:“昔人有言,读书万卷而不用于诗,畏其义博而辞溢也。夫诗有别材,本于性情,触物而发。故曰:‘言之精者为文,文之精者为诗。’然观少陵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益知学诗人腑肺,非得古今灌溉,理义融会,则如貌枯语涩,于善养生人不类。”唐元悟出诗格有高卑、诗情需学问、理义灌溉的道理,遂注重以精思治学入诗文,以品格治心求道理。其《读子敬龚先生江东小稿》云:“谢韦向上无圭角,濂洛方来以道鸣”、“坡公门下无多客,工部毫端有万牛”、“五更孤枕六旬客,二句三年双泪流”,意识到东坡之诗难学,杜甫笔力则更是雄浑,向他们学习诗法,不仅需要博学精思,更需要苦吟精进。他的这种“兼学唐宋”而有所侧重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时部分文人“宗唐”却沿袭了中晚唐纤弱之风的弊病。杨刚中以“诗思腾涌,如万斛泉不择地而出”来称赞唐元的诗[3],而作诗达到诗思腾涌而又冲澹雄厚的境界,无疑是需要苦寒磨练的。
评价
《四库总目》:“盖其始终当元盛时,故所作多和平温厚之音,极为虞集所推许。又尝着《易大义》、《见闻録》诸书,于经术颇深,其议论亦不诡于正。”
唐桂芳:“紬绎经史百家,沉潜韩柳欧曾,于鹤山爱其博洽,自以为临邛衣钵。”
方回:“诗以格高为第一……(唐元诗)所以可人意者,格髙也。何以谓之格高?近人之学许浑、姚合者,长孺扫之如粃糠,而以陶、杜、黄、陈为师者也。”
虞集:“近覩《郑夫人行实》,佳甚。吾恨不识唐公之为人。”
朱升挽诗:“紫阳山下小柴门,每忆童年拜隐君。乔岳岩岩瞻寿相,长江浩浩读雄文。衮衣不独缘稽古,宦学何时见策勋。千载藤溪风月在,直须骥子表高坟。”
贡师泰:“公文字有法度,诸人不可及。”
夏漙:“唐君之文高古整齐,令人读之不休。邻邦何幸,有此手笔!”
杨刚中:“诗思腾涌,如万斛泉不择地而出。”
杜本:“公之诗文霶霈敷腴,不事险涩。诗慕陶杜黄陈,文入欧曾而卒于临卭。”
程敏政“筠轩之文纡徐而典雅,有汴宋前辈之风。故元名公张起岩、王士熙、吴师道诸君子皆盛称之。诗则含蓄而隽永,不作近代人语。虚谷方公为之序,美其格髙,世以为知言。”
舒頔:“文章学问为时所宗……所谓充然浑然者,当不在汉唐下。诗尤高,丰缛清润,有台阁风。”
朱文选:“先生之为诗,盘折老硬,无纤巧态。为文和平霶霈,无险涩语。沉浸乎礼义之中,优游乎古今之际。”
朱同:“诗文滂沛敷腴,不事险涩。”
孟淳:“新安三俊子其一,气貌清腴文字工。”
王士熙:“乘槎深夜问支机,天女流梭舞凤飞。回首人间金粟尺,剪灯愁制五铢衣。”
陈浩:“筠轩先生以文章行义为士轨式。”
王达:“予阅筠轩先生长孺唐公诗文,辞理条畅,不假雕镂,浩瀚滂沛,浑然天成。得临邛衣钵,有宋季诸儒之气象。”
翁方纲:“新安为朱子之乡,故其(唐元)议论绪言颇津逮朱门。在元人著作中颇为近正。”
歙县民间谚语:“凡入城府,不之东郭见潜夫(洪焱祖),则之南门见长孺(唐元)。”
参考文献
- ^ 唐宸《元代新安理学家唐元考论》,《黄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