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 (小说)
《一九八六年》是余华的一部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收获》1987年第6期。[1]小说描写了一个历史教师因逃离文革迫害,路遇死人而被吓疯,归来后在幻想中对群众施加刑罚,最终自戕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作者揭示了人性的顽疾和历史的悲剧性。[2]
一九八六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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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余华 |
类型 | 中篇小说 |
语言 | 简体中文 |
發行信息 | |
出版時間 | 1987 |
出版地點 | 中国大陆 |
情节
一个中学老师在文革期间突然失踪——红卫兵们让他写交代材料,第二天他就不见了。之前他是教历史的,对古代刑罚有特别的兴趣。女儿七岁时,他年轻的妻子改嫁了。十多年后,一个疯子突然出现在镇上——这其实就是当年那个失踪的老师。他在幻想中对人群施以墨、劓、剕、宫等刑罚,并用同样的方式残害自己的身体。妻子听到他熟悉的脚步声,吓得不敢出门。在他自宫的时候,女儿就在不远处当了一个看客。最终,他死于对自己实施的“凌迟”,倒在了街边一个邮筒旁。
分析
《一九八六年》是一部以文革和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北京印刷学院的摩罗认为,小说中的主角一开始就拒绝、否定了这场运动。于是,他选择了逃离。他当时在生命上并无危险,因此,他的逃离实际上是精神上的。由于其个人经验,远古的暴行在他心中成为一切罪恶和暴力的象征。文革后,他以一个疯子和残废的面目出现。他丧失了逻辑性的清醒,但复仇的欲望反而无可压抑。在幻想中他将一个人打落水塘,进而将世界都想象成末日刑场,企图以强力的气魄结束这个非人的世界。然而,只有既反抗社会历史对人的决定,又反抗自然本性对自身的决定,才能真正通往自由之路。于是,他将武器调转过来对准了自己。然而,最终他仍然无法维持人格的完整,沦为了非人,然而他与自我的心灵搏斗,意义却不能抹杀。[3]
作者以触目惊心的笔调描写了主角的自残:“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于是黑乎乎的嘴唇开始红润了,不一会儿钢锯锯在了鼻骨上,发出沙沙的轻微摩擦声。……他的脸开始歪了过去……”淮海工学院(今江苏海洋大学)的张景兰认为,疯子在幻觉中认为自己在施刑,而现实中其实是在受刑。这是对“文革”恐怖的隐喻——文革中的施害者和受害者难以区分,而整个文革也可视为一个民族的自残、自戕。而另一方面,作为对照,小说中又描绘了小镇的“幸福”生活,揭示了民众的健忘和浅薄,对历史和现实做了双重批判。[4]
新乡师范学院(今河南师范大学)的董颖认为,作者将这个没有明确时间设定的故事冠以一个有明确时间的标题,一方面采用了模糊化写法,增强了故事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提醒人们暴力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春天”来临后,镇民们谈起疯子“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恐惧”、“觉得这种事是多么的有趣”,甚至他的妻子听女儿说到他时,“不由笑了起来”,国民的麻木和愚昧跃然纸上。[5]
海南师范大学的毕光明认为,小说中的历史老师是历史暴力的肉身化。只有当他疯了之后,才真正成为了教师,对公众发挥了启蒙作用。后来他在臆想中充分表演了嗜杀本性,暗示了人性恶才是历史暴力的真正来源,施虐者可以从这种暴力中得到高度的快感。只有靠人的理性、人道、怜悯和生命感,才能克服历史的暴力。[6]
参考资料
- ^ 黄永林、阎志、张永健. 新文学评论 34.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8: 162. ISBN 9787562291091.
- ^ 吴舒倩. 先锋迷障下的历史书写 ——重读余华《一九八六年》. 名作欣赏. 2019, (20): 108–110. ISSN 1006-0189. CNKI MZXS201920043 .
- ^ 摩罗. 论余华的《一九八六年》. 文艺理论研究. 1997, (5): 55–62. ISSN 0257-0254. CNKI WYLL199705012 .
- ^ 张景兰. 先锋小说中的“文革”叙事——以《黄泥街》《一九八六年》为例.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 90–63, 128. ISSN 1671-511X. doi:10.13916/j.cnki.issn1671-511x.2006.03.019. CNKI DNDS200603022 .
- ^ 董颖. 解读暴力世界——揭开《一九八六年》的面纱. 新乡教育学院学报. 2005, 18 (1): 20–21. ISSN 1674-6511. CNKI XXJB200501008 .
- ^ 毕光明. “无法愈合的疤痕”:启蒙叙事与历史记忆 ——《一九八六年》再解读. 当代作家评论. 2019, (3): 120–124. ISSN 1002-1809.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9.03.016. CNKI DDZP201903018 .