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島詩人聯吟大會

全島詩人聯吟大會,主要指1924年至1937年所舉行的全台灣詩人詩社聯吟大會,每一年的名稱多有不同,又稱作「全島詩社(聯吟)大會」、「全島漢詩人大會」、「全臺詩界大會」、「全島擊缽吟會[1]。全島詩人大會至1924年才成為正式且規律的活動,1937年因皇民化運動積極推行而中止。

背景

台灣詩社之始,最早有諸羅縣季麒光邀集沈光文等明末遺老創立東吟社,後來又有唐景崧邀集台南與台北文人組織的斐亭吟會、牡丹詩社等。詩社的活動,當時並不普及,也不是常設性的文學社團,其性質多為文人應答酬唱、創作書寫的聚會。這樣的詩會組織,也可以說是新統治者為了快速安定地方秩序,而拉攏在地文士的活動[2]甲午戰爭之後,台灣割讓予日本,詩社聚會吟詠之風雖然一時中止,但1895年日人治台後,1896年就有民政局長水野遵土居香國、陳洛、李秉鈞、黃茂清等臺北文人聚會吟唱,其後,治台初期日人及台人官紳薈萃,開展了一連串的詩會雅集。尤其1921年總督田健治郎召開全臺詩社擊缽聯吟大會,促使各地詩人、詩社漸增,更促成 1924年全台詩人大會的正式成立。[3]

發展

全島詩人大會嚴格來說,係指1924年起至1937年止,在台灣所舉行的詩人聚會,共舉行14次。1924年2月10日,「中嘉南聯合吟會」舉辦時,會中達成結合全島詩社為一組織的共識。同年4月13日,瀛社例會於陋園召開,亦提出「聯絡文人聲氣」之旨,與中南部詩人之共識相呼應。是以出現邀集全島詩人集會之舉,並依黃欣建議,起草「全島詩社聯合吟會」會則。因此,全島詩人大會在名義上屬於「全島詩社聯合吟會」所召開,成為一規律且制度化之組織。1927年,「大會」復由臺北輪值,會中決議改由五州(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之主要詩社輪值承辦,至少一年一次,並固定於春季召開,邀約全臺各地詩社推派代表參加。「大會」遂成為臺灣詩社間組織聯合的最高殿堂,全島詩人因此得有固定交流的機會。1937年,日本政府全面廢止漢文欄;7月7日,日華戰爭爆發,島內局勢益趨緊繃,至此,全島詩人大會於是中止。[1]:330-331

活動方式

參與社團

每年舉辦的大會具有一定代表性意義,其參與皆為各地的重要詩社,如南部台南的南社桐侶吟社酉山吟社,嘉義的嘉社,中部的大冶吟社、櫟社、怡社,新竹的竹社,北部的桃社、瀛社、星社、天籟吟社、萃英吟社等。[1]:333

詩會進行方式

會前準備

每年由五州的詩社輪流主辦,各詩社設一名幹事,制定會則,共同商議該次詩會的日期、地點、會費及相關活動。日期決定之後,接著由主辦詩社召集社員,分為「庶務」、「文書」、「會計」、「設備」、「受付」、「接待」等各組進行籌備工作,並向全台各詩社寄發通知書,進行出席人數的調查。[1]:335

擊缽活動

詩人大會多是為期兩日的活動,第一日為擊缽聯吟會,第二日為詩人懇親會。通常第一日詩題為兩題,絕句一題、律詩一題,第二日亦是。擊缽詩題多與當地地景相關,例如1925年詩會在台南固園舉行,該次詩題為「固園聽鶯」;1934年詩會在嘉義阿里山舉行,該次詩題為「阿里山曉望」。[1]:336

活動場所

多在私人庭園居所或酒樓餐廳,如台南黃欣固園、台中吳子瑜怡園及東山別墅,台北蓬萊閣江山樓,或新竹公會堂、台中公會堂、台南公會堂、屏東公會堂、赤崁樓、武廟、高雄愛國婦人會館、臺北大龍峒孔子廟等場所。

活動流程

活動現場推舉與會詞人中資望較高者二名為詞宗,分列為左、右詞宗。再由詞宗選定詩題、詩體和用韻,接著在限定時間內,由參與詩人分頭寫作,時間到則交卷,再由大會工作人員進行謄抄,避免詞宗以字跡認人,造成舞弊。再分別由左、右詞宗進行評選,最後統一唱名發表名次[4]。入選者可當場領獎品,入選作品會後多刊於報章雜誌(如《台灣日日新報》、《台南新報》)。

出席人數

根據1931年女詩人吳燕生在〈祝櫟社二十年紀念會〉所云,近年詩人大會參加的詩社社數有55,人數不下千名。[1]:336

影響

由於全島詩人大會分由五州的詩社輪流辦理,也促成以地域觀念去劃分詩社的想法形成。另外,在1895年臺灣改隸以及1906年科舉廢除之後,台灣舊文人失去知識發揮的舞台,詩人大會舉行的擊缽競賽,成績以元、眼、花、臚等名次公布,也讓這些舊文人重新獲得如同科舉揭榜的刺激與榮耀,是以增進了全台詩社的發展。[3]:189-190,194

詩人大會活動的出現,也帶動徵詩活動和各種大小詩活動頻繁舉行,日常生活的婚喪喜慶等瑣事,都以吟唱或徵詩的方式進行,舊詩與日常生活融合,台灣社會充滿濃厚的藝文風氣,文學進入家居生活,出現了社會文學化的現象。[3]:223

參加詩會的詩人,除了仕紳文人、官員學子外,社會各階層形形色色的人物,也都加入詩社,全島詩人數量激增,相關媒體刊物,也多出現擊缽吟、課題、詩鐘、漢詩,造成社會沉浸於文學的氛圍之中,產生文學社會化、大眾化的現象。[3]:224-225

日治時期詩人大會活動,反映了殖民地的進步現代性,因應五大州輪辦,以在地題材入詩,深具地方特色,並結合出版、鐵道、旅遊等行銷風潮。藉漢詩作為媒介,日本詩社社員與台灣詩人的以詩會友,日臺官紳以古典詩作為文化資本、凝聚文化意識,促進關係良善。另社會環境漸趨安定,詩社激增且參與者背景多元,舊詩吟風蔓延全島,擊缽詩風增以贈送獎品、娛樂戲劇、酒宴優妓的方式進行擊缽競技詩,娛樂性質濃厚,成為貼近大眾文學形式、庶民親切日常活動;漢詩跳脫嚴肅的漢學守護,另方面也引起思考文學價值、藝術性式微的反省。[1]:348-349[5]

參見

參考資料

  1. ^ 1.0 1.1 1.2 1.3 1.4 1.5 1.6 江, 寶釵. 從日治時期「全島詩人大會」 論臺灣詩社的轉型及其時代意義. 中正漢學研究. 2013-06, (21): 328. 
  2. ^ 施, 懿琳. 五○年代台灣古典詩隊伍的重組與詩刊內容的變異:以《詩文之友》為主.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 臺北市: 文津. 2005: 29. ISBN 9576687527. 
  3. ^ 3.0 3.1 3.2 3.3 黃, 美娥. 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 台北: 國立編譯館. 2007: 185. ISBN 9789860103267. 
  4. ^ 張, 正體. 學詩門徑. 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98: 172–174. ISBN 9571501735. 
  5. ^ 吳, 毓琪. 日治時期「全臺詩社聯吟大會」的社群文化與文學傳播. 臺灣文學研究集刊. 2014-02, (15): 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